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济的天下意识与东晋南朝的天下秩序

在西晋大一统瓦解后各族纷纷建国的历史态势中,百济的道路代表其中一个重要类型。在"天下意识"下,百济与东晋南朝在形式上构建统一的政治体系、分享同一个文化世界。百济首次朝贡东晋便授官,这似与百济、夫余间的历史渊源有关,也是国际形势变动及各自内政需求的结果。自东晋起,对百济王除授形成常例,基本上每任百济王在即位之初便遣使东晋南朝,除授前王的官职。5世纪起,尤其是东城王牟大"内属",百济内部官僚由百济王假行职,再由南朝朝廷除正,也成惯例。与宕昌王、河南王相比,百济王在吸收江左文化制度时受到特殊优待,这是基于彼此的文化认同与情感认同。百济对东晋南朝天下秩序的自觉参与,使其国势盛衰也与江左王朝相应。

天下意识与汉代的德治精神

两汉的长治久安在一定程度上是践行德治精神的结果。西汉建立之初,汉高祖君臣在将天下理解为产业的同时,又确立了与天下人同利的伦理原则,并将顺应天下民心视作解决统治危机的方案。经由文帝的治理实践,汉代的德治精神得以建立。西汉初期的“天下”之义是朴素的社会共识。西汉中后期,儒家学说所缘饰的“天下”之义重释了制度,强调制度设计须体现天下人的意愿。东汉朝野达成有关“天下”之义的共识,转向道义笃行。由此,天下意识从自发的集体意识发展为蕴含着社会动员能力的道德意识。传统中国的德治精神及其实践正是以这种天下意识为观念基础的。

“天下之中”观念烛照下的“天下意识”:建安诗歌地理生成学略论

中原作为中华文明的发源地,地理环境优越,先秦至北宋时期一直为中国政治、经济与文化的中心。中原地区受"天下之中"观念的影响,加之学风与士风互动,文学成就也蔚为大观。仅就自觉转关而言,时在魏晋,地在中原。从文化地理的视域分析建安诗歌的生成原因,可管窥古代文学的自觉轨迹。

论曹操诗中的天下意识和忧患意识

曹操诗歌在中国诗史上的最大价值是突破了两汉经学的藩篱,第一次把天下意识和忧患意识注入诗歌创作,开创了悲壮的诗风和阔大雄奇的意境,进而创作出了具有动天地,感鬼神之魅力的诗篇,为中国诗史开一坦途。

天下意识，民本情怀——解读《沁园春·雪》

毛泽东的《沁园春·雪》是初中语文教材诗词中名篇。全词气势恢宏，充满着积极浪漫的革命主义色彩，其思想内涵和艺术手法实为难得的精品。然而在各类教参和诸多资料中都解释“风流人物”为指无产阶级，或者指无产阶级革命家，或指人民大众，都不肯承认是毛泽东指自己。本文从词内容的逻辑关系、毛泽东青少年时期萌发的政治抱负两方面来分析“风流人物”应指毛泽东自己，而毛泽东不肯承认“风流人物”是他自己，正是他的人民观--民本情怀的体现。

民族国家、文明国家与天下意识

在现代政治哲学体系中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国家理论,国家是构成现代世界体系的基础。基于个体权利建构起来的现代主权国家,具有强烈的契约论色彩,但还非常需要一种精神性的整合力量。因此,在现代国家成长的现实路径中常伴随着强烈的民族意识的觉醒。现代主权国家与民族主义是一个相辅相成的过程。国家的建立,现代民族主义精神应运而生,浓厚的民族主义精神则有着强烈的建国愿望。"民族国家"体系是现代性世界体系的一个重要特征,只是这样的概念依然有它的局限性,以此来涵盖中国这样具有文明类型特质的国家会出现很多问题。这是我们必须加以反思的。

天下意识的投射——曹操《观沧海》赏析

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树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曹操的这首《观沧海》,是中国古代诗史上第一首完整的山水诗,也是第一首表现封建士——诗人"天下意识"的山水诗。所谓天下意识,简言之,乃是指契合原始儒学基本精神的。

中国人的家国情怀与天下意识

中国文化起源比西方早 中国的文化起源比西方要早。中国文化的意识，可以追溯到《易经》。《易经》里说，“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人文和文化的最早的来源，从中国的文字学来说来自于《易经》。那么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刚柔交错天文也，它是相对于人文来讲的，相对人文来讲的天文，我的理解不仅包括天而且包括地，它指的是整个大自然。

天下一家与中外有别:明清朝贡体制下的“华夷中外”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话语体系,且有主次之分。从互动视角看,明清朝贡体制下的“天下-中国-四夷”叙事模式,既承之传统又与世推移,其间蕴含国家意识的“中外”话语与以“天下共主”自居的“华夷”话语彼此消长,地理中国、疆域中国的意识亦通过与朝鲜、安南的边界交涉和勘界划界而日益凸显。至乾隆中叶,随着清朝疆域的基本固定,以往文化上的华夷分界遂让位于地理界限相对明确的中外分界。不仅如此,在“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天下意识里,是否对外用兵以对朝贡国行匡危扶倾的君臣道义,又不得不面临义理与时势的调和问题。明清两朝均曾以“兴灭继绝”为由出兵安南,不过与明朝相比,清朝在理念上有从“兴灭继绝”转变为天命论的话语逻辑,以使义理与时势若合符节。值得玩味的是,在东亚文化圈中,朝鲜、越南等国的中华认同亦包括源自超越了国家的天下意识,这是西方近代的民族国家话语所难以阐释的。

