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孔子对“天命”的知与未知

孔子自称“五十而知天命”,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孔子五十岁时,对“天命”有一定程度的了解或者说在某些层面上有所了解,但其未知者甚多,已知者亦非完全正确。首先要弄清楚“天命”的含义和孔子对“天命”的认知情况,可以从宗教、人事(政治)、自然、道德与文化、梦与天命的关系五个方面进行分析。对孔子关于道德文化发展传承规律的认识,应深入研究,使其与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以促进新时代文化的发展。其次,要分析孔子对“天命”的怀疑与未知情况,对“天命”未知是因为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主要包括当时社会的生产力发展状况,还有孔子所处的具体生活环境,等等。因此,孔子要完全做到“知天命”“耳顺”“从心所欲,不踰矩”是不可能的。最后,孔子的“五十而知天命”与实际情况有较大距离,之所以如此,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和认识论方面的原因。

墨子的“天志“”非命”——兼与儒家“天命”之比较

墨子的“天志”“非命”思想,由“天志”之天,到“天志”之道,再到“非命”之“命”,有着内在的逻辑关联,是墨子对天人关系所作出的新的判断。孟子继承了孔子的天命思想,但又有新的阐释,他把“天命”“天赋”与“人事”相联系,找到一条“尽心,知性”的通达天理之路。墨子的“非命”和孟子的“天命”,都强调了人的后天主观能动作用,这是对他们之前天命观的改造和发挥,对于突破以往天命观的局限和束缚具有深远意义。

“天命之性”的现代解读——兼及戴震对朱子的辩驳

天命之性是程朱理学核心概念之一。意思是,人的存在即性,与生俱来。性有二重,一曰气质之性,一曰天命之性,天命之性即理。按现代观念,人的社会存在是其一切社会关系之总和。每个人一出生即落入某些社会关系之中。说社会存在与生俱来,或许成立。但是,朱子所说的天命之性,指的是天理(仁义礼智),落在人身,实为文化存在。此学说的涵义是:人生来就是高贵的,具备尊严。这为现代人人平等的观念奠定了基础。但仁义礼智是否与生俱来,却是个要研讨的问题。本文的解决思路是:将“天命之性”之“天”解读为意义世界,即属于第三世界;而将“天命”解读为来源于意义世界,因其并非与生俱来,而是在成长过程中得其教化。于是,工夫论要作调整,由朱子的复性论改变为充实完满论。自我,即本己存在。自我建构不仅有文化存在维度,还有社会存在维度。社会存在维度可以设计;文化存在维度目的唯一,即朱子所论。戴震深刻剖析了朱子的天命之性,恢复天命之性乃是气禀(血气心知)的古代学说,否定性即理,解构理义、气质二本,破性本善,开启了现代解读之路。

民心即天命:董仲舒政治哲学评议

董仲舒作为‚群儒首‛,代表了一个历史时期的‚时代精神‛。董仲舒从形上学高度论证‚民心即天命‛,凡是赢得民心的政权,一定是顺受天命的政权;凡是丧失民心的政权,必定也是被天命所否定乃至废绝的政权。通过剖析‚民心即天心‛‚仁,天心‛‚天为民立王‛‚屈君而伸天‛‚臣道有为‛‚不敢有君民之心‛、尚忠义、贤能治天下、‚逆命‛与‚顺命‛等等一系列命题与思想,我们发现董仲舒力图论证政治哲学根本性问题:何为政治之善?董仲舒的回答是:超越现实私己利益,将现实政治制度、政治决策、政治伦理、制度伦理和社会政治理想目标建立在儒家仁义这一文化依托与道德精神之上,以是否‚爱民‛作为政治原则,以是否顺应民心、是否符合仁义作为社会政治最高圭臬与终极奋斗目标,就是政治之善。为天下立法,是董仲舒孜孜以求的社会使命。

周秦之际天命观的多重内涵及其演变

周秦之际天命观具有鬼神之天命、规律之天命和心性之天命等多重内涵。西周时期天命观是一种以鬼神之天命为核心内涵同时侧重于国家治理层面的天命观,但也含有后世规律之天命和心性之天命等天命观念之因子。在西周天命观的基础上,春秋战国时期鬼神之天命在国家宗教领域仍广有影响,但随着东周权力结构由王政走向霸政进而再度走向统一,社会思想领域里规律之天命、心性之天命则日益发展成主流。不惟如此,东周诸子还对上古天命观多重内涵进行了哲理化的理论建构,对中国古代政治哲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从“天命”到“天理”——韩愈、二程天论与唐宋之际儒家的发展

