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直隶天主教传教士对自然灾害的赈济

近代以来,直隶地区灾荒频仍。面对自然灾害,传教士采取多种方式救助灾民,取得了一定成效。传教士在本着博爱、慈善愿望开展赈济事业的同时,也带有改变教会殖民形象和吸引灾民入教的实用功利动机。正因为一些传教士过分注重赈济事业的传教目的,采取了一些急功近利的传教政策,故而弱化了教会赈济事业的慈善色彩。

抗日战争时期内蒙古天主教传教士对抗战的贡献

抗日战争时期,内蒙古的天主教传教士及其领导下的天主教会,积极为抗战服务,他们收容难民、救护伤患,坚持进行了一系列对抗战有益的社会活动,甚至直接参加了打击敌人的战斗,做出了重大贡献。

早期来华天主教传教士对汉语语法的研究

早期来华天主教传教士是西方最早的汉语语法研究者，卫匡国、瓦罗、冯若瑟等人的语法作品是天主教传教士汉语语法研究的代表作。这些作品一方面模仿借鉴拉丁语法的框架，另一方面又力图接近汉语本身的特性，体现了天主教传教士语言学家在汉语研究过程中的思想变化历程。这些作品促进了当时西方世界对汉语的认知，推动了西方语言思想的发展，另一方面也构成汉语语法史的重要史料，对现代汉语研究不无借鉴价值。

明末清初天主教传教士在粤刻印书籍述略

文章以藏于梵蒂冈图书馆的清初入华意大利籍传教士叶尊孝《字汇拉定略解》一书最末所抄录的《广东书版书目》和《广东圣方济各会堂书版目录》为中心,结合近年整理出版的明清天主教相关文献和书目,对明末清初天主教传教士在粤刻印书籍情况略作考述,以补充和加深对这一时期广东出版史的认识。

明清间在华天主教传教士与俄国传道团之比较——时间以1840年鸦片战争为下限

明清间在华的天主教传教士与俄国传道团有其相似之处即都促进了中西文化交流与欧洲汉学的发展,但两者更多的却是不同之处,主要表现在:两者来华的背景与目的上,两者在华事业的进展与结果上,两者来华人员的个人意愿、整体素质、地位、待遇及成员构成上等。

20世纪20—30年代天主教传教士与绥远社会的交融

本文以20世纪20-30年代绥远教区天主教的发展为背景,概述了天主教传教士通过医疗活动与绥远社会各阶层从交往到交融的过程,进而论证了这种交融的结果对天主教的传教事业和绥远社会发展产生的双重作用和深远影响。传教士与绥远社会交融的结果,一方面促进了天主教各项事业的发展,也使天主教这种外来宗教本土化程度日益增强;另一方面对绥远社会产生了积极影响和作用。特别值得称道的是,天主教会与绥远省政府关系融洽,营造出和谐发展的社会氛围。

文明交流互鉴视域下宗教中国化的历史经验 以明清之际天主教传教士与中国穆斯林的对话为例

宗教交流在推动人类文明交流互鉴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同时,文明交流交往对宗教的丰富、发展、适应、演变亦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明清之际是我国历史上重要且独特的历史时期之一,思想文化多元活跃,也正值伊斯兰教和天主教中国化的关键时期。无论是来华的天主教传教士还是世居中国的穆斯林知识分子,为彰显教义教理,适应中国本土文化,以达成跨文化的理解、实现宗教的传承,译介、著作层出不穷。

天主教在广东的传播与发展

自唐、元而至近代，基督宗教曾先后四次传布中国。广东和天主教发生联系的最早记录是宋代末年，天主教传教士“尚由贾舶至广州”（艾儒略：《西学凡》），由于年代久远，这一说法无法考证。16世纪，天主教第三次传入中国，广东成为天主教向中国内地传播的桥头堡。

试论明末清初来华传教士之中文名

明末清初来华的天主教传教士在对华交往中多使用中文名,中文的相关著述中也多以其汉名指称他们。然而此类中文名绝非简单的人名音译,而是依据一定的规律构成的。其构成受到了中国不同方言的影响,并且体现了一定的历史传承性。在传教士的在华活动中,中文名使他们更好地为中国所认识和接受。传教士中文名既是中西文化交流的产物,也是不同文化融合的见证,它们如化石一般,保存着一定的历史、文化信息,对我们研究当年的中西文化交流状况,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鲜为人知的藏族天主教堂音乐

众所周知，绝大部分藏族人信仰藏传佛教，尽管藏传佛教的信仰者在藏族中占了绝大多数，但藏传佛教并非是藏族唯一的宗教信仰，还有少部分群众信仰本土宗教本教，极少部分还信仰伊斯兰教，还有很少一部分信仰天主教。在公元17、18世纪曾有基督教和天主教传教士在西藏阿里地区传播其教，但与当地的藏族社会、藏传佛教寺院和信仰者发生冲突而未能立足。