中国作家的天下意识

天之高在于它有日月星辰，地之厚在于它能藏污纳垢，在天与地之间，充满着诸神、草木、动物，人也在其之中。这是老生常谈的话吧，但在这些年里，我才体会到了它对我的重要。因为每天的新闻包围着我，国际的国内的，太多的冲突和动荡，太多的病疫和灾难，刺激着、威逼着，使我紧张而惶恐，面对着写作，茫然、挣扎，甚至常常怀疑写作的意义。正如人人都知道人最后是要死的，却仍是先活着。几十年前我选择了写作，几十年后写作选择了我，那么，现在怎样去写作呢？

企业家应有天下意识——专访著名经济学家韦森

即将来临的中国经济的大转型，也许会促使中国企业家权利意识、改革意识和天下意识的觉醒。中国的企业家群体，在未来不仅需要保持精明、勤勉、创新和不断做大做强企业的商业精神，更要有推动中国改革、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天下意识。

4—5世紀中國政治思想在東亞的傳播與世界秩序——以倭國“天下”意識的形成爲線索

“天下”原指中国领域，但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肇端於五胡建国华北，逐渐形成了将四夷也包含在以中国为中心的天下之内的新“天下”意识。这种新天下意识随着当时规模巨大的人口移动，被传播到高句丽、百济、新罗、倭国等国，并影响到古代朝鲜、日本的国家建设。正是在这样一种国际动向中，倭国王从倭王武时代既向中国皇帝称臣，同时又自称“治天下”之王，到隋炀帝时代倭王自称“天子”，倭国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天下”意识。伴随着新天下意识在东亚的形成和传播，魏晋南朝的世界秩序最终被北朝隋唐的世界秩序所取代，东亚各地区也进入新的中华、天下纷然丛生的时代。

论日本幕末时期武士忠诚意识的演变——以吉田松阴为例

在日本中央集权的近代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中,幕藩制度下封建武士的等级性、多元性的忠诚,逐渐集中指向以天皇为统一象征的近代国家。吉田松阴正是这一转变过程早期的代表人物。一方面,吉田松阴"天下意识"和"藩意识"的相互强化和共同发展,使他在外来危机的刺激下,形成了提倡效忠于天皇的"国体论",并提出了将军职分论,从而完成了倒幕思想的理论准备;另一方面,松阴依然保持着以藩主为核心的忠诚模式,并视之为效忠于天皇的不可或缺的中间环节,始终未能否定藩主辅佐幕府的忠诚义务。虽然松阴最终未能突破幕藩体制而形成"一君万民"式的近代性忠诚,但其忠诚意识已经不同于典型的封建武士,预示着近代日本忠诚观念最终定型时的两种可能性。

天下归心与忧世不治——曹操诗歌的儒家思想和诗歌地位

曹操诗歌思想情感具有鲜明的儒家特色,主要表现在浓厚的天下意识和深广的忧患意识,他是我国诗歌史上以抒发儒家政治情怀进行个性创造的第一人。

古人的一元天下和多元天下

现代学者对天下范畴的理解,其实也是对古人天下意识的理解。如果从史实上看,天下范畴的历史基础是周人的新天道观,在春秋战国时代为诸子所阐发。而现代研究者用以理解“天下”概念的重要经验事实,则来自于秦汉时代。秦汉王朝对大一统的建构,既是对天下理念的实践追求,也是对“天下意识”的传播与塑造。

论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的传统文化观念

以李大钊、陈独秀为代表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开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思想传播之先声,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中做出了卓越的理论贡献,也为之后的中国革命奠定了基石。本文以文化研究为切入视角,探索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的传统文化观念,从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源起、传统文化在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表现形式以及传统文化与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局限性之间的关系三个方面入手,从整体上把握传统文化观念对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体系形成产生的影响。

论曹操对原始儒学精神的诗化

曹操诗歌在中国诗史上的最大价值是突破了两汉经学的樊篱，第一次把原始儒学的天下意识与忧患意识注入于诗歌创作，开创了悲壮雄健的诗风和阔大雄奇的意境。从而，使标志着中国民族理性觉醒的原始儒学精神转化为具有动天地、感鬼神之艺术魅力的诗篇，为中国诗史开一坦途。

赋是汉代文学宏大叙事的典型样本——以汉大赋为中心

汉赋中表现出鲜明的国家—天下意识、浓重的历史情绪和高昂的政治热情,呼应着时代的共同主题,成为汉代社会精神的集中表现,是汉代文学宏大叙事的典型样本。

从“鸟类”意象看陶渊明的心路历程

陶渊明的诗歌中有许多关于“鸟类”意象的诗篇。陶诗中的“鸟类”意象凝聚了诗人对新的人生理想和生存模式的探寻,是诗人在“天下意识”与“田园情结”、“归田之乐”与“穷困之忧”矛盾斗争中,经过寻觅、摸索、痛苦、彷徨、蜕变、超脱的心路历程之后才找到的精神家园。在他笔下,“鸟类”意象也就成为对自然追求的审美凝点,成为其自身人格力量的写照,也是我们透视陶渊明的淡泊情怀和心路历程,找到其返归自然而安然自适的的重要道途。

宋代道德理想主义的精神特质

宋代道德理想主义是在宋代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产生和形成的道德学说。它以人生道德理想、社会道德理想和爱国主义道德理想为目标,以担当天下的道德主体意识、公天下意识、道德自律意识和道德批判意识为内容,凸显了宋代理学的精神实质和理学家道德实践的精神风范,具有特定的时代个性和思想特质。宋代道德理想主义既是中华民族传统道德精神的重要内容,也是当今道德建设的宝贵精神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