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辽朝的“天下兵马大元帅”与皇位继承——兼谈辽代皇储名号的特征

前辈学者大多认为辽朝的"天下兵马大元帅"始终是皇位继承人的特定封号,尤其是蔡美彪先生《论辽朝的天下兵马大元帅与皇位继承》一文对此做了详细论证。然而本文的研究表明,实际上,这一名号的性质和意义在辽代前后期发生过显著变化,它在设立之初只是一个单纯的军帅之号,后来逐渐成为荣誉性的虚衔,直至辽后期,才逐渐具有了皇位继承的象征意义,但并不是一个具有明确标志性意义的皇储封号。此外,本文还在辨析"天下兵马大元帅"的基础之上,对辽朝多样化的皇储名号体系及其特征做了系统考察。

“兵马大元帅”“天下兵马大元帅”与“河北兵马大元帅”--康王赵构大元帅官衔的变化及其政治意涵

在金军第二次南侵的危急关头,钦宗被迫接受朝臣的建议,任命已在相州起义勤王的康王赵构为大元帅。从任命诏书的形成及传递过程看,康王赵构的官衔应是"兵马大元帅"。靖康二年三月,伪楚政权的建立对赵构即位的正统性形成重大挑战,在赵子崧等人建议下,康王赵构改称"天下兵马大元帅"。赵构即位后,大元帅府时期官衔的变化影响其政权的合法性。为"再造王室",实现中兴,在南宋初期官方史书的编纂中,汪伯彦极有可能有意讳言赵构官衔变化的事实,而以"兵马大元帅"指称之。此外,在南宋中晚期,史臣认为钦宗任命赵构为"河北兵马大元帅",缺少直接的史料依据。考察南宋建立前后两次更改大元帅官衔,其目的与宣示即位的正统性和巩固统治的合法性有关。

略论辽初中央军制的演变

辽以武立国,契丹军事体制在辽朝政治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伴随着契丹民族的崛起,辽初统治者一方面利用原有的部族军事传统夺取军马大权,另一方面,又充分借鉴中原王朝军事体制的形式,进而对部族军政制度进行改造,在此基础上,发展和创造了适合于维护契丹封建集权需要的新的中央军事体制,从而有力地促进了契丹王朝的发展壮大。契丹民族的军事制度尤其是中央军事制度对后世金元清等少数民族政权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后世蒙古的"挞马赤军"就起源于辽朝中央禁卫制度。

耶律和鲁斡、耶律淳父子与辽末政治

耶律和鲁斡、耶律淳父子相继任职南京留守50余年,在南京以及广大汉地培植势力,保境息民政策深得众心,特别是耶律淳汉文化修养比较高,比起塞外逐水草而居的皇帝,南京地区的汉族人更认同这位城郭以居的南京留守。辽末动乱中,耶律淳借重汉地的财力以及汉人的支持,声势日隆。契丹族的世选制根深蒂固,和鲁斡被天祚帝授予天下兵马大元帅和皇太叔祖封号,具有皇储身份。耶律淳被拥戴为帝,也符合契丹族的政治传统。

殚精竭虑稳定中唐政局

从安史之乱开始,唐政府的当务之急是确保平叛胜利、稳定局面。历仕肃宗、代宗、德宗三朝的李泌在这一非常时期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李泌(722—789),字长源,先世为辽东襄平(今辽宁辽阳北)人,后迁居京兆(今陕西西安)。运筹帷幄提出歼敌有生力量为主的平叛战略755年安史之乱发生,756年太子李亨在灵武(今宁夏灵武县西南)被宦官李辅国等拥戴为帝,是为唐肃宗,玄宗被尊为太上皇。

辽代太宗朝并无皇太子

辽代自建国伊始虽然就已接受了汉族的立嫡长子为皇太子制度,但由于世选制度的传统在契丹族中根深蒂固,致使皇太子为皇储的制度形同虚设。终辽一代,真正以皇太子的身份继帝位者只有辽兴宗一人而已,而以天下兵马大元帅继帝位者则有太宗、道宗、天祚帝三人之多。由此看来,在辽代,天下兵马大元帅与皇太子同样具有皇位继承的权力。不仅如此,在辽代凡被封为皇太弟或皇太叔者,一律加封天下兵马大元帅,亦即有皇位继承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