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秦之际天命观的多重内涵及其演变

周秦之际天命观具有鬼神之天命、规律之天命和心性之天命等多重内涵。西周时期天命观是一种以鬼神之天命为核心内涵同时侧重于国家治理层面的天命观,但也含有后世规律之天命和心性之天命等天命观念之因子。在西周天命观的基础上,春秋战国时期鬼神之天命在国家宗教领域仍广有影响,但随着东周权力结构由王政走向霸政进而再度走向统一,社会思想领域里规律之天命、心性之天命则日益发展成主流。不惟如此,东周诸子还对上古天命观多重内涵进行了哲理化的理论建构,对中国古代政治哲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禅让—鬼神—天命”的舆情认知与先秦政道的价值观生产

“天理民心”是公众对社会舆情的习惯指称。从社会治理角度看,“天理”主要指的是统治权的合法性和道德性基础,即政道;“民心”体现的主要是治者的“驭民之术”和治理观念,即治道。“天理”概念是在宋明时期发展定型的,但作为“天理”的前置概念的“天命观”,在先秦时期就已成为主导的舆情观。先秦政道落实到“天命观”是一个历史的发展过程,是原始自然法在舆情观念中的进化和沉淀。先秦政道的认知路径是“禅让—鬼神—天命”,它从集体心理感知到的、体现“多数人意见”的禅让制开始,以抽象的完美的“天命观”结束,最终为先秦王权寻找到坚固的政道基石。成熟的“天命观”包含着一系列具体的价值观,它们都是“王—巫—士”联盟制造的精神产品。王、巫、士是先秦的意见领袖群体,他们协同制造的这套主流价值观,通过精心包装和传播,最终成为大众意识形态的坚定信仰。

《红楼梦》的儒家天命观——以贾宝玉为例

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浪潮中,东西方文化的交流日益频繁,在这一背景下,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始意识到自身文化的独特性和重要性。《红楼梦》作为中国文化的一张闪亮名片,其主人公贾宝玉的悲惨命运深刻反映了作者曹雪芹对于世俗生活的拒绝态度。不过,这仅仅是对曹雪芹文化态度的一种宏观概述,并不能全面展现其思想的深度与广度。“一切历史都是现代史”的论断,强调了历史解读的主观性,指出任何对历史的回顾都不可避免地带有读者自身的偏见和立场。

天命观对中国人格心理的构建与影响

中国文化传统强调天与命对人的控制,天命是人格神对人的主宰。这种思想深远的影响着中国人对人格的建构,形成了中国人典型的人格特征,并影响和渗透到现代人生活的各个方面,影响着现代社会中人对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关系的建构。

论成吉思汗和努尔哈赤“天命观”的异同

"天命观"是中国古老的哲学范畴,也是中国历代帝王论证其政治统治合法性的重要理论根据。成吉思汗和努尔哈赤作为中国历史上曾入主中原并统一中国的少数民族———蒙古族和满族的杰出领袖,他们的"天命观"不仅是其开基创业时的重要理论依据,而且对其后所建立的元朝和清朝的政治统治思想的形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通过对他们"天命观"思想的分析,我们似乎可以找到蒙古族最终何以被驱回大漠,而满族何以最终与华夏民族融为一体的深层思想渊源。

“天命”的寻证与“人道”的坚守:孔子天命观新解——兼论孔子思想体系的内在结构

在孔子那里,天命是在历史中展开的人类固有的超越性向每一个自觉的道德个体提出的必然性要求,是需要通过艰苦的道德努力去显明和认证的东西:天命以其幽深的辉光照亮人之"道",最终在人的行为和成就中实现自己;人通过德行的累积去接近和显明天命,在为天命所照亮的族类的永恒里获得不朽。天命出现在行道者走出一己之私的局限而面对人类整体和伟大传统的庄严时刻。天命的寻证过程,就是人道的坚守与开拓过程。看起来仍然拖着原始迷信尾巴的孔子天命观带有与时俱进的革命性因素,它照亮了人性的幽暗和文化的永恒,为人类礼仪性整体存在赋予了一种神圣的庄严感,使儒家君子在道德自立的根基上直接面对天下,拥有了一种面向族类全体的视野和情怀——它昭示的是新生的知识分子群体对自己道德能力和人类崇高价值的信念,是行道君子之人格力量和历史使命的自我确认。天命观将孔子在不同层面的思考统合在一起,使之有了一个超越的指向和归系的极点,从而有了立体展开的潜在空间和逻辑可能性。正是有了孔子的"下学上达",才有了思孟派人性、物性与天道的贯通,也才有了宋以后延续近千年的理学传统。

