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政治伦理思想新探——以“天人论”与“谴告论”为中心

本文针对董子天人论与谴告论的解读歧见展开深度阐释。董学之天分裂说不尽符合其思想本义,道德之天与神灵之天的相互为用和统一。在董学体系中,“天”不仅被定位为伦理的监督和保证者,也充当着伦理之源的角色;虽然董子融天道、伦理于一体,但并未达到将伦理充分本体化的水平。揭示汉儒灾异论的政治心境,在学术史上由来已久。该说要害是设定天对君主弊政的各种谴责性反应与暗示,而建构感应模式并引申出天意的诠释主体,则是代天立言的儒者,由此获得了对君主政治展开伦理批评和制衡的话语凭借。

荀子天人论的几个问题——兼论郭店竹简《穷达以时》

荀子天人论是荀子哲学思想的一个重要部分。但也存在一些值得商榷的问题 :知与不求知、对庄子天人观的评价、人性定义与价值判断、对孟子人性论的评价等。这些问题的存在 ,表明有必要重新认识和评估荀子的天人论。郭店竹简《穷达以时》关于“察天人之分”的观点 ,当是荀子提出“明于天人之分”的思想渊源之一。但“察天人之分”与“明于天人之分”

荀子的天人论与人类中心论之比较

生态伦理学意义上的各种形式的人类中心主义有两个共同点:一是自觉不自觉地将人与自然的关系对立起来,往往忽视人类维护自然的义务;二是否认将人类伦理道德扩展到自然界的必要性。而荀子常自觉地将“天”（自然）人合一,并要求人们在“制（顺）天命而用之”的同时,应维护自然生态平衡和保护人类生存环境。更为重要的是,他主张把人类伦理关怀视野从人际之间扩展到人与自然之间,将“礼”事于天地。从二者之间的区别得出结论:荀子的天人论非人类中心论。

柳宗元的天人论

一天人关系问题,是先秦哲学争辩的中心问题。针对孟子提出的知性、知心、知天的“天人合一”的唯心主义认识路线,荀子强调“明于天人之分”。一方面提出“天行有常”,肯定了天道发展的客观性;另一方面要求人们“制天命而用之”,发挥人的主观能动作用。这是对天人关系的初步的解决,体现了朴素唯物主义和朴素辩证法思想。然而,荀子对“天”的本质的理解是粗浅的。他说:“皆知其所以成,莫知其无形,夫是之谓天。”王夫之称“天”为“未成乎形”的“不形”,而不谈“无形”。

荀子天人论对王夫之思想的影响

天人论是中国传统思想的基本内容之一。荀子天人论对王夫之思想的影响,涉及天人论的基础、天人相分、人性论、学习论、圣人观等方面。本文通过学术史视角,比较二者的思想异同,以考察其学术关系,并进一步审视荀子思想的深远影响,加深对王夫之思想的理解,有助于理清儒学乃至整个中国传统思想的发展脉络,是荀学和船山学研究不可忽视的内容。

研读“自洽论”的逆向思考尝试——《天人论:球体说,一个关于历史发展的假说》读后感

《天人论》著者采用罗列大量历史资料,运用心理学、语义学等多学科综合的研究方法进行讨论和佐证,最终证明并构建了自己的文化历史演化模型。本文作者在阅读过程中尝试运用逆向思考的方法,即先以作者结论为前提,进行反推,将作者的资料及论证过程填充进去的方法来把握著者的思路,以期能够通过这个过程学习著者的推理方法。

神话哲学视域中的《庄子》天人论

文章以神话哲学的视角探讨《庄子》天人关系论与上古神话的渊源关系。认为《庄子》的“万物齐一”、“天人合一”思想承续了神话哲学的万物平等、天人和谐的观念。指出万物平等是《庄子》天人论的逻辑基础,天人和谐是其目的,而实现天人和谐的途径则是随顺自然、自然无为。文章的结论是:庄子的天人关系论在内在本质上与神话一脉相承。

互为道器的天人论——试论王夫之天道与人道的关系

王夫之天人论是船山学也是中国思想史上的重要问题。在天道和人道二者中,王夫之更加强调人道的作用,提出互为道器的天人论。这种思想不仅吸收了张载和朱熹的学术养分,也对道家思想作了批判的吸收。然而,其中的矛盾,恰是王夫之在思想创造中进取与努力的体现,对今天的中国哲学依然有启发。

