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丰明堂祭天改制与王安石的天人之道

《开元礼》以后,郑玄学说支配下的圜丘、祈谷、明堂三大祭天礼的差异性逐渐消除,转变为了对象一致的一岁四祭天。后随着祭祀对象中的感生帝、五方帝日益失去现实基础,北宋中期圜丘、明堂礼制的重构为赵氏家族的帝位继承提供了新的礼制基础。熙宁以前的明堂配帝之争已使得皇考而非受命祖得以配天,王安石从“道”的层面以“天道”“人道”区分和重构了祭天结构,圜丘效法天道自然生物,明堂基于人道人为成物。元丰郊庙改制采纳了王安石的天人学说框架,明堂只祭昊天上帝,配帝用皇考,祭器逐项改用宗庙之制,使得昊天上帝作为皇室家族的一员,君主世代得以配天。圜丘象征皇权公天下的受命,明堂则强化了天命对赵氏家族世代继承帝位的认可,取代郑玄学说和《大唐开元礼》成了祭天礼制史上的转折点。

浅议中医学对天人之道的论证

目的:探索中医学对天人之道的论证。方法:采用文献追溯、比较分析、逻辑推理、归纳演绎等方法,对相关文献进行分析。结果:中医学体现了人与天地相参,人与自然同源,人与自然同构,人与自然同道,人与天地同德。结论:天人合一的思想是中医的精华,同时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不仅中国的传统哲学对此进行过深刻的探讨,而且中医学也在继承这种观念的基础上对人的身心结构、疾病诊治等进行探索。传统哲学与传统中医学相互促进,为人类文明的发展做出了伟大的贡献。

道统天人的世界——先秦道家对天人之道的理解

天人关系问题既是中国哲学的核心问题,也是中国哲学中具有根源性和基底性的问题。正如张岱年所论:“在中国哲学中,本体论和伦理学是密切联系的,本体论探讨以宇宙为范围的普遍性问题,伦理学探讨以人类生活为范围的特殊性问题……本体论为伦理学提供普遍性的前提,伦理学为本体论提供具体性的验证。”先秦诸子百家的伦理道德思想大都建基于他们关于天道的认识、对天人关系的理解;并由于他们各自对天人关系的认识不同,其所形成的伦理道德思想也富有差异。

“《易》为之原”与“天人之道”——刘歆易学思想新论

学界多把刘歆和刘向的易学放在一起研究,这样很难揭示二人的易学特色和贡献。与刘向相比,刘歆对易学有系统的构建,这主要表现在“《易》为之原”和“天人之道”方面。在“《易》为之原”思想的指导下,刘歆对“五经”的顺序作了调整,把《周易》置于首位。刘歆提出“《易》为之原”的思想,与其认为《周易》是一部关于“天人之道”的著作有关。在“天人之道”思想的指导下,刘歆创作了“三统历”,其目的是以天统指导人统。刘歆创建的以“三统历”为核心的系统,不仅体现了其律历学思想,而且反映了其对宇宙万物、社会历史的形而上学思考。

“诚”与天人之道

"诚"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儒家道德形而上学的核心范畴。通过天道之"诚"对宇宙万物的化育作用、人道之"诚"对道德品性的生成作用,以及天人之"诚"对人道与天道的沟通作用,儒家以"诚"为基础构建出了一个格物致知、修己及人、参天化育、天人合一的道德形而上学体系。因此,理解坚守"诚"德的生成逻辑、生活价值与生命意义,有助于我们更好的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论《文心雕龙》所秉持的“道”

《文心雕龙》是南朝梁时期文学理论家刘勰创作的一部文学理论专著,在中国文学史上有着相当高的地位。在《文心雕龙·原道》篇中,刘勰对于文学的本质发表了他的看法,他认为文学的本质是:道是其内容,文是其表现形式。因此文是道的体现,为文必须要遵循一定的道义。本文即从“道”在全书体系中的地位和文章的行文脉络出发,理清“道”在文中的具体体现,论述了《文心雕龙》所秉承的“道”是天人之道与“儒释道”人文之道的统一。

