一元还是多元:反思当代世界秩序的基础——兼评赵汀阳教授的“天下体系论”

民族国家是历史的产物,有理由相信它在未来很长时间内仍将是世界舞台上的主要行为体。势力均衡是和平的重要保证,在此基础上辅以相互宽容将有机会建立比较稳定的世界秩序。当代世界秩序的主要问题是美国的实力没有得到制衡。"天下体系论"难以成为世界秩序的替代选项,它主张的普世主义流于空想,而暗含的不平等假设则与时代潮流相悖。

论英国学派的国际秩序观——兼与天下体系理论的秩序观比较

在有关国际秩序的理论探讨中,英国学派的研究路径与基本观点具有鲜明特色和重要学理价值。尽管其间存在着欧洲中心主义倾向和由历史主义研究方法所导致的缺陷,但它对国际秩序的概念界定、对秩序维持机制的探讨等,拓展并深化了人们对于国际秩序的理解。与英国学派的国际秩序观存在根本差异的天下体系理论的秩序观,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前者的缺陷,为理解国际秩序提供了新的路径。

谁之天下?——对赵汀阳天下体系的评估

与百多年中国主流的从左翼或者右翼去以西化中的路径不同,赵汀阳的天下体系试图以中化西,利用中国传统资源对以民族国家为基础的全球体系所产生的问题提出解决。但是,虽然有诸多洞见,但是在对西方理论和实践的批评,对传统中国的理论和实践的解读,对新的世界秩序的构建这三个方面,他对其具有先驱性的天下体系的论证,都有很大的问题。在介绍了其天下体系并指出其问题之后,笔者会指出,儒家的新天下体系可以更好地处理当代全球体系的疑难,并解决赵汀阳天下体系的问题,在过度排他的民族国家体系和过度无外的天下体系之间,给出一条中庸之道。

新天下体系视角下的中美教育交流与合作

新冠疫情放大了全球化进程给世界带来的问题,中美教育交流与合作也面临着诸多不确定性。新天下体系理论从传统中汲取智慧,为破解中美教育交流与合作困局提供了新的视角。回顾中美教育交流与合作的历程,其早期呈现出典型的非世界性特征,存在非对称性和外部性的突出问题。尽管在当前的共在表象下,非世界性从外显走向了内隐,但仍未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中美教育交流合作仍需转型。基于中美两国当前的教育政策,双方应以关系理性原则为指导,积极探寻未来中美教育交流合作的可能生生空间,真正实现“世界性”的无外共在。

天下体系是最好的世界制度吗?——再评《天下体系:世界制度哲学导论》

赵汀阳对世界政治体系的评价采取双重标准,从而认为天下体系好于当前的国际政治制度。然而,即使采用他的标准,我们也无法从逻辑上推论出他的结论。况且,历史事实证明,所谓基于家庭模式的天下体系,并没有自动带来政治关系的和谐,其效果并不理想。因此,暂且不论天下体系能否实现,它实际上不可能解决当今世界的根本问题。换言之,人们不能奢望以单一的制度模式来解决所有不同层次的世界治理问题。

“天下体系”理论不可取

近年来,在讨论世界秩序观问题时,赵汀阳先生提出的“天下体系”理论颇为引人瞩目。这一理论提出:“天下体系因其在哲学层面上满足制度最大化和普遍化的原则,在思想上以其‘无外’的包容性从而具有先天的优越性,将是未来世界的必然形态。”赵汀阳:《天下体系——世界制度哲学导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目录页。

从“天下体系”到“和谐世界”

当现代世界不速而至的时候，传统中国与现代世界都发生着危机。只不过，首先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传统中国的危机，这个危机之急峻，压倒了对后者的警觉，以至于很多年之后，对后者的肯定与对前者的批判共同构成了这一个多世纪以来的文化主题，而只有寥寥无几的人方能意识到后者的存在。

世界主义与天下体系的分歧与通融

世界主义基于个体存在论,有两个特征:理性个体和理性法则。天下体系基于共在存在论,是一个饱满的世界概念,意味着国家政权的合法性取决于国家之间的共在关系。两者的分歧是两种存在论的分歧,两者的通融在于都将世界看做一个系统,都是任何可能的世界制度的形而上学。在当今世界一体化和经济全球化的形势下,将文化的、政治的、民族的交流与冲突纳入到一个更大的视角下来考虑,对于一个有序世界的共建极其必要和极其有意义。

