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会起源的时代背景探析

恶劣的自然环境、社会环境为天地会的诞生提供了阶级基础;闽南的尚武传统为天地会的诞生提供了斗争工具;明末闽南结社之风的兴起与郑成功在闽南的抗清活动为天地会的诞生提供了良好的社会土壤。

明郑集团与天地会关系考

根据近年在漳州南部地区新发现的天地会早期活动遗迹和文物、文献,对于天地会起源问题可以得到新的认识:天地会在南明时期业已兴起并在漳南一带频繁活动;天地会与明郑集团有密切的关系,但郑成功并不是天地会的创立者,郑成功和天地会只是在反清复明的共同目标和利益基础上,一度结成了政治同盟关系。

明代的秘密社会与天地会的渊源

明代的秘密社会与天地会的渊源陈宝良所谓秘密社会，就是指存在于民间的各种秘密结社活动，多以＂社＂或＂会＂相称。首先，秘密社会与民间结社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如广泛存在于民间的各种结社的互助方式，就为秘密社会所吸收，采纳。其次，秘密社会又不同于一般的民间...

天地会与福建武术发展研究--区域社会的视角

综合运用文献资料、逻辑分析等科研方法,以区域社会为考察视角,对天地会的形成、衍变,及其对福建武术发展的影响展开研究。结果显示:(1)福建历史沉积的能动治理、尚武抗争、会盟结社等传统,奠定了天地会萌发于闽南地区的思想和现实基础。(2)闽南宗族社会实施区域治理的“异姓合一”组织是天地会的早期雏形,宗族竞胜(械斗)武力(术)成为治理的重要手段。(3)天地会在参与本土区域社会及其外延社会发展过程中,主要通过营构“类宗族”组织认同和“南少林”符号认同发挥作用,而在跨文化语境中则主要通过闽籍商团凝聚力量,从而推动包括武术在内闽文化(乃至中华文化)的海内外传播。研究旨在为更好地传承优秀传统文化提供注脚,为讲好天地会这一典型“武术故事”提供更为翔实的素材。

清前期天地会的社会合法性危机——以嘉庆年间广东省的天地会为例

清前期,广东省的天地会一直面临着严重的社会合法性危机,这一危机引发的主体是士绅集团和普通社会公众。这一危机是由多种因素综合造成的,其中既有社会结构方面的因素,也有天地会自身的因素。

《说唐全传》与天地会

《说唐全传》所展现的思想观念和价值体系与天地会非常相近,其道德标准和价值判断完全以自我为中心,"义"凌驾于国家、民族和血亲之上;薛丁山和樊梨花弑父情节是对帮会亲情观念的生动诠解。《说唐全传》中绿林好汉的通讯方式、隐语暗号、服色旗帜也与天地会相似。天地会的"西鲁神话"在叙事结构、人物塑造、情节安排、语言运用上都受到《说唐全传》的影响,如天地会的圣地"丁山"与"薛丁山"之间的联系;天地会的"木杨城"即是《说唐后传》中的"木阳城",其原型是旅顺口的牧羊古城。

田野调查应该去伪存真——读罗炤先生的田野调查报告《天地会探源》

田野调查是社会史研究中一项重要方法，往往能搜集到许多珍贵的史料。所以，事后写成的调查报告，也必然受到学术界的重视。然而，鉴于调查中搜集到史料难免鱼目混珠、真伪互见，这就需要对搜集到的史料进行鉴别，下一番“去伪存真”的功夫，以免误导读者。

他者的眼光:19世纪西方人的天地会研究发微

19世纪西方人关于天地会的研究成果在中国的利用程度稍有不足。从若干代表性成果来看,它们既体现了共同的研究特征,又各有特色,保存了许多有重要参考价值的资料,有的资料至今尚待利用,有的内容至今仍有启发意义。

严谨 求实 创新——评秦宝琦著《清前期天地会研究》

天地会是清代最著名和最重要的秘密结社之一,无论是从会党的发展历史看。还是从近代历史演进的过程论,天地会都居于一定的位置。有关天地会的研究,自本世纪初即已开始,迄止今日,发表的论文不可谓不多,然而却歧义纷呈、零散而不系统,以著作形式出版的天地会研究更是鲜见。近读秦宝琦《清前期天地会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一书,掩卷之余。

从档案记载与会内文件的结合看天地会的起源

60年代以来,在海峡两岸的清史学者中,不约而同地掀起了一场有关天地会起源问题的讨沦,发表了大量论著.从这场讨论中可以看出,在关天地会起源问题上分歧的重要原因,是争论各方所依据的史料不同.而且对同一史料也有不同的解释,因而所得结论各异.一方依据会内流传的秘密文件,沿用30年代以来常用的"影射推求"法进行研究,并坚持认为天地会是清初康熙年间明朝遗老为了"反清复明"而创立的.另一方则依据官书、档案进行考证,认定天地会是乾隆中叶福建漳浦僧提喜即洪二和尚所创立.

