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船山“四德”天人之辨的人性论意义

船山将同由诚而不息的健顺之德分化出的德、理分殊为不同层面,前者为体为能,后者为用为实,并将德虚化为形式性概念,或曰待充实体认的虚灵良能,以此方式,做出了"元亨利贞"与"仁义礼智"的天人之辨,既保证了伦理政治的基础,又无寻求现成不变先天本体之虞。

天人之辨与中国儒家思想史的主题

思想史的主题至少具备两个特征,即重要性与继承性。重要的主题能够对整个思想与文化产生影响;继承性表明该主体贯穿了社会历史的始终。它依赖于抽象而存在,非直接的史料。它作为一般意识而不为人知。中国儒家思想史的主题是天人之辨,即天地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之间的关系。对中国人来说,天人关系学说具有重要的意义,关乎个人、国家与天下的安危。从历史来看,天人关系也是古代思想家不断的话题,具有延续性。传统儒家的天命观揭示了早期天人关系观;在春秋战国时期,儒家主张天人相分;两汉时期,儒家主张天人相副;魏晋时期,儒家主张天人一体;宋明理学时期,儒家不但主张天人一体,而且认为人是天地宇宙的主宰。在探讨天人关系的努力中,逐渐产生了儒家思想或儒家人文精神。

论思孟学派的“天人之辨”

孔子的天人关系中虽然还有一定神秘色彩,但是人文德性的认识乃是其中主流。子思学派在孔子的基础上对天人关系进行了深入思考,尤其通过“天命之谓性”等观念实现了天道性命的贯通。但子思学派在心性和工夫的论述方面比较粗糙,无法将天人的贯通完美实现。孟子则在此基础上“十字打开”,一方面通过积极和消极两面的天人关系更好的证成了天人之道的贯通,另一方面完善了内在的德行修养功夫,从而将思孟学派的天人之辨予以了真正完成。

天人之辨:中国古代哲学基本问题

基本问题是恩格斯从德国古典哲学概括出来的具体问题,被苏联哲学界作了教条主义解释,并炮制出“两军对战”的哲学史模式。受制于这种模式,中国哲学史事业长期跌入低谷。天人之辨才是中国古代哲学史的基本问题。天人之辨发端于先秦,经学家把重点由人转移到天,玄学家从中演绎出体用之辨,理学家从中演绎出理事之辨。他们以动态的方式将天人之辨贯穿于中国古代哲学史的全过程。

王船山天人之辨与体用思想探微

体用学说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一个时代学术思想的核心面貌。而重新发现天人之辨无疑是明末清初儒者们借助于阳明心学的体用思想向先秦回归的重要环节。王船山天人之辨的核心要义是人须当明了其知识的限度与可能,强调的是整全之体本身不可能被知识完全把握,并通过"体本无体"与"体用相生"的结构,既保证儒家由天而来的价值基础不会动摇,同时又不会让人妄与天同,走上异端或心学狂禅之路。

从“天人之辨”看孔子德性幸福的内在超越

从天人之辨来看,孔子更重视人在实现德性幸福中的主体力量与能动作用,追求一种"为仁由己"的幸福,把德性幸福视为天命和人力共同作用的结果。德性幸福不仅是就社会人事而言的,更要扩及天人之际。在"山水之乐"中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是德性幸福于自然之天的层面上所实现的超越;"孔颜之乐"追求精神境界的提升,是德性幸福于义理之天的层面上所实现的超越;"知天"、"顺天"、"乐天"而至于"从心所欲不逾矩",是德性幸福于主宰之天的层面上所实现的超越。孔子的德性幸福既具有内在性又具有超越性,既具有积极入世的现实品格又具有形而上的精神追求,是一种"即世间而出世间"的德性幸福。

