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向儒学天命论思想的系统结构

刘向是西汉后期思想界的标志性人物。他是一位以治《谷梁春秋》著称的今文经学大师,曾著《五经通义》《洪范五行传论》;也是一位古代文化整理大师,曾编著《新序》《说苑》《列女传》。《新序》《说苑》《列女传》及《洪范五行传论》都编著于成帝时期,前三书今存单行本,《洪范五行传论》主要保留在《汉书·五行志》中。《新序》《说苑》以搜罗、编选古代经传子史中的故事片断、人物对话为主,有少量作者评论。作者按今文经学天人感应、以天统人的思路,将儒家的仁义道德天命化、神学化,阐述了尚仁贵德、慎用刑兵、无为容下、尊贤使能的“君道”,并从个人修养方面论述了“圣王之道”“君子之道”和“妇道女德”。

洪秀全的天命论与太平天国的政权建构

洪秀全的天命论是太平天国的宗教与政权建构的核心观念。本文试就神启权威与世俗理性的悖论、西方传教士与洪秀全就此论争议所折射的政权理念差异 ,以及洪仁在突破此论上所作的失败尝试 ,分析此论对于洪秀全的领袖心理以及对于太平天国的政权近代化所产生的消极效应。

彰显圣人“神道设教”的创作动机与矛盾的鬼神观天命论——《阅微草堂笔记》思想文化意蕴研究之一

《阅微草堂笔记》的思想文化意蕴存在着两方面的矛盾,一是纪昀本人对鬼神持怀疑态度,而在《阅微草堂笔记》里却又肆意称道灵异、张扬鬼神;另一方面,虽然强调天命的不可更改性,却又不断地强调人改变天命的主观能动性。这是由其彰显圣人“神道设教”的创作动机所决定的。

从孔子与墨子的天命论看儒家与墨家的不同命运

在先秦百家之中,儒家和墨家以天为本,孔子和墨子都恪守天命论,不仅断言人命天定,而且都积极祭天。然而,孔子与墨子所讲的天及天命论具有不同的内涵,这具体表现在上天不同的命定方式:孔子之天是先天的,墨子则是后天的;孔子之天是一次注定的,墨子则是数次注定的;孔子强调上天的随机,墨子注重上天的因果。更为重要的是,对上天的不同理解导致了二人对命的不同对待:孔子认为天命不可知而畏惧天命;墨子坚信天命可知而顺应天命。孔子和墨子的天命论对后世产生了不同影响:一坐待,一进取;一等差,一平等。这些不同的思维方式、社会功效注定了各自不同的历史命运。

王夫之对孔子天命论的改造

王夫之以理气观为基础,对孔子的天命论进行改造。他批判了孔子的意志之天,变意志之天为自然之天,天成为了气的代名词;命不再具有神秘性,成为了气与理的混合体;鬼神则是气在太虚状态下的属性。王夫之对孔子天命论的改造,对王夫之思想体系的建立以及儒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从“汤武革命”话题看儒家天命论的内在矛盾

汉代以来,'汤武革命'是受命还是放杀,一直是学者们议论的话题。苏轼、祝允明等人以'汤武放杀'说向主流的'汤武受命'论提出了挑战,引起了众多学者的辩驳。'汤武革命'话题不断被拿出来争论,反映出儒家'君权天授'的纲常观念与'天下为公'的民本思想之间存在着难以调和的矛盾。

天命论思想与蒙古族族源传说

天命论思想作为古代蒙古人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蒙古族族源传说的产生和发展影响深远。把蒙古族族源传说置于中国北方少数民族文化与文学传统中进行探源,可以看出蒙古族族源传说脱胎于蒙古人萨满教神话,与早期萨满教"天崇拜"信仰有着密切联系,其思想根源为天命论思想。

《死者年鉴》中美国“天命论”的瓦解

"天命论"也称"天定命运",是美国建国后实行领土扩张时盛行的思潮,旨在使其大陆扩张与殖民统治顺理成章。然而,以天命论为基础的美国民主政治体制与美利坚式文明,并未使像印第安人一样的少数族裔享有应有的权利。当代印第安作家L.M.西尔科的小说《死者年鉴》中蕴含着政治反抗精神,作家以政治预言的形式,预设当今美国社会将朝多民族融合的方向发展,打破单一的白人统治,据此,进一步瓦解天命论。

