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天道养人”:王船山论天人啮合与道德实践

《中庸》直截言性、以性继天,程朱理学建基于此,进一步凿空论性,从而以人测天、将天道拟人化,将“道体”认识论地扁平化、抽象化了。从程朱理学到牟宗三,儒学经历了一次尼采所批判的“苏格拉底文化”式的实践理性与实践哲学的“理论化”历程,结构性地耽搁了实践哲学与文明历史实践的真理性:将一个应然的天道秩序,实践地变成现实。横渠与船山之学重《易》学,继承《易》学中介性、辩证性、立体性思维,“范围天用”,以善继天,以命言性,遵循孟子的思路,在性、命对举与错综啮合当中,规定人性与人的道德实践的具体性,最终以性成道、定性于善,成就“以天道养人”的质料伦理学。船山的贡献不在于其“启蒙主义”与“民族主义”思想,船山之学的基本取向,是在对程朱理学之智术化的“启蒙理性”的批判当中,回归渊雅宽博、“濬哲文明”的先秦儒学理性、文明理性,从而努力为中国文明和历史实践别开“生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