走向“天的人化”:人学视域中的天人之辨--从“类型说”与“阶段说”的困难谈起

与西方相较,中国古代儒家天人之辨基本不涉及认识论问题,也不应视为完全的宇宙论问题,而更多是关乎人的生存与价值的人学问题,其重点在人而不在天,其诉求是不断揭示人的本质并提升人在宇宙中的地位。在此人学视域下,天人之辨现有研究中的“类型说”与“阶段说”应该也可以实现某种统一,以弥补解释效力的不足。总体而言,天人之辨展现为“合—分—合”的逻辑发展进程。具体而言,人从上古“天人杂糅”的蒙昧状态中觉醒,摆脱“天即人”的低阶相合,构成了“由合而分”的第一次转折;嗣后,人不断发现自身力量,觉解自身命运,最终在理学那里实现了“人即天”的高阶相合,此为“由分而合”的第二次转折。从“天即人”到“人即天”,天人之辨的逻辑发展始终朝向人的独立与自由。

《天人之辨——儒学与生态文明》

十八大报告提出，要“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这可以看作是我国对生态问题意识和生态文明期许的集中表达。

“天人之辨”与先秦儒家生态审美思想研究

"究天人之际"是中国传统哲学的基本问题,先秦儒家的代表人物从不同的角度针对"天人关系"展开了探讨。从孔子、孟子到荀子,在天人之间构筑了一条从"知天命"到"制天命"的发展路径,而生态审美观念则从追求个体与自然在精神上的共鸣,走向了通过社会化的仪式表达人与天和的审美情怀。

“天人之辨”与中国对外关系

"天人之辨"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理念,它把世界作为一个完整的分析单位加以看待,强调对世界的道义责任,对中国人处理自己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其突出表现是东亚朝贡体系的形成。近代以来中国屡遭外国侵略的惨痛历史促使国人转变观念,但"天人之辨"的印迹依然在新中国对外关系中得到明显的体现。在全球化导致世界各国的相互依存日益加强的当今时代,"天人之辨"无疑将为中国成为国际社会中的一个负责任的大国提供有益的思想资源。

论荀子天人之辨中的无神论思想

"天人之辨"是先秦时期讨论的重要问题。荀子站在儒家的立场上,将天人关系推向了朴素唯物主义的新阶段。论文从"天行有常"、"明于天人之分"、"制天命而用之"和"天人相参"四个层面分析了荀子的天人之辨中的无神论思想,这四个层面环环相扣,步步递进,呈现出逻辑发展的内在轨迹,从而揭示出荀子天人之辨中无神论思想的深刻内涵。

王阳明与传统儒家思想的终结

天人之辨是儒家学说的主要问题。早期儒家孔子主张敬鬼神而远之,开辟了儒家重人间、强人文的方向,孟、荀随之。汉儒通过人副天数,将人与仁道提高到与天相近的高度。魏晋儒家倡导天人一体。宋儒在接受了天人一体观的同时,提出人与仁才是天地之心、宇宙的主宰者,并从思辨哲学的角度予以论证。至此,人类在宇宙中的地位达到了极致。这种人类地位的极致化同时意味着人文之路尽头的到来,即传统儒家思想的终结。明末至清代思想要么照着讲,鲜有创新;要么开始转换话题,这也间接证明了儒家传统话题与思想的终结。

诸子学视域下刘基《天说》中的哲学思想

元明之际思想家刘基的学术代表作《郁离子》,是谓"诸子学"性质的文献著作之一种,集中体现了刘基"兼容百家"性质的哲学、政治、军事、人才、法治、教育诸思想。而刘基的另一哲学名篇《天说》,全文不足一千五百字,却论说严谨、思想深刻、内涵丰富,既有以自然元气说为主题的宇宙本体论,又有以福祸论为基调的社会人生观与天地灾异论,还有以圣人史观为依据的历史哲学。回溯中国古代学术思潮发展史,刘基《天说》篇既是对屈原《天问》、荀子《天论》、韩愈《天说》、柳宗元《天说》、刘禹锡《天论》关于"天人之辨"议题的传承与发展,同时又解构了"元气"这一中国古典哲学范畴,从而在内容上充实了宋明新儒学理论形态中的"气本论"思想。

