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易天朝体制的初试(上)——义律融调中西的模式及其趋向

天朝体制是中国封建时代特有的对外关系模式,鸦片战争前,英国力图改易之,它开始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在律劳卑的强横方式受挫之后,义律进行了新的尝试,其职官身份得到了天朝的认可。由于与本国政府的意旨不相枘凿,义律陷入了"遵此违彼"的两难之中,刚建立的官方关系中断。为打破僵局,义律更明确地提出融通中外体制的主张,设想了在他看来可以两全的新方案,未被中方接受。广东厉行禁烟之时,义律对方案作了调整,广东当局也有所变通。中英由此实现了"官方直接通讯",而由于鸦片战争的爆发,打断了这一进程。义律对华较为平和,较少强权意识,注定了被免职的结局。但他融调中西的模式及其揭示的趋向,对于探讨文明冲突,提供了可资参考的启示。

改易天朝体制的初试(下)——义律融调中西的模式及其趋向

天朝体制是中国封建时代特有的对外关系模式,鸦片战争前,英国力图改易之,它开始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在律劳卑的强横方式受挫之后,义律进行了新的尝试,其职官身份得到了天朝的认可。由于与本国政府的意旨不相柄凿,义律陷入了"遵此违彼"的两难之中,刚建立的官方关系中断。为打破僵局,义律更明确地提出融通中外体制的主张,设想了在他看来可以两全的新方案,未被中方接受。广东厉行禁烟之时,义律对方案作了调整,广东当局也有所变通。中英由此实现了"官方直接通讯",而由于鸦片战争的爆发,打断了这一进程。义律对华较为平和,较少强权意识,注定了被免职的结局。但他融调中西的模式及其揭示的趋向,对于探讨文明冲突,提供了可资参考的启示。

不失天朝体制——略论清朝前期澳葡地区的司法管理

作为澳葡社会管理的重要内容,司法控制权的争夺贯穿着清代前期的对澳治理。自1556年葡人正式定居澳门以来,随着居民的快速增加,有关华葡间的犯罪案件也不断增加,澳葡在坚持“自治原则”的前提下意欲偏袒葡人罪犯,从而对中国政府的司法控制权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但中国作为“天朝上国”,其律法威严不容侵犯,清代前期以“陈辉千命案”“李廷富、简亚二命案”“郑亚彩致死案”“方亚贵致死案”等案件的处理为标志,通过惩处犯罪葡人和涉案官员,震慑了澳葡的对华犯罪,维护了清朝政府在澳葡管理上的司法控制。

《清实录》中的“天朝体制”考论

本文对《清实录》中带有'天朝体制'术语的40篇皇帝敕谕进行了具体考察,发现'天朝体制'是清朝乾隆至咸丰时期处理对外关系事务的惯常用语。它虽然多具有'制度'的基本含义,但具体含义却有不小差别,甚至少数敕谕还含有清朝权威之意。而随着中英《北京条约》的签订,'天朝体制'也从清朝皇帝敕谕中消失。日本学者檀上宽先生最近提出'天朝体制'理论,用以统括'朝贡贸易体制'论和'互市体制'论,并认为它是一个礼治体系系统,显然忽略了它的刑威方面;同时,它在明朝文献中也无法验证。

天朝观念、体制与鸦片战争中清朝的失败——《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简要述评

《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一书对清王朝在鸦片战争失败的原因进行了充分的探讨。诚然,天朝观念和天朝体制的确是造成清王朝在鸦片战争中失败的重要原因,但是不能因此全盘否定传统政治体制的合理性,更不能因此而延伸到否定中国的传统文明和文化。否则将会使得人们失去统一的价值观念。

晚清时期国体观的变化试探

鸦片战争建立的中外条约关系,改变了以天朝体制为核心的传统国体观。议订《南京条约》的过程中,清朝君臣以"俯顺夷情"修正"慎持国体",调整天朝体制,昭示了国体观演化的复杂矛盾和多重指向。第二次鸦片战争推动清王朝进一步思考,将国家利权纳入到国体的范畴,并将国体置于中外条约关系之中。在贵州教案的交涉中,清朝君臣不得不作必要的调适,"以服远人而维大局",其思想观念再次偏离了天朝体制。同时,他们维护天朝体面的国体观念也开始发生变化,越来越多的人具有了舍弃传统的主动性。清朝君臣又接受了西方的外交仪礼,在跪拜问题上改变了"最关中国国体"的礼仪观念,最终确立了近代国家平等交往的原则。经过甲午战争和庚子之役的创巨痛深,从对外到对内,传统国体观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逐渐形成了以近代国家为内核的新观念。国体这一概念内涵的演化,形象而又具体地揭示了近代历史趋向。

关于“中国外交近代化”的思考

从世界体系思想来看,所有非内生型资本主义国家都有一个被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融入"的历史进程,这个进程就叫"近代化"。受近代史与近代化研究的影响,中国学界对"外交近代化"进程的存在及其概念与内涵等问题的研究一直处于争议状态。本文认为,"中国外交近代化"就是特指中国处于半殖民地化时期,从传统的"华夷秩序"体系向以国际法观念为主导的近代西欧"条约体系"转型的过程。它介于历史学、国际关系学、外交学和政治学之间。"中国外交近代化"进程始于1840年的鸦片战争,完成于1943年的开罗会议。受近代国际体系的制约,制度性的不平等是其本质特性。

论清政府的信守条约方针及其变化

信守条约是清政府为适应中外间新的条约关系所采取的外交方针 ,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内涵和特点。两次鸦片战争之间 ,为维持天朝体制和闭关状态 ,清政府主要是要求对方守约 ,并有着暗地摆脱条约约束的明显意图 ;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后发生变化 ,产生了要求自己守约的趋向 ,到同治初年以潮州入城事件为转机 ,逐渐确立了重视履行条约义务的主体意识。马嘉理案发生后 ,清政府更加注重履行条约义务 ,开始采取措施 ,加强地方官的守约意识。除了向各省和基层衙门颁发条约之外 ,并从制度上加强地方官的守约意识。清政府的守约方针及其失误 ,给后人留下深刻的教训和启示。

晚清“人臣无外交”的异变及其趋向

自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开始变成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遭受列强侵略的背景下,其各种制度逐渐发生深刻的变异。传统的天朝体制被打破,中国被纳人不平等条约关系的国际秩序之中,对外体制出现了根本性的改变。中国自古以来的“人臣无外交”规则被条约关系所损毁,形成了新的外交格局,地方外交产生之后,又进而在中央层面出现变化。新旧交替中呈现出外交乱象,随着形势的发展变化,外关体制逐渐趋于规范化、统一化和近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