天地会人物陈近南研究刍议

陈近南是有关天地会文献甚至文学作品中的一位极为重要的人物。学术界关于陈近南的观点存在很大分歧:第一种观点认为他是天地会的实际组织者,第二种观点认为他是天地会的辅佐者,第三种观点则基本否定他的存在。在现实社会中有无陈近南原型,学术界也存在较大分歧。文章梳理了有关陈近南的各种观点,分析了分歧产生的原因,提出了进一步深化陈近南研究的三点建议。

太平天国起义与广东天地会起义之差异

广东天地会起义与太平天国起义作为同时代发生的反清起义,存在着显著差异。这些差异不仅体现在时间、地点、规模等表层因素上,而且还反映在启动源、发动媒介与政权形态、变革社会的程度等深层次因素上。太平天国起义的启动源为对西方文明的认知与追求,而广东天地会起义的启动源为"反清复明";对当时的中国而言,对西方文明的认知与追求既具有救亡意义,又具有发展意义,而"反清复明"只具有救亡意义。太平天国起义的发动媒介为拜上帝教,而广东天地会起义的发动媒介为天地会,这一巨大差异使两次起义所建立的政权形态也呈现出重大区别,即太平天国为"政教合一"的统一政权形态,而广东天地会则建立了众多世俗的政权。在变革社会时太平天国试图用西方文明从各方面改造中国,体现出了中国社会进步方向;而广东天地会仍跳不出小农与封建思想的藩篱,起义只停留于推翻旧政权这一肤浅层面上。正是这些差异,使得这两次起义的时代意义与历史地位不可同日而语。

天地会传说叙事的文化渊源

作为一个秘密会社组织,天地会的形成是一个历史积淀的过程。天地会起源历史的形塑过程,显然关乎两大渊源:一是天地会的历史渊源;二是天地会的文化渊源。天地会的文化符号渊源,大致有三:一是在天地会创辟传说中,有一位“万大哥”,其文化原型显然源出于唐代的“万回哥哥”;二是在天地会创辟传说中,存在着“五祖”之说,源出于传统中国的“五”数文化符号;三是在天地会的传衍过程中,逐渐分化“三点会”“三合会”,这显然与传统中国“三”数文化符号,尤其是“三茅”“三官”信仰存在着文化传承关系。天地会传说的文化符号相当复杂,既有来自儒家易理中的数字符号,又有来自道教、佛教的文化符号,甚至是儒佛道三教文化符号合流的产物。

重说广东天地会起义期间中外反动势力之勾结

《学术研究》2000年第6期发表的林志杰《1854年广东洪兵围攻广州之役考辨》一文，批评了本文作者在1983年发表的《广东洪兵起义期间中外反动派的勾结》一文中的若干论点，但批评者所说并不令人信服。从整体上看，当年的论说似无大不当之处。现谨就林文的指责之点进行必要的答辩。

清前期天地会的合法性基础——以广东天地会为例

清前期,天地会在广东不少地区存在,说明天地会在广东已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合法性。清前期广东天地会的合法性有三个基础:首先是合利益性,即符合一部分社会成员的经济利益需求。其次是暴力恐吓,暴力可以使天地会直接获得诸多财物来直接满足组织成员的利益需求,进而获得这些组织成员的忠诚与支持;还可以使那些原本不愿加入天地会的社会成员被迫支持或加入天地会,从而扩大了天地会的合法性基础。第三是符合“遇事互相帮助”的社会价值观,这一价值观通过集体抢劫谋得经济好处、对付乡村劣绅、借避免被人欺侮来体现。这三个基础相互依存,相互作用,共同构成清前期广东天地会的合法性基础。

天地会仪式行为的文化社会学解析

天地会是有清一代反社会性秘密社会组织。仪式行为建立并夯实了家族伦理秩序的组织结构,确立起价值观充分整合的文化同质性组织。仪式行为藉由民间信仰的宗教话语表达,促成组织结构、组织行为与组织价值整合的世俗话语落地。

从流民的社会处境看湖南天地会起源

天地会从两广入湘后 ,首先在流民中发育。从人口结构变化、人口增长与流移等诸方面看 ,它的产生是必然的。因此 ,流民在当时社会环境下借用天地会再造他们的社会存在也是十分自然的事情。

天地会与福建东山的关帝崇拜

本文从天地会这个特定角度研究福建东山的关帝崇拜,重点探讨了天地会受东山关帝崇拜的一系列表现,指出关公信仰并不能一概归之于小说戏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