王船山对“无善无恶”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王船山作为明末遗老,对晚明心学狂禅深恶痛绝,并在其著作中多次对阳明及其后学尤其是"无善无恶"学说批判。但思想史从来不可能有真正彻底的反题与断裂,本文试图梳理船山的"无善无恶"思想,及其与阳明思想之异同,从中见出晚明思想转折的内在理路。

孔孟论人的两个视域及其内在困难

在孔孟的哲学思想中,"人是什么"不仅取决于人之为人的应然规定,更取决于人之为物的本然基质。以人禽之别为依托可以明确人应然的伦序本质,进而促成人对人化存在的自觉。在本然层面,通过对天人之辨的哲学思考,人作为万物之一分子被归置于天命的宰制之列,以致卷入流行不已的命运大流。基于"死生有命"的必然趋向,"则天"与"事天"分别成为人谋划其在世意义的两种可能形式。前者("则天")以对天命基质的理性自觉为契机召唤着人生在世的积极作为,后者("事天")则以性天统一为基点指引着本己人性由潜在向现实的转化。较之于应然层面的思考而言,孔孟对人在本然层面的阐发(尤其是孟子的"性善"说)表现出明显的泛道德思辨倾向,由此滋生出其在理解上的内在困难。

中晚唐荀学问题析论

由韩愈引发的扬孟抑荀的思想潮流,促进了中晚唐时期产生的有关荀学的各种问题和争论。争论的核心议题有三：一是韩愈、柳宗元引发的天人关系之辨,刘禹锡在《天论》中重新提出天人相分、天与人交相胜的观点,对荀子的天论思想进行了一番回应;二是有关人性论的争论,以往各种论说,在此时逐渐化约为孟、荀的两种观点,或者倾向于性善,或者倾向于性恶,并最终被宋儒偏执性善一端的态度所终结;三是孟、荀齐号的格局被彻底打破,孟子升格运动在此时已初露端倪,而荀学的命运也走到了历史的转折点上。

“内七篇奥义”之六 《大宗师》奥义——顺应天道的庄学“明道”论

本文是"内七篇奥义"系列的第六篇。《大宗师》是概括总结庄学义理的"明道"论,与竭力否定"道"之存在的郭注义理冲突最大,因而郭象及其追随者做了大量手脚,导致《大宗师》成为"内七篇"脱简、错简、讹误、篡改最多的一篇,也是旧庄学之阐释距庄学奥义最远的一篇。作者在基本复原文本原貌的基础上,抉发出被旧庄学遮蔽两千年的"造化/文化""江湖/庙堂""息黥补劓"等庄学根本奥义。

中国传统道德哲学6辨

该著以“源原之辨”“天人之辨”“义利之辨”“和同之辨”“本末之辨”和“形神之辨”聚焦于中国传统道德哲学,并试图对贯通中国历史的一些基本问题作出理论性的概括。作者结合当今的现实,对道德哲学中所关注的“什么是应当”问题作了新的反思。该著对“源原之辨”的阐述是从哲学方法论的角度探讨与研究中国传统伦理思想,进而对哲学中的“是什么”“为什么”以及“什么是应当”作出回应,由“源原之辨”所展开的关于哲学方法论的论述也是其他五个专题展开的方法依据。

再论《周易》与中华文化的人文精神

本文据于人文概念的历史性、时代性双重意涵,在剖析和揭示《周易》经传内涵人文意识、人道观念的同时,主要联系张载、王夫之等对人文精神的传承、发展,以探讨并论述"中华人文精神"的立论依据和精神基因,力图就其历史演变中的逻辑发展线索作出梳理与概括,为进一步思考"中华人文主义何以可能"提供合理的研究思路和借鉴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