唐宋之际儒学出现了变革,这种变革可以通过对韩愈、二程天论的分析体现出来。从韩愈的“天命”到二程的“天理”,体现出唐宋儒学对天性质的界定从意志之天转变为义理之天,天的功能从天地万物之性由天命赋予转变为天地万物之理由天理转化,天人合一关系从外在合一转变为内在合一。从韩愈的“天命”演变成二程的“天理”,带来了儒学发展质的飞跃,这种演变是儒学发展的必然,是儒学为了对抗佛教的挑战而做的自我调节。

论《招魂》“我欲辅之”的话语设计与屈原的天命意识

屈原在《招魂》中借“我欲辅之”表达的天命意识与《离骚》“皇天无私阿兮,览民德焉错辅”一脉相承,其背后的理论支撑都是儒家天命观。而屈原之所以于远迁陵阳途中幻想“帝”会主动提出“我欲辅之”,是出于自我暗示和自我安慰的需要。彼时的他因再次遭受重大打击,已经开始怀疑“皇天”“览民德焉错辅”的真实性和有效性。屈原身处“众皆竞进以贪婪兮,凭不厌乎求索”的乱世,却坚决固守“自覆之术”,拒绝修习“进取之道”,期盼在“上无所考此盛德”的情况下“帝”能够及时予以支持和回应,这就注定了他悲剧性的结局。

秦人天命的构建及其“正统性”审视

春秋以来,秦人的天命观念在意识与仪式两个层面完成构建,其信仰格局由“天”“祖先”的二元上位神崇拜发展到“天”与“皇帝”合体的人格上位神崇拜,最终取代周人天命的超验上位神崇拜。在意识层面,秦人通过分享原属周人的天命,藉“周秦一体”与“五德终始说”改造“天”的性质;在仪式层面,秦人通过设置“畤祭”来体现“天”“祖先”合体的二元上位神崇拜,先后置西畤、鄜畤、密畤、上畤、下畤、畦畤,祭祀以白帝少皞、青帝太皞、黄帝、炎帝面目对应的“上帝(天)”,并发展到以封禅祭“上帝(天)”、以雍四畤祭“四色帝”、以祠祭祖先的信仰格局。秦人的天命观念包含三方面的特质:在早期功利性色彩下对“德政”的回避;在周秦嬗代过程中与“德运(五德)”的挂钩与脱钩;在大一统信仰格局下“天”与“皇帝”的合体,其最终形态存在无法自洽的内在矛盾。取而代之的汉人通过对秦人天命的“正统性”审视,从正当性、唯一性、连续性三个维度程度不一地否定秦人天命的存在:以正当性标准而论,斥秦政为“暴政”;以唯一性标准而论,认为秦以诸侯身份亡其国,享诸侯之命,不具备天子之命的唯一性;以连续性标准而论,汉人分别依据“五行方位”“五德终始”“三统”等说提出多种解释“秦汉相继”之理论方案,对秦汉相继有一个从逐渐认可再到强烈否定的过程。

血统中的天命:十六国政权的祖先追述

十六国时期进入华夏世界的诸胡族,面对华夏传统观念中的天命观和华夷之别,在建构自身统治合法性的努力中存在两种祖先追述的模式:其一是自称为华夏圣王之后,力图将本民族历史置入华夏历史中;其二是追述祖源至传说或历史记忆中的英雄人物。这两种追述模式,反映了诸民族及其建立的政权不同的政治目标和现实需要。

“昭昭天命”——论《白鲸》中的帝国主义叙事

虽然学界通常认为美国于19世纪末走上帝国主义道路,但帝国主义思想早在这个年轻国家诞生之初就已经出现。而昭昭天命论正是美国帝国主义思想的核心内涵。回顾历史,《白鲸》毫无疑问可以看作是美国帝国主义思想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书写和预言。麦尔维尔在对裴廓德号船长亚哈展现出来的疯狂复仇决心所进行的淋漓尽致的刻画中以及对19世纪美国捕鲸业波澜壮阔的描绘中,可以说充满帝国主义意识形态,而将《白鲸》放置在19世纪上半叶的美国扩张历史语境内,不难发现这一文本暗暗契合了昭昭天命论这一美国帝国主义思想的核心内涵,因此本文试从领土、经济、文化三个维度展开分析《白鲸》中的昭昭天命式帝国主义叙事。

