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文学论略

天津文学作为区域文学,既是中国文学地图的有机组成部分,也有着特有的发展脉络与历史架构。总体来说,其渊源虽然可以追溯到建城之前的文学创作与活动,而元点则应以清代初期张氏兄弟遂闲堂、帆斋的创建为标志。其后,天津文学经历了以水西庄为代表的古典文学繁盛期、开埠以后至20世纪初的近代期、20世纪前半叶的现代期和新中国成立以后的繁荣发展期四个亮点时段。尽管此前的天津文学研究中存在着诸多盲点,但也形成了自己的传统优势与特点。

新世纪以来天津文学研究综论

天津文学研究随天津文学创作而产生。新世纪以来,天津文学研究成绩斐然,取得了四大标志成果,并实现了三大学术转向。但仍存有提升与开拓的空间,而要进一步推动其发展,则需要在天津作家群体建构,古近代文学文献整理,强化多元化观照视角、全面系统研究等方面继续努力。

论新时期天津文学的发展轨迹

新时期天津文学创作不仅与梁斌、孙犁等一批老作家的"复出"有着密切的联系,他们以原有的创作风格或以新的创作面貌进入到新时期的天津文坛,而且与蒋子龙、冯骥才等人在新时期中国文坛的崛起有着更为深入的关联,他们在引领或参与新时期文学潮流的同时成为天津文学的代表。进入20世纪90年代,尽管赵玫、肖克凡等人不断推出重要作品,但天津文学创作在中国文学史中的集体消失使其进入了低潮期。这一状况直到世纪之交才得以改观,老作家的回归、中年作家的勃发与年轻作家的突起,使得天津文学呈现出复兴的态势。

新世纪天津文学:变革与开拓

新世纪天津文学在继承20世纪文学传统的基础上,以勃发的态势显示了新的阶段特征。它一方面表现为变革的努力,变革工业题材创作的"载道"传统,努力从生活化和社会化角度表现工业生产和工人生活,变革知青文学传统的主题类型,创造出"反知青"或"超知青"的"后知青书写";另一方面,显示为开拓进取,开拓农村题材的史诗性书写,塑造农民的新形象和为民族留存"档案资料",开拓文体表现形式和结构,进行先锋文学探索或文学与影视的跨界实践。面对变动不居的现实,新世纪天津文学或进入历史,或回望过去,以虚构性的减弱和纪实性的增强回应时代,并表现出某种保守和沉闷。

明代天津文学发展概论

明代天津文学有两股创作力量,即流寓文人与本土作家。明洪武至嘉靖,天津文学的创作主体是流寓文人,他们的作品或描摹津门风光,或抒一时一地之感怀,文学样式涉及诗、文两种。嘉靖至明末,天津本土作家开始出现,并创作出诸多优秀的文学作品,其成就集中于诗歌。由流寓文人、本土作家的创作可知,明代天津文学的发展受到了中国文学主流思潮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明代中国文学的发展轨迹。

报馆、学堂与天津近代文学

19—20世纪之交,报馆与学堂成为天津近代人文知识分子首选的栖身之地。这使他们在传统文人的"仕"、"隐"之外开辟了新的人生道路,也推动了天津文学的变革。报纸改变了文学作品的传播方式和写作方式,推动了文学思潮和文学运动的形成,也促进了文学品种的热点转化。而学堂的基础教育中蕴涵了最基本的人性启蒙和理性思维,并孕育了新的文学观念和文学作品。天津近代文学的发展,与报馆、学堂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抗战时期天津文艺副刊研究:以《庸报》为中心

抗战沦陷时期,天津报纸文艺副刊登载了大量文学作品,构成了中国现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日伪的高压钳制下,以《庸报》为代表的文艺副刊的文学批评、诗文作品以及长篇通俗小说等,既沿着五四以来的新文学道路继续前行,同时也呈现出一定的异变态势。就整体而言,天津沦陷时期的文艺副刊,在文学上依然是传承大于异变。日本的侵华,并未阻断中华文脉强有力的历史延续。

与大地最深的纠结--冯骥才“文学天津”的文学地理学批评

在当代文学的地方性写作中,冯骥才以近200万字的体量和深度表达,形成了一种堪称现象级的文学地理叙事--“文学天津”。该叙事大致可分为“宏大叙事时期”“文化思辨时期”“文化自觉时期”“后文化自觉时期”四个时段。综合借鉴米歇尔·柯罗《文学地理学》的分析框架,及国内外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分别就地理尺度、地理经验、地理修辞和地理叙事对它进行考察与探究,有助于阐释、发掘其文本地理的具体呈现方式及与现实地理的诗性关系。

天津近代文学与公共文化空间

19世纪末天津近代文学的兴起,得益于天津公共文化空间的形成。当时最重要的公共文化空间是学堂与报馆,它们为一批淡出政治而又关怀民生、不入官场却依然关心公众事务的新型知识分子提供了栖身之地与言论空间。天津近代文学的盛衰,与公共文化空间的伸缩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凡是公共文化空间扩展、恢张的时候,文学就发展、繁荣;凡是公共文化空间被压抑而收缩的时候,文学就衰落、枯萎。

天津都市文学生态论纲(1919—1930)

