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天坛宪草》制定中的几个问题

民国第一届国会1913年4月8日开幕,举国关注国会的第一大问题即为制定宪法.孙中山认为:民国建立,'辟头第一事,须研究一部好宪法'①.宋教仁亦称:'国会初开,第一件事,则为宪法.'②国会开幕前,各派政治力量之间,已为宪法的制定权问题进行了一番激烈的斗争③.但国会开幕后,却因选举正副议长、宋案、大借款等问题,陷于无休止的纷争.

李大钊、《言治》与天坛宪草

为了反击民国制宪中的右翼保守主张,推动民国第一部宪法的民主化,李大钊等领导的北洋法政学会以《言治》月刊为基地,围绕国会体制、孔教入宪、宪法颁布权等制宪热点问题发表了大量文章,有力地推动了天坛宪草的民主化(该宪法草案因在北京天坛起草,史称天坛宪草)。天坛宪草虽因袁世凯政府的极力破坏而没能颁布实施,却是中国民主制宪的伟大尝试,是中国宪法思想史上的一颗璀璨明珠,也是李大钊等推进中国民主法治的珍贵记录。

一元权力观:宪制抉择的文化制导——以《天坛宪草》为中心

在立宪社会中,一元权力观获得了新的形式和载体,但其制导作用使宪法设计和运行仅仅是形式的耦合而不是观念的贯通。在《天坛宪草》曲折而终至夭折的历程中,一元权力观的制导作用表现为:驱使着决定宪草制订过程中的军事斗争,配置了国会权力优越过度的责任内阁制设置;孪生了法律的工具主义运用,内生了宪草胎死腹中的最后结局。

论《天坛宪草》对域外宪政文化的借鉴

域外宪政文化对多个国家产生了积极影响。民国初期,国人从制度层面主动接受域外宪政文化,拟定的《天坛宪草》,以法律形式确认民主共和国体以及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模式。关于人民权利的规定和立宪技术,同样能够溯源到域外国家,尤其是美国、法兰西和巴西等国家的宪政文化。

略评《天坛宪草》政体设计

1913年的《天坛宪草》因限制了袁世凯的权力,在他的干涉下,终成一张废纸。它的立宪技术有很大进步,也有诸多不足,特别是政体的立宪技术方面有许多不妥之处。分析该宪草中政体立宪技术之不足,不在于指责其不当,而在于如何完善当代中国的政制架构,建设宪政中国。

《天坛宪草》对个人财产权的宪法保护探析

探讨了《天坛宪草》对个人财产权的宪法保护及现实意义。

共识与争议 天坛宪草之孔教入宪的发生机制与规范结构

"天坛宪草"之孔教入宪,既关涉最宏大的时代变换,又触及最微小之个体心灵,因此引起当时最激烈的立宪争议并泛溢于社会各界。本文试图利用天坛制宪法的原始史料,走进制宪语境,梳理双方之共识与争议,以发现孔教入宪的历史语境、时代问题与解决方案,即孔教入宪的发生机制与规范结构。孔教入宪的制宪讨论凸显了近代立宪者对民性与国情的判断,在"民国理想"与"国民现状"的巨大"势差"中,"教"的提升、整合与支撑功能被不断强调。只要"势差"不变,"教"的发生机制就必然内嵌于宪法之中,并具体落实为可接受的宪法规范,发挥其独特的功能。而且,"教"的规范结构形成了近代中国宪法的核心功能,凸显了近代中国宪法的二元正当性以及中国近代转型的复杂与艰巨。

儒家宪政主义是否可能?——以民初“孔教入宪”事件为切入点

目次一、引言二、民元的"孔教入宪"事件:一些背景三、孔教为什么不能是国教:经验性的研究四、宪法能够容纳哪些价值:规范性的观点五、儒家何为:或者儒家宪政主义如何可能一、引言无论是传统史学中的以史为鉴,还是克罗齐"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的说法,都意味着在特定的历史兴趣背后总是或明或暗地存在着现实的动机。民初的"孔教入宪"

近代中国制宪史

以"君权宣言"开始,以破坏宪法的"临时条款"结束,20世纪上半叶不堪回首的中国制宪史表明。没有安定团结的局面,宪法只是各派政治力量"乱纷纷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副产品;没有民意的宪法,也很快会被历史和人民所遗弃。

