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黄君墓志所见天授二年修定律令事发微

黄君墓志提供了则天后天授二年修订律令一事的相关材料，于进一步理解武周政权的法典情况不无助益。在分析黄君家族及其个人履历的基础上，可以对当时详审使一职的职责和年代有较为具体的推断，同时据此来透视修订律令背后所隐藏的政治运作及其内涵。

唐十道遣使续议——天授至景龙

贞观十道从设置之初到武周天授初年,从遣使人数与十道道数不相对应发展到开始完全对应,但按十道遣使的原则一直行之有效。十道遣使分为诸道大使和御史出使,御史出使又分为左右台出使与监察御史出使,在厘清其中区别的基础上,反观学界几成定论的从武周天授十道存抚使到中宗神龙十道巡察使到睿宗景云十道按察使的演变轨迹,可以发现十道存抚使与十道按察使、十道采访使属于同一层级的诸道大使,而十道巡察使则属于御史出使的另一系统,二者均以十道作为最基本的分遣标准与地理观念骨架。

论成吉思汗和努尔哈赤“天命观”的异同

"天命观"是中国古老的哲学范畴,也是中国历代帝王论证其政治统治合法性的重要理论根据。成吉思汗和努尔哈赤作为中国历史上曾入主中原并统一中国的少数民族———蒙古族和满族的杰出领袖,他们的"天命观"不仅是其开基创业时的重要理论依据,而且对其后所建立的元朝和清朝的政治统治思想的形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通过对他们"天命观"思想的分析,我们似乎可以找到蒙古族最终何以被驱回大漠,而满族何以最终与华夏民族融为一体的深层思想渊源。

论中国古代作为政治合法性理念的“天人合一”思想

中国古代作为政治合法性理念的"天人合一"思想,常被统治者视为"法天而治"、"敬德保民"的"仁民"政治路线。倘若统治者无道无德无心无能保民,便实质上丧失了继续统治的权利。这一思想尽管在历史上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执行,但是它的基本精神对于我们今天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反思诸多政治理论与社会现实问题仍然具有参考价值。

试论成吉思汗“天力论”思想

成吉思汗利用蒙古社会传统的“长生天”思想,形成其独特的“天力论”:汗权天授;代行天职;恭行天罚;得天赞助;忠诚得天佑护。“天力论”思想是直接为忠君思想服务的。虽然它在哲学上属于唯心主义理论,但包含着丰富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和辩证法思想。

董仲舒的受天监护的君权论

董仲舒的受天监护的君权论周乾国家权力是政治学必须研讨的一项内容，君权论是它的一个分支。在君主国里，特别是古代封建国家，国家权力就体现在君主的身上。在我国，君主的统治有着很长的历史，君权这个问题也就为更多的思想家、政治家所注意。汉武帝时期的董仲舒在这个...

论康熙的天道观的演变

在康熙的文集和实录中,谈到天的地方很多、它充分地反映了康熙的天道观。然而,当我们把他的这些言论缀集起来的时候,就会发现康熙的天道观中包含着尖锐的矛盾。这种矛盾的演化,其天道观也随之而发展。他在位六十一年,其天道观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虔信传统的天道观——怀疑传统的天道观——转向自然的天道观。这个过程就是康熙的宇宙论的变化过程。

董仲舒天人关系思想新论

关于董仲舒的天人关系思想,已有不少人在他们的著作或文章中作过专门的论述.虽在一些具体说法上不尽相同,但基本是持批判态度,认为他以迷信手法编织了一套天人感应系统,目的是为专制主义政治体制提供理论根据,其作用是落后的,甚至是反动的.他的天人关系思想集中反映在《天人三策》和《春秋繁露》中.我认为,他的确是建立了一套天人感应系统,他把四时、阴阳、五行等精心地揉和在一起。

商代青铜器兽面纹内涵探析

商代青铜器“兽面纹”的艺术特征与商宗教思想体系紧密相联。“兽面纹”即“神面纹”,代表的是帝、自然神和祖先神的形象。“兽面纹”无一例外都凸显“神之眼”这一部位,目的是在祭祀时更好地沟通神界与人间。兽面纹的辅助纹饰动物纹可能是帝、自然神和祖先神的侍从,也是神界的一份子。神面纹在商代的大量出现,体现了商代以神为本的浓厚的宗教氛围,其背后是商王族天生受佑于神从而建立政权合理性的意识观念。

论董仲舒的政治思想及其在汉代的影响

董仲舒的政治思想在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他的政治思想是对先秦儒家政治学说的继承与创新。董仲舒为儒家的政治学说构建了由宇宙论、人性论作为哲学基础的完整思想体系,它包括"天人合一"与阴阳五行的逻辑架构、"仁政"或"王道"的价值主体、"民生为本"及"善治"的功能属性、"德主刑辅"和"三纲五常"的制度化设计、"君权天授"及君民互为依存的国家构想、"大同"世界与天道公平的社会理想等。董仲舒的政治思想在汉代的政治运作中产生了重要影响。