帝王梦境与北宋“天命”观的缔造及重塑

北宋政权建立后,在天人感应思想背景下,统治者希望通过对“天命”的阐释来宣示正统和天意。北宋太祖、太宗、真宗、英宗、神宗诸帝,皆选择借梦境来强化自己与上天的联系,帝王梦境遂成为王朝缔造和重塑“天命”观的重要部分。梦境作为私密性很强的一种个人经历,具备巨大的解释空间,执政者正是利用梦境这一属性对政治生态施加有利于己的影响。在宋代的政治架构中,随着国家运行机制不断成熟和官僚士大夫阶层的壮大,皇权从实质性权力渐变为象征性权威,在这一皇权场域中,天人感应、信仰崇拜是梦境与“天命”滋生的土壤,梦境世界与现实世界逐渐被调整到同一维度,借助梦境塑造出天命所向从而给予现实权力更多的社会包容与接纳,这种潜移默化的舆论引导更加温和与含蓄,实际上透露出宋代执政者对以儒家“天道”理念为核心的社会舆论的一种妥协。

利玛窦理性观和儒家天命观在善问题上的差异与互动

为善有意,还是为善无意,是利玛窦与中士讨论的核心问题之一,它关乎理性论证是否完满自足,以及儒学的天命(意识)是否可能等重要问题。相较于生存的现实性状态,利玛窦对为善有意的相关论证是站得住脚的:因以既定的经验和现实的理性为根据,“为善”必然“有意”;“意”指的是由根据而来的自愿选择,因为是自愿选择,善恶也便分疏。但人的生存不仅是一种现实性状态,也因其不仅是现实性状态,生存才可能与天命有所关联:由这种关联所打开的实际性的“居间”位置,便是为善无意的根据。分析地呈现为善无意所描述的生存状态,可以论证为善有意和为善无意共同组建起生存中的“善”的意义:在终极性意义上,为善无意为为善有意提供了存在意义上的终极根据;并且前者也时刻以“不”的方式参与进后者的“是”之中;它们一起组建起真正意义上的生存本身。生存本身照见了利玛窦式理性论证和儒家天命意识之间的差异和相互补足,这是实现中西之间深度思想交融的关键所在。

功德与天命:秦汉时期皇权合法性观念的变迁

秦汉时期,皇权合法性观念曾历经一个显著变化。受战国理性精神的影响,秦朝称帝者只言功德。而两汉之际,由于君权神授观念流行,称帝者却必据天命。皇权合法性观念由重“功德”变为重“天命”,与西汉士人对秦亡汉兴的历史反思有密切关系。审视这一“天地大变局”,西汉士人普遍认为历史的重大变化冥冥之中另有主宰,实际上非人所能掌控。正是这种怀疑理性能力的认识,导致了西汉君权神授观念的兴起和盛行。魏晋以后人们普遍持有的“功德”与“天命”并重的皇权合法性观念,正是在这一转变的基础上发展而成的。

行善得善与行恶得恶——基于《孟子·尽心上·正命章》的儒家天命观研究

《孟子·尽心上·正命章》既是孟子唯一论命的专章,又是儒家天命观的重要篇什。从《孟子》单章解释史看,一方面,王充、赵岐激活了“行善得善”“行善得恶”“行恶得恶”的排列组合,但不符合孟子的原意,道德激励作用得不到应有的发挥;另一方面,朱熹最得孟子大义,不仅认为“正命”就是行善得善,“非正命”就是行恶得恶,而且全面彰显了抑恶扬善的哲学基本精神。从比较思想文化史看,一方面,佛教力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而其根源在于儒家的“行善得善,行恶得恶”之说,并与“孟子命论间接佛教化,佛教报论直接中国化”密不可分;另一方面,“行恶得善”的历史哲学之缺席,“行善得善,行恶得恶”的道德哲学之在场,表明儒家天命观在世界文明史上具有不可替代的自身独特性。