孔子的随机天命论辨析

孔子恪守天命论,断言人的生死寿夭、贫富贵贱和德才贤良等都是上天的安排,皆属命中注定;上天对人命运的安排不言而生物、随机而莫测,天的这种存在状态和命定方式使人对天难知难言,只能通过祭、祷来待命,这使畏天成为天人关系的主基调。孔子强调随机的天命论,突显了命运的一次成型、不可更改,否定了人的后天作为,但有一定的心理平衡和警世作用。

《吕氏春秋》的天道观和天命论

《吕氏春秋》认为天地的性状具有客观必然性,人事应以之为准则;天地的法则和谐有序,故要“法天地”而建立和谐有序的封建秩序;天命是客观事物发展变化给人造成的遭遇,但君权是天授。其天论主要是上继荀子等多家的思想而更树独立见解,这反映了进步的新兴地主势力的思维。其总的倾向是坚持了朴素唯物论和辩证法,但也有其局限性。

《蒙古秘史》天命论思想研究

天命论是蒙古族早期信仰中的主导思想,经历了一个从非理性向理性发展的转变过程,其演进的逻辑路径依次是:自然之天、宗教之天、汗权之天。本文以《蒙古秘史》为依据,根据早期蒙古族发展状况,探讨其天命论思想,旨在揭示蒙古族天命论思想对蒙古族思维定型及社会转型所起的作用。

两汉天命论:皇权政治的双刃剑

两汉以天人感应、灾异谴告为重要内容的天命论,是皇权政治的双刃剑。其既为皇权天授、皇权至上和汉代大一统政治格局奠定了意识形态基础,又对皇权政治具有一定制约功能和内省作用。其作为一种政治思想和哲学,不仅包含着传统的王道仁政和德治民本理论,而且也蕴涵着儒学士人对制度安排与政治设计的积极努力和理论思想构架。

试论荀悦《汉纪》中的天命论思想

荀悦(公元148—209年),字仲豫,颍川颍阴(今河南许昌市)人,是东汉末年进步的政治思想家和重要的历史学家.汉献帝建安元年(公元196年),荀悦始辟镇东将军曹操府,旋迁汉庭黄门侍郎,和荀彧、孔融等“侍讲禁中,旦夕谈论”,积极为东汉王朝的“中兴”出谋画策.他于这期间(建安元年—二年)写成的《申鉴》五篇,即是这“旦夕谈论”的集结.建安三—五年,他任秘书监、给事中.时献帝雅好典籍,“常以班固《汉书》文繁难省,乃令悦依《左氏传》体以为《汉纪》三十篇”(《后汉书·荀悦传》).书成奏上.迁为待中.

韩愈的天命论探微

儒家的创始者孔子,虽不语怪、力、乱、神,但仍是肯定天命与鬼神之存在;西汉以来,儒学为适应封建帝王统治之需要,大力宣扬君权天授,符命之说。韩愈在三家的争论的焦点中,力排佛、道家,以树立儒学之道统,在天人关系的课题上,他亦继承了传统儒学的天命论。他继承了汉代儒学的天人感应之说,宣扬道统天命论,深信“唐受天命为天子”[1],在其诗、文、论、书等著作中,一再地宣扬天命论之思想。然因其仕途迍邅,际遇坎坷,而又时有不同之看法。今试析其天人思想如下。

论葛洪的天命论思想

葛洪的天命论思想是以"道"为本,以长生求仙为目标,化"仙格"为"人格",认为神仙是可致可学的。葛洪的天命论思想是对现实生活的超越,蕴涵着丰富的生命哲学,对人自我的努力有着高度的肯定。

天命论对中国人的积极作用

正所谓“哲学诞生，天命主宰”[1]，天命论是中国哲学的先锋，更是中国人思想的根源。要了解中国人首先就要知道天命论。本文就借助前人的力量，站在一个角度上分析天命论对中国人的影响。

天命论与孔子的后期思想

一、五十而知天命研究古典时代的历史,讨论古典时代的历史人物,总要考虑两方面的相关因素:其一是旧社会的残存意识,其二是新社会的时代特点。古典时代继氏族社会之后,以血族社会为基础的旧社会的脐带尚未完全剪断,尤其在意识形态方面,宗教的支配力量,神、天的主宰作用,在人们头脑中,在社会活动上,还有十分重大的影响,甚至居于统治地位。天命论对孔子后期思想和行动的关系,其重要性就是这样。另一方面,古典时代是文明史的发轫时期,是新社会的第一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