周初天命观之进展

在商人的天命观与周公的以道德为核心内容的天命观之间有两个重要思想环节,即武王的天命观与周公的早期天命观。武王的天命观主要由三项内容组成:天命是朝代兴替的主宰,天命是行政治国的依据,天命是永保统治的前提。武王的天命观与商人较为接近,而与周公的以道德为核心内容的天命观有较大距离。周公的早期天命观与武王天命观、商人天命观大致相同,敬畏天命,迷信占卜。由于在思想斗争中受到殷遗民假借天命的反制,加以对文王未竟事业的责任感,周公对天命进行了深入思考,最终完成了对武王天命观与自己早期天命观的超越,形成了以道德为核心内容的成熟天命观。由于天命观中包括了道德观、人生观、历史观,周公的成熟天命观实际上已经是探讨社会运行规律的天道观了。

论孔子的天命观

在文化解释权下移的年代，孔子的天命观虽主要得力于周文化，但它对夏、商文化以及老子学说均有新吸取，从而显示出多层面的文化追求特征。孔子天命观的构成可分为“天”和“命”两个层面，其“天”主要有两个意象，一是指自然规律；一是讲“天”的意志性。与“天”对应，孔子讲“命”也主要有两个层面，一是表示生命和寿命，与自然之“天”相对应，一是表示命运，其内涵与有意志的天联系在一起。进而言之，孔子的天命观虽受宗教神学的制约，但包含着非天命的文化因子。与天命观联系在一起的是，孔子给人的定位。在天与人的对应关系中，孔子认为人事比敬天更为重要，进而希望在“天”和“人”之间寻找出一种新型的天人关系，即这种天人关系既不否定天的意志性，又能肯定人在历史中的地位和作用。由强调人事到倡导仁学，孔子以宗教神学为支撑点的天命观受到了一定的动摇。

中国天命观的历史演进与作用述论

中国天命观滥觞于夏商周三代,争鸣于先秦各种思想流派,定型于秦汉。自汉以降,人们逐渐树立了对天的绝对崇拜和塑造出代代相传的对天的内心敬畏。天命观因其为道德之源,所以在维护王权,统御民众,统一人们的精神世界上起到了重要作用。了解天命观的历史演进和作用,不仅能够透视中国传统文化传承的基本脉络,还能够深度理解天命观的存在与影响。

周初至春秋天命观中的“德”与“道”

与殷人的迷信相比,周人在认识"天"、追求"天命"的方式上更为理性,通过关注人事来把握天命。周初统治者认为"天命有德",在人事上提倡修"德"。春秋时期的社会剧变,使人们对于"德"与"天命"的关系提出质疑,于是提出了"道"。但是,现实中政治斗争的胜利不完全取决于"有道"或"无道",而是由实力决定的,这愈发促使人们从追求天命的理想中转而关注现实社会。

畏天命 敬鬼神──论孔子的“天命”观和鬼神观

畏天命敬鬼神──论孔子的“天命”观和鬼神观诸葛忆兵天地、祖光、鬼神的崇拜和信仰，构成华夏先民宗教生活的主体，进而演为某些基本的哲学范畴。承天之佑、先祖有灵、鬼神赐福，是先民宗教活动的主要目的，也是他们生存价值之依据。这种先古宗教观，形成于生产力低下的...

爱之弥深 责之弥切——从变雅斥天诗看西周末期周人对天命的执著信仰

20世纪 30年代以来思想界、哲学界普遍认为产生于西周末年的变雅斥天诗反映了周人对天命论的否定。从《诗经》变雅诗及同时代有关文献及文化发展的一般规律来看 ,西周末年周人并没有否定天命论。变雅斥天诗实质上反映出周人在变乱时代对天命的执著信仰。