论孟荀天人论的差异

孟荀的理论分歧主要在天人论。子思《中庸》"天→命→性"及孟子《尽心上》"心→性→天"的理论以及讲"诚—圣"等,反映的是思孟学派沟通天人的理论建构。孟子的思想有神秘主义,有就"天"言"性善"的复性、保性论以及扩性论,这是孟子"距杨墨"时吸收了墨家及道家思想的一种痕迹。荀子的天论并不来自道家思想,而是来自子弓易学,荀子不求天人沟通,否定天人间有伦理道体。

论良法善治对“天人观”的价值传承

良法善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追求。这一制度叙事既需要传承中华文明蕴含的善治智慧,也需要区别于西方的善治理论,完成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重构。在话语制度主义视域下,运用“天人观”的二元范式解析中西方善治理论的叙事结构,发现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凸显的价值理性,显著区别于西方善治理论的精神内核,构成当代中国良法善治思想的内在特质。而“天人之分”强调外在约束,更多与西方善治理论通约。良法善治对“天人观”的传承有助于从政府、市场、社会三个维度整合中国式治理的理论与实践:一是践行“合纵连横”之治,沿袭平台型与互动式治理路径,走向整体性治理;二是坚持明德取向,从信息透明到价值透明,重塑政府-市场关系;三是注重民本导向,从公共服务均等化升级为绩效领导,持续提升政府信誉。

“合一”与“相分”:论先秦儒家天人关系在自然生态中的辩证统一

“天人合一”与“天人相分”是先秦儒家对天人关系探讨过程中所阐释的一组既相互对立又相互融合的理念。在天人合一思想中,先秦儒家认为无论是在物质生活方面还是道德品质方面,人与自然生态二者相互成就、相互依存、相辅相成。以荀子为主导的“天人相分”观点,则在天人合一思想的基础上强调发挥人类的主观能动性,认为人类应该“制天命而用之”,进而在道德、中庸、仁爱等思想的指导下利用自然、开发自然、改造自然,为我所用。“合一”与“相分”,看似相互背离的两种学说,却能在中国古代达到有机融合,既不致过于强调“天人合一”而将天人视为同一,亦不致过于强调“天人相分”而导致相互割裂。先秦儒家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思考形成了一条“己-亲-民-物”的逻辑线索。在这一链条中,先秦儒家以个体的人为出发点,经过亲亲、仁民的递进,最终将落脚点放到自然万物上。

基于“天人合一”思想的香云纱服饰可持续设计探究

为推进绿色低碳服装发展,服饰可持续设计不失为一种积极尝试。香云纱所蕴含的生态造物思想以及生态哲学理论都是现代工艺在可持续发展中值得汲取的营养。通过论证“天人合一”思想与可持续设计理念的同一性,对香云纱的生态哲学与可持续属性做深入探究。根据“天人合一”内涵演绎出可持续设计原则,指导香云纱服饰创新设计。本研究可以为服装行业推行可持续设计提供值得借鉴的途径和方法。

贵元重始:董仲舒“天人一”说再探——兼论天之“神”

董仲舒天人哲学借助阴阳、四时以及五行,描绘了天地人运作化生的内在一体机制。天仁运作化生之功即“元”机的发用,其以“微而至远,踔而致精”的情势呈现出无形、幽玄的性能。因此,天仁的生生不息、大化流行因其精妙、超绝和完美而成为人们尊崇的对象,潜然兼具了“神”的意蕴。董仲舒天的哲学基于自然并超越自然,呈现出精要的“元”机的形上义理,即天人同心、共情而为一。“元”是董仲舒“天人一”说的发端,旨在凸显人的主体性价值。

天人合一:中国管理学派的理论基础

“天人合一”作为中国哲学的奠基思想,上溯千年农耕经济基础、下延当代中国价值逻辑,是中国管理学派构建学术体系、学科体系与话语体系的理论基础。本文以人格介入性为边界,用“自然之天”与“类人之天”两大概念划分“天人合一”思想的管理学表征:“自然之天”代表农耕经济与乡土社会下的有机系统观,象征“心物一元”的管理哲学本体论,从而在对客观规律的研究上重视观测体悟;“类人之天”则代表向上与向下两种管理模式,既需要工具理性的自我定位,又需要价值理性的同理交互,呈现出找平衡、求渐变、谋共生的行为特点,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管理理论体系构建找到理论支点,推动“天人合一”思想的守正创新。

标本中气理论:中医“天人合一”思想的体现

在中华传统医学宝库中,《内经》作为中医学的经典之作,其内容丰富、理论深邃,为后世医家提供了宝贵的医学知识。其中,“标本中气理论”源于《内经》中的运气七篇大论,不仅体现了中医“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也为疾病的预防和治疗提供了理论基础。

