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于庙堂的道器与中西——同治五、六年间的天文算学馆之争

同治五、六年间,朝廷同意总理衙门的奏议,在同文馆设立天文算学馆,令科甲正途学习西方天文算学。此议受到许多士人反对,但这不仅是士大夫中"洋务派"与"顽固派"的"派"别之争,更是朝廷凭借自身权力改革登进之途、以求使士人接受"西器"而引起的冲突。士人抵制朝廷旨意的现象,反映的不仅是近代"西"对"中"的冲击,也是"器"对"道"的挑战。所谓西潮的冲击,除了需要从中西的维度进行理解外,道器的维度同样不可忽视。

洋务时期官员肄习西学的困境及其影响——重审天文算学馆设立之争

1867年,京师同文馆增设天文算学馆,在由此引发的争论中,论辩双方均提出了官员是否可以肄习西学的问题。官员应为道德楷模,还是应具一技之长?治国应系于道德人心还是枪炮技艺?这是近代弱政府向强政府转化中所提出的新问题,也是倭仁与奕䜣等人争执的焦点之一。倭仁一派并不反对以西学培养专业人才(“工匠”),而是坚决反对正途出身人员肄习天算,他们担心的是以西人为师与廪饩、升职诱惑对士习官德的冲击。对官员道德的持续关注与高度敏感有其价值,但仅注重修身却不通政务、“时务”是倭仁等人之困境所在。奕䜣等在官员学习西学问题上有推动之功,却无法理解“儒者”与官员的界限,在论辩中无法自圆。双方对垒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对工匠、儒者、官员等群体的联系与边界认识不一。这场论辩对于三者关系的阐发引人注目,推动了“士”与“大夫”的揖别,昭示了“士”的近代走向,为当时重新思考官员选拔与培养标准提供了契机。

论晚清算学科的浮现与消逝

科举与学校关系密切。科举根据不同的科目选拔不同的人才,而学校主要孕育不同类型的人才,以备科举进行选拔。天文算学馆的设立为科举中增设算学科埋下了伏笔。经过四十年间多次提议,算学科终于挤进了科举体系,但却被传统的枷锁桎梏着,没有个体自由。最后,算学科的内容不得不被科举中其他科目包含或被新式学堂或旧式学堂等容纳,当科举制被停废后,算学科的内容主要融入新旧学堂的教育中。

京师同文馆研究20年综述

京师同文馆是清朝政府在北京设立的用于培养外交和翻译人员的学校 ,它是中国第一所新式学校。京师同文馆为清政府培养了一批外交人员和翻译工作者 ,它推动了中国近代教育的发展。在增设天文算学馆时 ,引起了清政府内部顽固派和洋务派之间的争论。在京师同文馆的发展过程中 ,洋人教习也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晚清三次改革

改革一：从加强经济基础开始的洋务运动 洋务运动是从经济基础开始的变革。洋务派企图用西方的洋枪洋炮来捍卫大清王朝，即所谓“师夷之长技”，但所“师”内容限制在“中体西用”的框架下。因此，洋务运动时期虽然西学已经传入，并随着京师同文馆、天文算学馆的开设而正式进入中国学生的知识谱系，

[中国科技教育史话]合中西之各术 绍古圣之心传纪念中国近代科技教育的先驱李善兰诞辰200周年

今年是我国近代科技教育的先驱李善兰（1811．1．2-1882．12．9）先生诞辰200周年。150年前，1861年，洋务派奕诉等奏请开办京师同文馆，1862年成立，直属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是为中国近代化运动——洋务运动之始。同文馆开始只设有外语课程，培养办理洋务所需的翻译人才。1866年又“因制造机器必须讲求天文算学，议于同文馆内添设一馆”，即“天文算学馆”。1867年起招收30岁以下的秀才、举人、进土、翰林，以及科举出身的五品以下官吏入学，厚给薪水，住馆学习历算，兼及“格致”（科学）。

抚古思今:同文馆之争对当代教育的启示

1867年的同文馆之争，从表面来看，它是清朝内部传统与革新两种不同思想的论争，争论的焦点是要不要学习西学。虽然京师同文馆已经设立有英、法、俄三种外国语学堂，但随着洋务运动的发展，仅仅语言的学习，外交翻译人才的培养已不能适应洋务事业的快速发展。因此，为了适应军用工业和民用工业的发展，洋务派奏请设立天文算学馆以学习西方推算、制器等科学知识及技术，主张以夷为师，而站在传统文化角度的顽固派，以“卫道”的立场，挑起了这场影响深远的争论。

李善兰与中国数学教育近代化

主要论述李善兰作为近代数学及教育思想的开拓者，翻译科学著作，会通中西的工作及其学术思想。论述了天文算学馆的数学教学特点及其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