《中华民国宪法草案》胎死腹中的法律文化透视

在国家权力安排上,《中华民国宪法草案》没有体现出共和妥协精神,而是试图以议会的立法权制胜君权。从法律文化的角度看,这种权力设置反映了一元权力模式,其价值取向是法律工具主义的,没有体现宪法保障权利的超验正义。由此,在民国初年的政治斗争中宪草胎死腹中是必然。

中国法治化进程探究

自从1999年依法治国入宪以来,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成为全国人民的共识。进入21世纪,中国法治化建设的步伐明显加快,并且取得了显著成就。春秋战国时期法家代表人物已提出“法治”世人有一种误解,认为“法治”思想是西方人提出,中国古代无“法治”思想。笔者认为,古代法治思想。

试论李大钊早期的政法思想

李大钊作为中国革命的先驱,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其光辉业绩早为世人所传颂,在纪念李大钊诞辰一百周年之际,评价他早期的政法思想及其在中国近代政法思想史上所占的地位,是很有意义的。以十月革命为界,李大钊的政法思想可分为两段。十月革命以前,李大钊曾是真正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拥护者,他向往西方资产阶级的法律制度和法律学说,希望通过宪法的制定在中国建立三权分立、议会制度、

这些国家的法治为什么失败

10月14日,泰国旅游部门为了吸引外国游客,对澳大利亚媒体说,游客到泰国可以体验军事戒严的生活。自今年初泰国政局动荡以来,前往泰国的游客比上年下降了近20%。以政变作为吸引游客的噱头,也只有被称作＂政变之国＂的泰国才可能发生。

猜猜谁来出主意

一上月底采访以色列大使马腾,他随口说的一句话让我印象深刻:最近十年来,以色列有九人获得诺贝尔奖,这些人全都来过中国。为什么全都来过中国呢?因为中国有诺奖情结。从2005年开始,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和北京市政府联合主办了一个名为"诺贝尔奖获得者北京论坛"的官方活动,每年一届,今年已经是第十个年头。诺奖北京论坛的规格很高,国家领导人加人民大会堂是其标配。那些在国外高校仅能享受一个非固定车位的超级书呆子们。

近代中国宪法的精神线索与政教结构

宪法,既是政治共同体的法权构造(constitution),又是规范系统、生活秩序与精神状态的统一体。近代中国从天下秩序进入全球格局,被动而又主动地嵌入全球的法理基座。近代国人开始用半生不熟的宪法概念、规范与制度来解构旧邦,再造新命。但是,舶来话语在面对并进入中国传统与现实语境时,发生了顺乎情理的语义偏转,生成了不同于宪法原生国的制度设计。

古德诺:敲响洪宪帝制开场锣鼓

熟知中国近代史的人可能会记得占德诺这个名字,因为正是他的那篇《共和与君主论》的"大作",成了袁世凯复辟帝制的开场锣鼓。 1913年夏,54岁的古德诺辞去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应聘来华担任袁世凯的法律顾问。古德诺和所有的西方上层人士一样,对于晚清以后东亚诞生的第一个共和国——中华民国缺乏起码的信心。他认为:"中国至今还是一个缺乏政治的社会,这种社会经过了许多世纪,它依靠自行实施的社会的和道德的约束,没有固定的法庭或正式的法令。现在它突然决定采用西方式的选举、立法和西方制度中的其他成分,这是十分困难的"因此,对当时国会内占多数的国民党议员要求建立一种类似英国内阁制政府的强烈愿望,他并不赞成。

袁世凯的宪法顾问:有贺长雄

袁世凯担任大总统后,一步步破坏辛亥革命建立起来的民主共和制度,实行个人专制独裁统治,最后悍然称帝。在袁世凯走向独裁乃至帝制的过程中,作为宪法顾问的有贺长雄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有贺长雄(1860-1921),日本人,1882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1886年起留学德国、奥地利,先后获文学与法学博士学位,回国后任枢密院书记官,与日本元老颇有来往。他历任日本陆军大学、早稻田大学、东京帝国大学教授,并担任《外交评论》杂志主笔。在3894-

人大制度实行的前前后后

9月,我们迎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60周年。1954年9月15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正式召开,在这次会议上制定的宪法,经过持续近3个月的讨论,参加讨论人数达1.5亿,占当时全国人口的四分之一,前前后后共收到意见118万多条……1954年9月15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隆重举行,大会通过了中国第一部社会主义的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至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已经走过了60个春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