基于四季抑郁症患者的神经递质变化探讨“天人相应”生物学内涵

目的:观察季节变化对单胺类神经递质的影响,以探讨中医“天人相应”理论的生物学内涵。方法:将65例抑郁组患者以及40例正常组健康人纳入研究。比较四季5-羟色胺(5-HT)、去甲肾上腺素(NE)、多巴胺(DA)的水平。搜集四季气象资料,探讨上述四季单胺类神经递质分泌水平与气象因子的相关性。结果:正常组不同神经递质5-HT、DA、NE的四季整体分泌水平分别呈冬季<秋季<春季<夏季、秋季<冬季<夏季<春季、秋季<冬季<春季<夏季的趋势;抑郁组5-HT抑郁组四季分泌水平之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抑郁组DA、NE的四季分泌趋势分别为春季<夏季<秋季<冬季、冬季<秋季<春季<夏季。其次,与正常组比较,四季的抑郁组5-HT、NE水平显著降低;春季、夏季的抑郁组DA水平显著降低,秋季、冬季的抑郁组DA水平显著升高。气象因子与单胺类神经递质的相关性主要体现在四季的日照时数、最低气压以及平均最高气温。结论:正常组和抑郁组的血清神经递质存在不同的季节性变化趋势,四季气象因子对人体情绪相关的单胺类神经递质的变化的影响,可能是“天人相应”理论的生物学基础之一。

基于《黄帝内经》天人合一观念探讨寒冷刺激对脑卒中发病的影响及中医预防性干预

脑卒中严重威胁人类的健康和生命,寒冷刺激是诱发脑卒中疾病的重要因素之一,《黄帝内经》中提及“夫人生于天地,悬命于天,天地合气,命之曰人”“夫百病之始生也,皆生于风雨寒暑”,揭示了人体与自然界直接存在协调统一的内在联系。该文基于《黄帝内经》天人合一观念,对寒冷刺激与脑卒中发病的关系、内在机制以及可能的预防措施等方面进行综述。寒邪侵袭机体后易伤及阳气,气血运行阻滞,经脉失养,气滞血瘀,以致机体产生疾病。现有证据提示寒冷刺激与脑卒中发病和不良预后呈正相关,并且影响具有累积效应和滞后效应,其主要机制为诱发血管收缩、动脉痉挛,加剧凝血功能障碍、改变血液流变学特征增加血液黏稠度,诱发炎性反应和血管内皮损伤。基于“天人合一”观念,卒中发病及高危人群应基于地域特点和自身体质,实时关注气象状态变化,及时进行个人健康状态管理,降低卒中发作和不良预后风险。

儒家“天人合一”思想新探

作为最具中国传统文化特色之一的“天人合一”思想备受推崇,然而“天人合一”概念语义繁多,争议不断。从语言哲学角度来看,“天人合一”的每一字词都有多种涵义,且“合一”关系也可分为四类:外在天人合一关系、内在天人合一关系、外在超越型天人合一关系及内在超越型天人合一关系。其中内在超越论与“天人合一”思想相互证成,彰显了儒家思想的独特魅力。结合时代特点,从生态论、存在论以及美学等不同视角揭示“天人合一”思想的内涵,具有积极价值。

《天人三策》和董仲舒的治国理政思想

《天人三策》是董仲舒对汉武帝寻求治国方略所做策问的答复,它集中体现了董仲舒以公羊学之法为汉代更化改制,并为其提出的治国理政思想的核心。董仲舒基于汉代所面临的社会现实和对历史经验的总结,将儒家王道思想与天道联系起来,要求天子从“正己”出发,借助于“德主刑辅”“王道教化”等治理手段,帮助汉代加强了以天子为核心的中央集权式的政治统治,实现了“大一统”的理想目标。董仲舒提出的治国方略也帮助儒家确立了在国家意识形态层面的正统地位,对中国近两千年的政治制度产生了尤为深远的影响。

殷周易代之际天人思想嬗变进路

殷周易代不仅是一场政治革命,也是一场思想革命,其中天人关系的转变是一大关键。殷周易代之际神明信仰经历了信奉上帝神——亵渎上帝神、推尊祖先神——“帝”与“天”权能格位的上升等断崖式裂变。从不尊帝命、天命不移到帝命不违、天命可移,再到天命有恒、以德配天,殷周之际天人思想经历了神人相分、神(天)人交感、天人合一等嬗变进路。问宗溯源,其变化当和易代之际巫风盛行与神明信仰淡化、王朝政权更迭与周人吸取兴亡鉴戒、殷周畋猎文明与农耕文明的不同等息息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