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亲”而“分封”:“天下共主”之成败——公羊家政治哲学一个基本原则的使用与效果分析

周代的政制、礼法、宗庙、祭祀维系于血缘伦理,都与公羊家的"亲亲"原则相关联。"嫡长子继承法"是周人的制度创新,解决了夏商以来王权交接的问题,具有里程碑意义。周王分封遵循"褒有德","尊勤劳",血缘亲属优先,兼顾异姓战功。"封建亲戚"是对血缘关系的绝对信任,借助宗法力量而维护王权核心利益。周天子作为盟主并不拥有天下疆土统治权,只充当首领。柳宗元否认诸侯能倍加爱护封国之土田人口,其势力过大却挑战朝廷权威,乃至"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秦"失在于政,不在于制",封建必将被郡县所取代。但分封制激活了地方,加速土地开发与人口繁殖,促进经济发展、文化振兴,催生贵族阶层,则也是事实。整个西周历代天子都把精力消耗在为"亲亲"确立制度体系、处理复杂血缘关系上,可依然有不断的亲亲相害,应该认真反省这种政治方式。

“苗疆再造”与铸牢国家意识的历史经验

对于铸牢国家意识来说,中国历代中央王朝持续不断地建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认同有历史经验可循。尤其是清朝,前期的帝王对内自行建构起一套自身为“天下共主”的民族观。在这一新民族观的主导下,康熙、雍正、乾隆在“苗疆再造”过程中,对待苗民的态度采用“帝王赤子”(“君主”与“臣民”)来消解“华夏蛮夷”(“文明”与“野蛮”)的叙事。雍正、乾隆打破传统中国“夷夏之辨”把南方各少数民族视为“蛮夷”的偏见,认为“苗、瑶、倮、僮”等皆属“赤子”,都可以通过教化“共敦善俗,永息刁风”。雍正、乾隆把清王朝境内的诸多族群都一视同仁地当作“赤子”,把自身建构为“天下共主”,这具有积极的文化意义,强化了各族人民的向心力与国家认同。值得注意的是,18世纪末,乾隆在面对英国要求扩大通商事宜上却继续套用“夷夏之辨”的理论武器,来对抗工业革命后迅速崛起的西方资本主义文明。

从停止朝贡到起兵反明——兼释努尔哈赤“七大恨”之由来

明金两国正式决裂,历来以万历四十六年(1618,后金天命三年)努尔哈赤“七大恨”起兵为标志。实则双方交恶,始于万历三十五年(1607)建州停止朝贡。随后围绕贡市、勘界以及北关三者展开,最终未能调和。故欲了解“七大恨”之由来,不得不回溯此前十年这段历史。关于明金关系,《清太祖朝老满文原档》《武皇帝实录》多所隐讳,《明神宗实录》亦不乏掩饰,所幸明人疏奏尚存,然须多方比勘辨析,始得近乎历史真相。

论西周的民族政策

西周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的国家.近人王国维在《殷商制度论》中说:“逮克殷践奄,灭国数十,而新建之国皆其功臣、昆弟、甥舅,本周之臣子,而鲁、卫、晋、齐四国,又以王室至亲为东方大藩,夏殷以来古国,方之蔑矣.由是天子之尊,非复诸侯之长而为诸侯之君……盖天子诸侯君臣之分始定于此.此周初大一统之规模”.赵伯雄同志在《周代国家形态研究》中列举金文和古文献中的记载,论证周王与诸侯邦君之间确实存在着君臣关系.这种君臣关系的存在,说明周天子是天下的最高统治者,西周王朝是一个统一的国家.但是,他认为:“这种君臣关系又是十分有限的.周人受了他们自己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限制,在克商践奄以后,不可能彻底改变商代政权的统治模式,不可能建立后世那种统一的集权的大帝国……由分封所建立的邦,虽名义上是天子之臣,却是有很大的独立性的”.西周的天下是一个大国,周天子就是这个大国的国君,但这大国是由许许多多的邦组成的,周邦只是其中之一.于是,我们看到,一方面西周作为一个统一大国而存在,另一方面,周王与邦君的关系在历史上表现为一种十分独特的形态.

清朝中前期对宗藩关系的重大调整及其相关心态

清初实行朝贡制度时有较多满族特征,沿袭明朝"天下共主"概念时注重调解,带有满洲入关前盟主制度的遗迹。白莲教起义爆发后政策趋向收缩和调整,从刚柔并济变为以柔为主,对属国间纠纷变为不愿过问的"一视同仁"。同治朝开始,以边疆安全为中心的地缘政治的考虑逐步占据主导地位,对外话语体系也将以"兴灭继绝"为特征的存祀主义和国际法中的边界安全和"保护"弱小国家联系起来,古老的体现朝贡制度的一些语言如羁縻和羁縻之国、恭顺等在政策层面逐步弱化乃至消失。

周代王畿考述

王畿就是都城周围由王室直接统辖的行政区域。周代在政治上实行分封制度,全部统治区域由许许多多的诸侯国组成。“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诗句是出于对周王的恭维,只表明周王是诸侯同尊的“天下共主”,他名义上对“普天之下”的全部疆土享有主权,实际上只有王畿才是周王直接统治的地域,而王畿之外则分别由诸侯们实行统治。王畿的“畿”字主要有两层含义。第一层含义是近。第二层含义是疆界。王畿又称“天子之县”,有时又称“甸”或“甸服”。西周的王畿面积大约方千里,帮称千里王畿。但这里有两点需要说明。第一,所谓“方千里”,并不是一千平方里。“方千里”的直正含义是纵横各千里,即一千里见方,等于边长各为一千里的正方形的面积,即一百万平方里。古代典籍中常见“方……里”的说法,都是指纵横各多少里而言的。《礼记·王制》云:“