中国历代王朝的行政大法——简析《尚书·洪范》

:《尚书·洪范》阐发了一种天授大法、天授君权的神权行政思想 ,这对形成中国古代占统治地位的政治哲学理论 ,以及以皇权和神权为核心的高度中央集权的专制理论 ,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在行政准则、行政方式和决策方式等方面 ,《洪范》也作出一系列阐述 。

《春秋繁露》与儒学君道观的形成

《春秋繁露》在肯定君权至上的前提下，从君权来源的角度，强调君权的最高本源是天，从而得出了君主行为必须效法天道的结论。如若君主逆天行事，天就会以灾异的形式进行谴告，直至变更君位和君统。并视“易姓而王”为政治常态，否定了君权的万世一系。由此初步完成了儒学君道观的构建。

自我实现的本体论设定与宗教性归宿——简论杜维明对儒家人学思想的阐发及其误区

杜维明从"存有的连续性"这一本体论假设出发,认为儒家的人性自我实现是一个在日常生活中创造性转化的动态持续过程;并认为"人之为人的独特性是一个宗教伦理问题",深入探讨了儒学的宗教性及与西方宗教的不同超越方式。虽说杜维明创造性阐释工作有一定的时代感和启发意义,但他的儒学解释学并不能根本改变儒家人性本体论假设的神秘主义色彩,内在与超越的断层问题及儒学在现代社会的契合问题。

执政为民：传统政权的另一个维度

作为地主阶级的政权,传统政权固然有剥削和压迫广大人民群众的一面,但也有执政为民善待百姓的一面,这在传统政权的制度设计和具体施政上都有明显体现。传统政权之所以如此,既与传统政权君权天授的理论有关,也与统治者保持家业的强烈利益驱动有关。无视传统政权剥削和压迫人民群众的一面,自属幼稚,而无视传统政权执政为民的一面,则更属片面,因为这不但容易使我们误解和丑化古人,也使我们很难对我国几千年的文明历史做出合理的解释。

屈原、杜甫:爱国乎,愚忠乎?

中国古典文学中的爱国主义,远没有成为历史的话题,有人在惊叹屈原、杜甫博大精深、震古烁今的创作之余,又常生疑窦:被誉为爱国主义诗人的屈原、杜甫又近乎是愚忠的典型。爱国乎?愚忠乎? 中国封建王朝曾经有过辉煌灿烂的岁月,“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威信和权力。孟子主张“君权天授”。韩愈在《原道》中则对君、臣、民的权力与义务作了通俗的解释:“是故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

中西君权合法性的宗教维度

"君权天授"和"君权神授"是中西关于君权合法性理解的两种天命观。由于中西宗教观的迥异导致两种天命观的不同,从而使中西关于君权合法性的理解出现分野,正是这种分野演变为两种不同的政治实践道路。当然,宗教观的不同并非是这种分野产生的本质所在,但宗教作为"影响群众的精神手段中第一个和最重要的手段",它必然会对人们的思维和行为方式发生作用,对社会的结构、政治体制产生深刻影响。

儒家民本思想论纲

中国历史上的民本思想源远流长。自尧舜禹时代，便隐约可见最初的一些民本思想的碎片。比如《尚书·五子之歌》中就讲到：“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当然从总体上看，人们此时仍深受原始宗教的影响，对“民”的力量和作用的解释多与天命紧密相关，公共权力的合法性的基础是“君权天授”。随着历史脉络的不断延展，春秋时期的儒家学派接过了民本思想的旗帜，把它们加以完善化、系统化。

董仲舒政治思想浅析

董仲舒的政治思想,内容很丰富,并被汉武帝所采纳,对汉朝和后世的影响都很大。“尊君”思想是董仲舒的政治思想的核心,是终级目标,他的其他思想都是围绕它展开的。董仲舒推崇“更化”,即改革,并提出了一些具体改革措施,包括“大一统”“、大德小刑”、“敬贤”、“度制”和“不与民争利”。

李退溪的应变之道

李退溪毕生殚精竭虑,探求天道、人事规律。举凡天地构成、人物化生、政治治乱、吉凶祸福等等,都是他关注的问题。为了国家的长治久安,如何认识和对待天灾人祸、内忧外患,预防突发事变,在退溪思想中占据重要地位。“制治于未乱,保邦于未危”,体现出政治家的深谋远虑,思想家的辩证精慎,不少见解值得借鉴。本文拟就其应变之道的理论和方策,引其要者,约略探讨。一、灾异谴告恐惧修省李退溪在《戊辰六条疏》这篇著名的施政纲领中,对宣祖大王启奏说:“臣闻董仲舒告武帝之言曰:‘国家将有失道之败,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以此见天之仁爱人君而欲止其乱也。’”。(《退溪全书》第一册,第190页)上引董子之言,是汉儒董仲舒在汉武帝诏举贤良对策时,回答武帝关于“灾异之变,何缘而起”的问题而发的。汉武帝为求“百姓和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