“天命流转”的完美逻辑与道德心态——传统中国“命运”信念的社会学阐释

“天命”构想作为中华传统神圣信念之一,象征着经由“天—命”流转而被解释为传统国运与个体人命的变迁机制,促成中国人以正命、随命和遭命三种方式验证天命人心的道德流品。这种“天命、道德、命运”信念的基本内容,根源于“天命靡常,惟德是辅”的“周公定律”,内含天即人、德即天、心即理的完美逻辑,呈现为以“正命”或“命正论”为楷模的道德流动范畴,以德成天运的国命和人命的方式,转成“知识、实践和行为”为特质的道德心态,继而拓展为天人同德、上行下效的科举选官制度和家国运作机制,并对当下社会的价值秩序与道德心态产生影响。

从《尚书》天人关系思想探析先秦儒家天命观结构

本文以天人关系与天命观结合的视角考察儒家天命观结构的建立,并且以《尚书》为导源,可见儒家天命观的演变。《尚书》中《商书》《周书》家天下的政治,商周汤武革命促使天命观念的形成,成为儒家天命观的发端。孔子通过对周人天命观的继承与发展,承认周以来天的权能将之视为最终依据;突破周人天命观念的结构,建立以个体遭遇为内涵的时命观;以人人禀赋为内容的性命观;以天人互通为归宿的知命观。先秦儒家天命观的结构摆脱周人天命限于统治者阶层,发展为人人赋有的禀性,即天命由君权神授转向人性天赋;冲破周人天命神意的束缚,将焦点投注于人,即由天命的宗教性转向人的道德塑造。由此,儒家建构起其思想的核心基础,成为儒家缘起的内在机制。

认识天意与感通天命——评林安梧与谢文郁的《中庸》解读思路

认识论问题是思想史的核心问题之一。这些年来,人们开始关注儒家思想中的认识论问题。特别地,人们对于人如何与作为终极存在的“天”发生关系这个问题有了越来越大的兴趣。林安梧和谢文郁在如何解读《中庸》核心思想的学术对话中,涉及到了儒家认识论问题。林安梧虽然反对使用认识论来表达,但实际上他使用了“感通”“功夫论”等词来处理儒家的认识论问题。谢文郁提出情感认识论,企图追踪《中庸》的“诚”在认识“天意”中的认识功能。两位学者在这个问题上的争论拓展了我们的视野,对于我们深入讨论儒家认识论有很大的启发。

儒家管理哲学中的“命”与“天命”思想研究

“命”与“天命”是儒家管理思想中的两个非常重要的概念。理解这两个概念对于理解儒家管理思想内在的逻辑以及促进本土管理学进一步发展都有着非常重要的理论意义。本研究在阐述历代儒家关于“命”与“天命”思想的基础上,对这两个概念在儒家管理学范式形成中的作用进行了研究。研究显示,正是因为对“命”与“天命”的理解,儒家形成了包括“以义制利”“用人以德”“成己、成物”等在内的管理学范式,也使得儒家管理学相对于西方管理学来说更加成熟。同时,结合现阶段本土管理学面临的问题,本研究进一步讨论了“命”与“天命”对于本土管理学所具有的价值。研究认为,“命”与“天命”有助于本土管理学进一步思考管理应有的根本目标以及管理者优先需要何种知识类型这样两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王治与天命:孟子“君轻”说阐微

孟子“君轻”说是古代民本思想的最强音。为了缓和统治者的紧张,历代对“君轻”说主要有治道和经权两种解释,但这并非是此说全貌。就如“社稷”关涉政权和祭祀,“君轻”说应从王治和天命两个维度理解。从王治角度看,“君轻”说的主体是天子和诸侯,出于君主美德培育和现实治理的需求,“君轻”治道要求君主治政内容上先民后君,治政方法上率先垂范,并以民为治政之目的。从天命角度看,君主受命于天,行理民之责,受民监督。“君轻”说是儒家的微言大义,提示君主顺天修德可为天子,无道伤民则堕为独夫,势位变置轻而易举。王治之重民轻己根源于对天命的顺应,因而“君轻”说的本质是“天以民为本”。晚清以来,学者将“君轻”说理解成民主,这是对治权主体的混淆。

天命观视域下孔子、墨子政治哲学的比较研究

春秋战国末期,礼崩乐坏,君权旁落,社会动荡,战祸频发,周王朝的统治合法性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质疑和挑战,政治改革势在必行。基于此,先秦哲学家们纷纷阐发了各自的政治哲学。新思想的出现不仅为解决社会问题提供了行之有效的方法论,也极大地推动了先秦政治哲学的丰富和发展。本文以天命观为切入点,对孔子、墨子二人政治思想的差异进行原因探析,为我们理解先秦政治哲学提供新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