刘歆的春秋学思想新探

对于刘歆的春秋学,向来认为其是左氏学,并且把其与公羊学、穀梁学对立起来。从现有材料来看,刘歆的春秋学虽然以左氏学为主,但并不意味着其排斥公羊学和穀梁学,因为可以发现其有引用《公羊传》《穀梁传》的情况。刘歆之所以推崇《左传》就在于在他看来左丘明受到孔子的亲自教诲,而《公羊传》《穀梁传》的作者则出于七十子之后,因此他们之间有着“亲见”与“传闻”、详细与简略的区别。这样看来,《左传》毫无疑问要优于《公羊传》《穀梁传》。刘歆对于《左传》的贡献在于其“引传文以解经”,以《左传》来解释《春秋》,使其与《春秋》经文相对应,并创造了左氏学的义理,从而使得左氏学章句、义理都很完备。刘歆的春秋学不仅表现在左氏学的义理方面,而且还表现在其对《春秋》的总体看法,即认为《春秋》是一部反映“天人之道”的著作。

唐传奇的“百年”时间机制与叙事意蕴

"百年"在唐传奇中是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时间机制,在小说理论上具有独特的叙事意蕴,表现在:服务于奇异叙事,彰显小说的娱乐功能;造成现实人生的梦幻感与悟道的神秘感;蕴含深沉的历史感,表现出对史传文学的依赖性,彰显了"信实如史"的小说创作理念;构建整体性时间意识,形成高远视角审视大千世界,呼应天人之道的圆转结构。

互补创新:先秦社会思潮的基本特点

先秦是中国文明史的开端 ,是中国文明从逐步萌生走向繁荣昌盛的重要时代 ,其内涵十分丰富 ,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有待深入开掘的地方也比较多。其中对先秦社会形态的研究是近年来学界关注的一个重要课题 ,也可以说是一个学术热点。先秦社会形态的研究作为一个综合性的大学术工程 ,其主要内容大体包括早期的国家形态、社会结构、社会经济基础、社会政治、社会文化和社会思想等方面。为了推进这一学术领域的探讨 ,本刊邀请国内部分专家学者 ,从不同的学术视角撰写了以下一组笔谈文章 ,并从各自的切入点对此进行了深入的分析 ,以期推动先秦社会形态诸问题的研究迈上一个新的台阶。

《汉书·五行志》三阶一体的理论建构

作为西汉阴阳五行思想的系统总结与集中呈现,《汉书·五行志》既记录有大量的灾异及其相关解释,也有明确而独特的理论建构。在遵天道但更重人道的理念下,《汉书·五行志》将既往的阴阳五行学说整合为以阴阳五行为内容的世界图式、以时政纲领为内容的社会图式、以君主行为准则为内容的个人图式三阶一体且层层落实的解说体系,在用以解释各类灾异现象的同时,揭示了西汉时期人们独特的认知和解释世界的思维进路。

论胡瑗易学的卦气说

一直以来,胡瑗与王弼、程颐一道被视为易学发展史上义理易学的三个典型代表,而他所承继的汉代象数易学的学术内涵常常被忽略。实际上,胡瑗所秉持的,仍是象数义理合一的易学基本理路。作为汉代象数易学主流学说的卦气说,在其思想中依然占有基础性的地位。他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基于此一卦气说语境阐发其义理内涵。而其卦气说所涉及的,主要有十二消息说和《乾》《坤》十二爻配十二月说两个方面的内容。基于卦气说的语境,胡瑗契接汉唐经学本天道立人道的基本精神与人文价值视野,力陈圣贤君子认清自己所处时势,以强烈家国天下担当,积极投入到天下事业中去,以此非但实现个体生命之意义,更深切关怀天下之有序与和谐。

從“六經”到“七經”——先秦兩漢經學文獻體系的思想史考察

先秦兩漢經學具有建構經典體系中義理結構的自覺意識,形成了經學理論中的"六經次第"説。分别爲"以《詩》爲首"、"用《易》居前"和"《孝經》爲初"三種形式,經學體系也因此從"六經"發展到"七經"。這一過程,體現了經學文獻體系和思想綱領形成的歷史脉絡,體現了先秦、西漢、東漢三個時期經學史和思想史的重要特徵。

略论《老子》生态伦理思想

本文从《老子》中寻找与当代生态伦理学相对应的观念和思想资源,认为《老子》中天人合一、自然无为及上善若水等思想应成为当代生态学的重要学术资源。

异曲同工之妙:从“风月”看中国古代戏曲读法

"风月"在古代戏曲中具有重要地位,古代戏曲中的"风月"并不仅仅是男女之情,而是以"男女之情"言"阴阳之气",以"阴阳之气"隐喻"天人之道",以"天人之道"论帝王政治。"气"或为阴阳,或为男女,或为鬼神,或为名物;"道"或为情,或为义,或为性,或为理。"风月"实为古代戏曲之关锁,唯有读懂古代戏曲之"风月"才能读懂古代戏曲"以气寓道"之本义,进而发现古代戏曲"异曲同工之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