以往的现代天津文学史研究较为重视1930年至1949年这一时期的研究,但此前的研究相对薄弱;而1919年至1930年这个时段恰是天津文学从古代走向现代的重要时期,然而一直未能有清晰的描述。笔者重新考察这段历史后发现:1919年前,天津的文学生态基本是传统诗文和通俗小说并峙的局面;"五四"运动后,由于新文学的崛起,使得这种生态发生了变化,显示了新文学与前两者鼎足并存的态势。从1919年至1930年,新文学的势力逐渐加强,并以1928年《大公报》"文学副刊"创刊为其标志。但在新文学发展的同时,传统诗文和通俗小说也在发展,势力并未减弱,三足鼎立的局面没有太大的改变,且这种局面一直延续到了1949年。这种三足鼎立的局面正是现代天津都市文学的基本形态,也是其典型形态。

“方志”书写与文学天津——刘云若与《小扬州志》

作为以天津城市为叙述对象的长篇小说,刘云若的《小扬州志》首次以文学形式描述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天津的民俗风貌与空间构形,不仅建立了文学的"方志"书写方式,而且沟通了文学与城市之间的内在联系,使文学成为城市叙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通过"方志"书写,城市市民的日常生活、性格面貌、行为特性,以及城市的空间构形与区域分布,不仅构成小说文本的情节、内容与背景,而且也成为文学天津的开端,建构了城市文化文本。城市的文化形态、性格特征及其历史演变,在这一文本中得到有效呈现。

主持人的话

1991年,单正平的一篇叫作《新生代的检阅———〈天津文学〉1990年头条小说评议》的文章,见诸《小说评论》1991年的第4期,这是"新生代"一词在小说批评场域中的首次出现。虽然他所指涉的作家只是本地的一批年轻写作者,但毕竟属首次使用。所以,按照"知识的历史"思维,我们所说的"新生代写作"的概念,至少应当从这儿开始。当然,在诗歌领域中,"新生代"名词的出现早就是前尘往事了,在1980年代中后期已被广泛谈论。

闽派诗群在天津的结社与雅集

闽派诗群在天津的活动是天津都市文学中很独特的一个内容,它反映了传统诗人和传统诗歌在现代都市的生存状态,是天津都市文学研究不可或缺的一个研究对象。溥仪进津后,闽派的重要诗人都汇集到了天津,他们在天津的结社和雅集,影响了当地的传统诗人,为天津传统诗词的创作注入了活力,也提升了这个都市的传统诗歌的水准,逐渐成为这个都市的一个文化传统。因此,当我们全面地考察天津这个都市的文学生态时,就不能回避传统诗词这个文化传统在这个现代都市的生存状态及历史影响。

方纪与天津的文艺事业

方纪(1919-1998),原名冯骥,笔名公羊子,河北束鹿人。他是来自延安的著名作家和诗人,新中国成立后的17年间,一直担任天津文艺界主要领导职务,为天津文学、戏剧、民间音乐舞蹈的繁荣与发展作出过重大贡献。笔者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在天津河北梆子剧院任专职琴师兼文书和艺术行政工作,与方纪同志有较多工作方面的联系。现谨将我早年亲历亲见的一些事实草成此篇小文,以作为对方老的怀念。

细节的魅力与劣根的魔影——读董克勤的小说《请客》和《低保户苑贵顺》

董克勤教过二十多年的中学语文,后来做了十余年市文联杂志的编辑,创立县作协,任县作协主席。他自幼喜欢文学,漫长的岁月里始终坚持创作,诗歌、散文和小说多体并举。其作品刊发于《诗刊》《星星》《山东文学》《天津文学》《延河》等,并飘洋过海登上台湾的《蓝星》、香港的《葡萄园》和美国的《新大陆》,诗歌《悲哀的唢呐》进入台湾诗歌年选,出版诗集《根》和《土喉》,自然也收获大大小小的奖项,因其创作成绩突出,市政府为其记三等功一次。

黔东南侗族女作家的创作概览--以石庆慧和杨芳兰为例

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在贵州民族文学创作队伍中,侗族文学创作队伍处于较为弱势的地位,而在侗族文学创作队伍中,女性作家所占比例则更少。但我们也欣喜地看到近年来在黔东南这片土地上涌现出几位耀眼的新人,其中以石庆慧和杨芳兰最为引人瞩目。石庆慧和杨芳兰近年来已在《民族文学》《天津文学》《四川文学》《延河》《滇池》《安徽文学》《黄河文学》《长江丛刊》《朔方》等名刊发表了大量作品,她们以自己不凡的创作实绩当之无愧地成为贵州女性侗族作家的代表人物。

作家风采

李光彪,笔名虎三,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现任云南省楚雄州文联主席、州作协主席,《金沙江文艺》主编。从2009年开始散文创作,在《文艺报》《散文百家》《散文选刊》《长江丛刊》《天津文学》《青年作家》《西湖》《雪莲》《读者》《工人日报》《中外文摘》《边疆文学》《云南日报》等报刊杂志发表作品50余万字。

王莘同志逝世

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天津市音乐家协会名誉主席、天津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三届荣誉委员,第三、第四届全国人大代表,作曲家王莘同志因病于2007年10月15日逝世,享年89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