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清末的地方审判机构改革——以天津审判厅为中心的考察

清末的地方审判机构改革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颁布一系列法规为各级审判厅的设立提供制度保障;二是在各直省设立审判厅,实现了行政和司法的分立。通过对天津审判厅改革实践的考察,表明改革确实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为近代司法体系的建立奠定了基础,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近代司法理念的传播。但审判厅运作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清末司法改革的复杂面相。既有传统法律观念与近代司法理念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也有清末复杂政局对司法改革的诸多掣肘。虽然,清末的地方审判机构改革实践存在着诸多不足之处,但改革所取得的成效,对于当时的法律改革乃至清末新政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

民初天津地方审判厅民事强制执行制度建设与实践

民国初期,天津地方审判厅在办理民事执行案件时面临诸多难题,其中之一就是民事执行缺少明确且行之有效的专门规定。为此,天津地方审判厅在调研民事执行实际情况的基础上,拟定了《民事执行办法》四十二条报司法部审核,并按批示修改为三十五条后获准试行,对民事执行机构、承办民事执行人员、民事执行措施等方面进行了规定,成为民初天津第一部地方民事强制执行的法律依据,同时也为全国其他地方的民事执行提供了一个可资借鉴的制度样本。通过对典型案件的观察,可以看出《民事执行办法》不是仅仅停留在纸面上,而是真正适用于天津地方审判厅的司法实践中。天津地方审判厅的民事强制执行制度建设与司法实践,为当今的司法改革提供了另一种视角与思路。

清末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引入——基于《天津府属试办审判厅章程》的考察

学界对中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发生史语焉不详,本文依据学界鲜有关注的史料提出,该制度发端于1906年12月草成、1907年3月颁行的《天津府属试办审判厅章程》第99条。该章程的起草者、时任直隶州试用知州王仁铎在《天津府属试办审判厅章程理由书》中详述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设立理由。作为日本法政大学法政速成科第二班的毕业生,王仁铎引入该制度的理论来源是其留日时刑事诉讼法教员板仓松太郎的授课内容。《天津府属试办审判厅章程》对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引入,是清末诉讼制度改革方向由英美法系转向大陆法系的标志之一,此后中国历次刑事诉讼法的编纂,均设有刑事附带民事诉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