天下体系世界制度哲学导论

该书在标题和副题之间有如下文字：“对世界负责任，而不是仅仅对自己的国家负责任，这在理论上是一个中国哲学视界，在实践上则是全新的可能性，即以天下作为关于政治／经济利益的优先分析单位，从天下去理解世界，也就是要以世界作为思考单位去分析问题，超越西方的民族／国家思维方式，就是要以世界责任为已任，创造世界新理念和世界制度。”

旧邦新命:从混合政体到天下体系——复旦大学哲学系白彤东教授访谈录

随着21世纪儒学复兴运动的深入,当代儒者不仅深入检讨20世纪现代新儒家＂心性儒学＂的不足,而且也对当前复活公羊传统的政治儒学展开了讨论。他们从更多维度上挖掘传统儒学的思想资源,在更开阔的语境中思考未来中国社会的政治建构以及全球问题的解决之道,从而提出了不少富有创建性的观点和理论。其中,复旦大学哲学系白彤东教授独树一帜地提出了一套不同于＂心性儒学＂与公羊＂政治儒学＂的新的儒家政治建构理论,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为此,我们特地对白教授进行了访谈。

新游戏需要新体系

全球化正在形成超出现代模式的政治新条件和新问题。现代政治的思维框架是国家政治与国际政治,这两个政治层次并不能有效解释和解决全球规模的政治问题,因此需要建立一种与全球尺度相配的全球政治分析框架。现代政治思维建立在敌对和争霸博弈的概念上,而全球化使得知识、信息和技术得到普遍化,因此,互相对称的策略模仿将导致各方都无利可图甚至自取其祸。另外,全球化导致各方在经济和生存上的高度互相依赖,一种以全球资本、通用技术和通用媒介结合组成的新权力正在形成对世界的网络式支配,这种新权力不再通过暴力优势而是通过服务优势而获得支配性权力,权力的新公式是:服务造就权力。于是,全球政治面临的问题不再是敌对争霸,而是如何达到最优共在。以非排他的共在原则为基础的新天下体系最有可能解决全球规模的政治和经济难题而达到世界和平。

从天下中心到世界一隅——近代中华世界观地理坐标之变迁

传统的中华世界观不仅认为中国在地理上处于中心地位,而且认为中华文明也是世界上最高等级的、普世性的文明。然而,随着近代以来中国与西方列强间对抗的屡屡受挫,国人为了救亡图存而不得不向西方学习,在这个过程中传统文明观念不断受到冲击,最终使得国人对于西方文明的认识、对于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间关系的理解发生了巨大的、颠覆性的转变。在不到一百年的时间段里,中华文明在国人心目中从中心迁于边沿,成为了居于世界一隅的地方性文明,这一转变过程既是痛苦的,又是复杂的。

从“天下”到“世界”——重思中国近代文化保守主义与民族主义之关系

中国近代以来的秩序观念经历了由“天下体系”到“世界体系”的转变,这在哲学理念上体现为由“形而上的普遍性”向“逻辑的普遍性”转变。随着近代中国民族国家的建构,中国的民族主义思潮兴起,其强调特殊性的政治取向深刻影响了现代三大文化思潮。作为中国现代文化保守主义的主要代表,现代新儒学的三代学人都更为重视从普遍性的维度确证中国文化的恒久价值,而并非仅从民族文化特殊性的维度立论,这个立场与文化民族主义思潮存在着根本差异。现代新儒家的秩序观在“世界体系”的表象之下体现出对传统“天下体系”的回归,在理念上更为认同“形而上的普遍性”。因此,以单一的“民族主义”概念框架来界定现代中国的文化保守主义,显然有失偏颇。

中华天下统一观的形成与发展

中华天下统一观发轫于三代以前,经千余年而形成,内诸夏而外诸夷。中华天下统一观不但为历代中原王朝所继承,而且为中华边缘地带的少数民族所认同,辽金元清对天下统一的追求和中原王朝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中华天下统一观不但为中华大地的主流思想,而且成为朝贡体系的思想基础。在中国主导的东亚朝贡体系解体后,东亚国际秩序已不能由我主导,中国从天下帝国退回到民族国家,这不得不说是中国文明的倒退。天在变,道亦在变,当天下已成过往,就要面对现实,重拾民族国家的玉圭,以国家利益为先,发扬战略思维,该韬光韬光,该有所作为有所作为,解决当下我国面临的复杂国际形势。