《尚书》中的周公天命观的三个层级及其意义

作为《尚书》里的核心人物的核心思想,周公的天命观上承"天命糜常"、下启"惟命于不常"、"天命不易"乃至"天不可信",天意、民情与政德三者共同构成一立体图式。其中,"明德慎罚"与"敬德保民"是基础,而天命、天意则位于图式的上端。综合考察摄政和还政时期的周公天命思想不难发现,其所建构的乃是一道德之团体而非政治的枢机。

简论九鼎与天命观思想

先秦时期,九鼎作为大一统王权的象征和国家政权合法性的标志,成为帝王受命于天的必备之物。作为帝王必须拥有九鼎,这样才能成为人们信服的正统帝王。之所以如此,主要在于九鼎包含着浓厚的天命观和"德"的思想,拥有九鼎,帝王就能证明自己具有德,并且享有天命。后来,秦始皇制造的传国玺代替了九鼎的作用,在历代帝王中依次传递了下来。

西汉天命神学和儒学的选择及融合

董仲舒从天人感应论出发,论证了统摄一切的至上神"天"以"灾异谴告"和应瑞感诚而降"受命之符"表达天命意志,对传统天命观进行了具象化改造:一方面,把上天符瑞降祥的征兆表达变成了人的终极盼望与期待,突破了传统天命观于人而言抽象玄虚且无可感的理论界限;另一方面,把人对天符瑞降祥的盼望与期待又变成个体或者群体道德行为的实施动力,在实践层面上又回到了先秦儒家"以德配天"的德性路径。"受命之符"提示了君王使命的神圣性,敦促了为君者"法天之行"、"除民所苦"的社会责任之践履;他提出的"兴太学,置明师"等文化主张被汉武帝采纳,并以国家统一意识形态方式予以推广传播。董仲舒以外在宗教形式行儒家义理事项,承儒家实践精神之精髓,故依然是"儒者宗"。

试论周易历史哲学的天命观

周易在对人文环境全面考察的基础上,提出了对人事变更及对历史发展的认识,进而成为人类文明可共享的一种宝贵资源。周易历史哲学在总结历史盛衰现象的基础上,建立起历史盛衰之哲学基础,并力图透过历史现象,寻求形上学之依据,将历史哲学之价值观与中华民族之精神密切联系,将历史发展之原则融入到时时变易之流,将历史作为个人生命与族群生命的展现。本文通过对周易中"天命观"的研究,以期探讨周易历史哲学的形上学理论的建设。

论司马迁的天命崇高思想

司马迁在对待天命问题上受到孔子“纪异而说不书”态度的影响,主张保持天命的深微与崇高特性,反对将天命教条化和方术化,反对滥用占星术。这种天命崇高的思想是司马迁既提倡天命又揶揄和贬损神仙方士、阴阳家和不合规范的占星术的根本原因。

《诗经》神学天命观及其对后世政治思想的影响

关于《诗经》神学天命观思想，现世少有系统深入的研究。《诗经》塑造了一个至尊的“天神”以证明王权的合理性，还反映了周人对殷人神学天命现的改造。《诗经》神学天命观对后世政治思想有很大的影响。

司马迁天命观探微

“天”“天命”“天道”等观念在中国文化语境中有着复杂的内涵,承担着宗教的某些功能,在中国人的生产生活、价值观念和生命情操中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天命观”是司马迁的写作纲领,在《史记》中呈现出天人相合、天人相感和天人相分等多层面特征,是立体的、错综复杂的。一方面,基于史官的职责,司马迁受西周以来“天”“天命”观念影响,主张君权神授,维护大一统的传统;另一方面,他又张扬人的德性,以仁民德政评价王朝兴衰,以仁义道德评价人物成败得失,闪耀着德性的光辉。司马迁的天命观,揭示了中国文化的三个特点:即大一统的观念,大一统的传统;虚实相间,虚实相生;重视德性,强调道德修养。在司马迁有关“天命观”的历史叙述中,较为全面地展现了上古时期至西汉武帝时中国人的精神状态,这是中国人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

论孔、墨鬼神天命观之异同

孔子、墨子之学在春秋战国之际同为显学，但分歧很大。在鬼神观上，孔子尊礼崇祀，却避谈鬼神有无；墨子则明显坚持鬼神实有，赏善罚恶。在天命观上，墨子坚决反对命定论，而孔子有时讲天命，却是在负面事情发生后的一种感叹，并非是消极的命定论者。孔、墨之学在上述两方面本质上是同大于异的，而墨子所竭力攻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