基于地权的国家模型的更迭与嬗变

迄今为止的国家理论,无论是契约论,还是掠夺论,或者新制度经济学的暴力潜能论,都很难对我国历史上国家的产生和演变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释。华夏文明史上国家肇始以来,从夏商两朝的部落联盟制的奴隶制国家,到西周的天下共主的领主制国家,再到秦统一六国后的皇帝专制的地主制国家,直至20世纪的宪政体制的民主制国家,国家的历史形态在不断更迭和嬗变。在这一变迁过程中,国家的暴力倾向逐渐地让位于契约倾向。

论中国封建社会分裂时期的内聚性

中华民族包括汉族和五十多个少数民族,人口达十亿,接近世界总人口四分之一;中国有辽阔的疆域,国土达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是世界上面积最大的国家之一;中国有悠久的历史,上下五千年,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大国之一。人口众多、地大物博、历史悠久是中国的特征。为什么中华民族始终聚而不散,而且越聚越牢?笔者以为,这在于我们的国家和民族存在强烈的内聚性。统一时期,不言而喻,即使在分裂时期,这种内聚性也同样存在,而且显得更为突出,犹如磁石,当你向外牵拉时,才会感到其巨大的磁力一样。本文专论中国封建社会分裂时期的内聚性。

夏朝民族政策探微

夏朝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国家形态,在其形成伊始,就面临着如何处理同周边古代各民族群体关系的基本问题,而民族政策即成为夏朝统治者处理民族问题的基本手段和策略。本文拟就其民族政策的模式、功能、效用作一定探究,并教正于方家。

黄老思想在汉初政治中的作用

西汉初年,汉中央采用了黄老思想,这种思想的运用,对汉初较快的稳定和繁荣起了一定作用。采用黄老思想取决于当时的经济、政治条件。汉初为什么要采用黄老思想?黄老思想在当时如何起作用?本文试从政治角度谈一些看法。

郑和下西洋反思

通过对十五世纪中、西方远航船队的比较 ,昭示世人郑和船队的伟大。通过对郑和下西洋目的的辨析 ,阐明了明成祖朱棣和明宣宗朱瞻基派遣郑和下西洋的真实意图 ,追求“天下共主”的虚名和“贸采琛异”的耗费 ,给明朝社会经济带来了沉重打击。这是“埋葬”

“春王正月”王字浅说

“春王正月”王字浅说《春秋》经文，每年第一条必是“春王正月”，若正月无事可记，则必书“春王二月”或“春王三月”。春和月份无需解，何以必书王字？《公羊传》说是为强调“大一统”，何休引申说是为通夏、商、周三统；杜预说是专指周平王，以正《春秋》之始；桓公年...

封建释义

周族本是以今之洛阳以西至泾渭一带为根据地的“小拜周”,公元前十一世纪下半叶取代“大拜殷”而为天下共主。为了巩固西周政权,周公东征,摧毁商殷及其同盟淮夷的残余势力后,便在全国要冲大封同姓、异姓和古帝王之后于新占领的东方,“从蕃屏周。”《左传》昭公二十八年说:“其兄弟之国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国者四十人。”《荀子·(亻入)效篇》说:“兼制天下,立国七十一,姬姓独居五十三人。”《史记·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又说:“武王、成、

黄帝其人

黄帝是中华民族的始祖。系有熊国国君少典之子,姓公孙,名轩辕,居于轩辕之丘(今河南省新郑市)。但这一说法未得到学术界的普遍认同。关于黄帝,有不少传说。据传他出生几十天就会说话,少年时思维敏捷,青年时敦厚能干。其时,蚩尤暴虐无道,兼并诸侯,涂炭生灵。炎帝无可奈何,只得求助于黄帝。黄帝毅然肩负起安定天下的责任,与蚩尤战于涿鹿,在大将风后、力牧辅佐下,

权力与道德的较量——电影《封神第一部》

剧情简介:商王殷寿与狐妖妲己勾结,引发天谴。昆仑山的元始天尊看到这般变化,就让徒弟姜子牙带着封神榜去寻找天下共主,以救苍生。姜子牙带着封神榜觐见商王,却发现他滥杀无辜且不能打开封神榜,心知殷寿不是天下共主。

不但是史学权威,也是文学名著 《左传》的读者群及遗产

公元前632年冬,霸主晋文公在温地(今河南温县)大会诸侯,要求周襄王参加,以达到“挟天子以令诸侯”的目的,名存实亡的天下共主只好顺从。若干年后,此事在《春秋》被隐言为“天王狩于河阳”,河阳在今河南孟州市西北,离东周都城洛阳不远。

论商代复合制国家结构

商代的国家结构和形态,既非一般所说的"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国家",亦非所谓"邦国联盟",而是一种"复合制"国家结构,它由"内服"与"外服"所组成。内服亦即王邦之地,有在朝的百官贵族;外服有诸侯和其他从属于商王的属邦。内、外服关系亦即甲骨文中"商"与"四土四方"并贞所构成的结构关系。维系内、外服"复合制"结构的是商的王权及其"天下共主"的地位。商的王权既直接统治着本邦(王邦)亦即后世所谓的"王畿"地区,也间接支配着臣服或服属于它的若干邦国。王邦对于其他属邦就是"国上之国";其他属邦则属于王朝中的"国中之国"。这是一种以王为天下共主、以王国(王邦)为中央、以主权不完全独立的诸侯国即普通的属邦为周边(外服)的复合型国家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