从春秋公法到天下秩序的现代重建——以宋育仁《公法驳正》为中心

宋育仁写作《公法驳正》批判欧洲国际法体系,运用《春秋》义理构建普遍主义新天下秩序。晚清“春秋国际法”范式可按思想文本和历史实践予以区划,宋育仁是罕见地对国际法原理及其理想世界方案提出批判的思想家,他反对伦理与政治的“脱嵌”,提倡家国天下一体的礼法秩序,并主张不同于“世界主权”构想的以民本—治理权为中心的天下秩序。宋育仁春秋公法学所体现的“古典的现代性”方案至今仍有其理论意蕴和时代价值。

全球史观视角下两个体系的相遇和互动——论晚明时期西欧列强在中国对外关系中的地位

晚明时期,西欧列强与中国发生了最初的接触。二者各自代表异构的体系,其交往的过程就是体系相互影响的过程。在经济上,西欧民族国家体系与明朝的天下体系产生互相吸纳的倾向,然而两个体系都没有真正瓦解对方;在政治和外交上,两个体系之间并未产生意义重大的互动。在文化、文明认知上,晚明时期西欧的到来促使中国融入了文化全球化的进程,协助了中国对外关系的发展,也让中国完善了自身的天下观念。秉承全球史观,通过经济贸易、政治外交、文化认知这三个领域的分析得出:西欧列强在晚明时期中国的对外关系中处于并行者、有限的参与者的地位,没有从根本上撼动中国的传统天下体系。

“矜恤远人”:清朝前期的外籍船难救助制度

清朝是中国传统海难救助制度发展的重要时期。清政府积极立法,将外籍船难救助纳入了法治化、制度化的轨道。从思想社会语境、船难救助主体与救护费用、难夷居留中国期间的赈恤、难夷的遣返等方面对清朝外籍船难救助的情况进行探讨,认为其是伦理道德下的国家政治外交活动。该救助制度取得了明显的成效,有利于保障外籍漂流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有利于维护清朝的国际地位和国际声誉。

天下体系的未来可能性——对当前一些质疑的回应

近年来，随着中国的崛起和世界格局的变化，国内思想界试图超越西方近代以来建立在民族-国家基础之上的国际秩序，从中国传统文化资源中汲取智慧，提出具有中国风格和气派的世界秩序主张，包括天下秩序、新天下主义、新世界主义等，引起了哲学、历史学、政治学、国际关系学等不同领域学者的关注和讨论，其中也包括许多亟待深入讨论的分歧。为了给世界新秩序的各种主张搭建一个对话和讨论的平台，《探索与争鸣》编辑部于3月5日在上海松江泰晤士小镇召开了“天下秩序与人类命运共同体”高峰论坛。

明代的舆图世界：“天下体系”与“华夷秩序”的承转渐变

明代的地图绘制,虽然依旧坚持着以"中国"为中心的绘图取向,一直在不断强化大一统的政治地理空间,但承继蒙元帝国东西扩张的世界经验,有了郑和下西洋和西方传教士所带来的新鲜域外地理知识的持续发酵,似乎明代中国人具备了更为开阔的地理视野和"世界性意识"。同时,在传统的"天下观"向"世界观"逐渐转变的过程中,前朝太多未曾考虑的海外诸国,渐被纳入"华夷"序列中,使明朝的"华夷秩序"具备了更加丰富和多元的内容。

天下观与新天下体系

古代天下体系是先贤在特殊历史状态中完成的政治创制。新天下体系对其既有继承也有发展,是使世界成为政治主体的世界体系,是以世界为整体政治单位的共在秩序。从天下去理解世界,就是以整个世界作为思考单位去分析问题,从而超越现代民族国家的思维。天下体系是一个基于存在论理由而与价值观无关的世界,是以共在存在论为基础的世界体系。新天下体系的制度理性以关系理性为原则。西方个人—共同体—民族国家的政治系统与天下—国—家的政治系统之间形成一种齿轮式的啮合,存在互补性,这种互补性可以扩大政治可能世界的容量而有助于建构一种政治新概念,通过增加全球政治的维度,使政治哲学变成"全球理论/国际理论/国家理论"三重结构,其中,全球政治是新天下体系整个政治概念的理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