巴黎外方传教会在四川实行中国化的见证——以《圣教礼规》为例

在经历过"礼仪之争"和"百年禁教"后,天主教传教士们开始潜心思考教会礼规和中国传统之间的融合问题。在文化底蕴深厚的中国土地上传教,如果不能处理好宗教礼规问题,不要说"补儒、超儒",首先在"合儒"上就会被淘汰出局。在四川经过上百年积淀的巴黎外方传教会,终于在1900年开创性的出版了《圣教礼规》。

来华传教士“二三”事

明清两代，共有975位耶稣会士在中国大地留下活动足迹（参荣振华《1552--1800年入华耶稣会士列传》，转引自《明清间耶稣会士入华与中西汇通》序言，7页），加上耶稣会以外的其他天主教传教士，人数早已过千。这其中，进入宫廷的也不在少数，考察他们的宫廷经历，会发现一些值得“琢磨”的趣事。

高桥阿姐的上海绒绣

绒绣,源自于欧洲的意大利,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由欧洲的天主教传教士传入上海。从欧洲到中国,从皇室用品到百姓家庭手工艺制品,绒绣正是中西方文化交融的跨界产物。文化背景的冲突与技术创新的叠加,神奇地创造了兼具东方神韵与西方形态的海派文化艺术结晶--上海绒绣。她是一种用彩色的羊毛绒线,在特制的网眼麻布上绣制的一种工艺美术,她色彩浓郁,立体感强,艺术感染力丰富。她虽来自西方,但又融合了东方刺绣艺术的细腻与典雅,是西方工艺美术和东方刺绣的结合,体现了中西方文化相互交融的特点。2011年,上海绒绣被选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萨拉乌苏考古大事记

1892年-1894年,俄国地质学家奥勃鲁契夫两次在萨拉乌苏河两岸进行地质考察,成为开展萨拉乌苏河晚第四纪地质研究的先行者。1922年,法国天主教传教士桑志华主持考察发掘萨拉乌苏河流域,拉开中国地区旧石器时代考古的序幕。1923年,法国古生物学家德日进和桑志华主持调查萨拉乌苏河河谷地貌、地层和化石出土地点,并在桑志华1922年发现的邵家沟湾地点进行发掘。自此,萨拉乌苏河旧石器时代考古真正进入科学探索阶段。1924年,德日进、桑志华发文报道中国北方一些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遗迹,其中包括萨拉乌苏河的相关发现,首次使用“Sjara-osso-gol”名称,把“萨拉乌苏河”载入科学文献,享誉世界。

发现粤东:意大利传教士麦兆良的考古人生

近百年前,一位意大利天主教传教士在战火间奔走于粤东大地,他在传教的同时进行考古调查与研究,发现了50余处遗址,收藏千余件文物,初步建立起粤东史前文化序列,他也是首位在中国使用碳十四测年的考古学者。通过对学术史的梳理,我们一起走进麦兆良的传奇人生。

独臂神父饶家驹与抗战时期的难民救济

自从明末利玛窦来到中国以后，天主教传教士一直在中国社会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不管是清前期的“礼仪之争”还是晚清频发的教案，天主教传教士都是其中主要的活跃者，而且留下了很多不光彩的印记。不过，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当整个中国都在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时候，很多在华天主教传教士也投身到中华民族的伟大抗战中，

有关“咖啡神父”的记忆碎片

闻名于微末去年初,我搬到云南大理,想写一些本地的故事。三月底,我偶然听一位客栈老板说起宾川县的咖啡村,据说那里是中国咖啡的起源地,最早在这里种植咖啡的是清末一位天主教传教士。我记下村子的名称：朱苦拉村。随后,我搜索了相关的信息,发现朱苦拉的名号也多种多样：“咖啡活化石”“最古老咖啡”“中国咖啡起源地”。然而,

西林教案新探

1856年3月,法国天主教传教士马赖及教徒3人在广西西林从事传教活动,被当地知县张鸣凤逮捕并处死,这一事件即通称的西林教案也叫马神甫事件。这一事件后来被法国用作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借口,而这场战争进一步加深了中国的半殖民地化,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在国内外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本文拟就其中的几个问题谈一谈自己的看法。一、关于马赖到西林传教的问题马赖是法国天主教传教士,是西林教案的主角之一。西林是广西西部偏僻贫瘠的一块土地。广西范围那么大,好于西林的地方多的是,为什么马赖选择这个地方作为他对广西进行宗教侵略的突破口呢?论者一般都认为这是由于这个地方有利于宗教侵略,

潮汕西医学教育的滥觞

西方医学进入中国最早可追溯到16世纪,当时已通过一些西方天主教传教士传到我国。西方医学大规模传入我国是在19世纪中叶,特别是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医学进入中国以建教会医院为主要形式。1863年9月英兰长老会第一位医疗传教士吴威凛在汕头创办汕头福音医院,应为西方医学进入潮汕地区的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