样式雷建筑空间布局理念的近代转型——以天津机器局东局方案为例

晚清时期样式雷创作了一批西洋建筑,包括园林、衙署、居住和工业,做出了近代转型的诸多尝试。由于工业建筑的典型性,本文选取了样式雷在该时期完成的天津机器局东局方案,结合历史档案和照片,深入读解相关图档,研究其建筑空间布局。该方案兼具传统建筑和西方近代工业建筑的布局特征,展现了近代建筑转型时期的时代特征。

朝鲜使臣眼中的天津机器局与洋务活动——读《领选日记》札记

《领选日记》是1881年朝鲜使臣在中国期间的日志,其内容除了与中国官员讨论如何应对西方列强侵略外,很大部分是在天津机器局参观学习的记录.本文以《领选日记》为主,辅以原有史料,勾画天津机器局的场景,以补天津机器局史料严重缺失之不足;同时,通过该日记分析各级官员创办和经营洋务企业的经验与体会,探究当时创新之艰辛与心境.

师夷长技以为师——以天津机器局的朝鲜学徒为个案研究

1880年朝鲜请求派员前往天津机器局学习军械制造,中国基于"实难再缓"和"固我藩篱"的考虑,积极促成此次来学。李鸿章以"易办而急需者"行之的原则对朝鲜学徒所学内容进行了详细安排。津局官员根据兴办洋务的体会与经验,通过传授西语、赠阅西书、令其观摩各局厂,分配学员进行培训,使其对于西方军事科学技术有了朦胧的认识。对比同在津学习的神机营学徒,津局对于朝鲜学徒的施教似尽其所能,神机营求之不可得的内容均在朝鲜学徒所学之列,然吊诡之处在于朝鲜舍全而求学于神机营。最后施教的效果,朝鲜学徒仅以获神机营小手器械而归。

左宗棠与兰州制造局

原任闽浙总督左宗棠,1866年奉调陕甘总督,镇压捻、回起义。第二年左军分三路入陕,执行“先捻后回”、“先秦后陇”的战略,1868年扑灭西捻军后西进甘肃,宁夏。1872年7月,左军大营进驻兰州,并把西安机器局(临时设立,规模很小)也迁至兰州,命名兰州制造局。

中国产业革命的起点——洋务运动

洋务运动的研究与争论,已旷日有时,但尚未取得能为多数人接受的结论。争论各家,分岐不在史实真伪考证,而在于对洋务运动的性质和历史作用的评价。许多论者在研究中,忽视了洋务运动在中国产业革命和近代经济进程中的影响和作用,这是很大的缺陷。用生产力发展的观点,把洋务运动放在中国近代经济进程中,考察它所起的作用,重新审视、评价洋务运动,以史为鉴,为经济建设服务,无疑是十分有意义的。

论张之洞兴办洋务事业中的“抵洋”思想及其实践

张之洞是洋务运动的后期首领。早在1881年出任山西巡抚时,他就开始设立“洋务局”,致力洋务事业。1884年赴两广总督任后,他根据“方今万国盟聘,事变日多”的形势,明确提出了“洋务最为当务之急”的主张,开始筹建织布局、铁厂,着手兴办枪炮厂,粤洋水师,水陆师学堂等,倾心洋务,图强御侮。1889年7月,张之洞移督湖广,官鄂近二十年。他以武汉为根据地,励精图治,不图苟安,先后创办了许多新式军事工业和民用性企业,异军突起,把湖北武汉变成了洋务活动的另一个中心地区,被誉为“东方的芝加哥”。纵观张之洞兴办的洋务企业,其中虽有买办性和依赖性的一面,但始终存在着明显的、大量的抵制外国资本主义经济侵略,保权保利的积极因素,这是不容忽视的。本文拟就张之洞洋务活动中的“抵洋”思想作一番粗浅的分析和探讨。

洋务运动与近代东北工业

太平天国革命失败以后,至中日甲午战争这一时期,在外国资本主义的卵翼下,中国出现了喧嚣一时的举办洋务的狂潮。这次洋务活动,完全是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的封建势力相勾结的产物。 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在中外反动势力联合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的过程中,在清朝统治阶级内部形成了一批具有买办性质的官僚军阀,主要代表人物是奕忻、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人,为了欺骗人民,洋务派打出了“求强”和“求富”的幌子,他们声称:“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独火器万不能及。……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这是他们从事洋务活动的理论基础。也是他们要用西方近代的军事装备和工业技术来强化中国的封建制度根本所在。正因如此,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人先后办起了江南制造总局、金陵制造局、福建船政局和天津机器局等军事工业。

船政与其他洋务军工厂之比较

在洋务运动中,各省的洋务派大臣创办了大批新式军工厂。这些军工厂位置不同、规模不一、技术侧重点也迥然相异。本文试以船政为例,将其与江南制造局、天津机器局和太原机器局相比较,从技术重点、思想内涵、历史影响等方面进行综合考察,以期揭示船政的独特价值和现代意义。

洋务运动及其孕育的近代军事工业

晚淸产生的洋务运动是因＂借法于外洋＂而得名。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清廷上下兴办＂洋务＂成为一时的热潮。无论是当朝的洋务派官僚,还是积极主张＂西学东渐＂的知识分子,他们积极倡导洋务,都蕴涵着企盼借助西方先进的技术和发达的工商业,来实现满清封建王朝的＂自强＂。

大清国通讯革命

电报进入北京,一个革命性的举动是:在专供政府使用的"内局"之外,还设立了官商合用的"外局",这几乎是大清国第一次将某种新生事物从创办伊始就与民分享公私合营的中国电报总局于1903年初收归国有,袁世凯出任电报大臣。此时,电报总局已经在大清国的社会生活中,扮演了22年重要角色。

大清也有潜水艇

到了这艘＂轮船＂秘密下水时,人们才发现这居然是＂驶行水底之机器也＂。无疑,这是大清国军事工业的巨大突破袁世凯从李鸿章那里所承继的诸多遗产中,天津机器局无疑是一项重要的资产。在天津机器局的诸多成绩中,长期被忽略、却有着特殊意义的,是他们曾经于1880年成功研制并试运行的中国第一艘潜水艇。此时,距离1863年法国建造成功第一艘非人力（通过储放压缩空气驱动）驱动潜艇＂潜水者＂号仅17年,

从广东机器局方案管窥近代建筑转型中的样式雷

本文通过解读《广东省城内外全图》及样式雷图档中所保存的广东机器局地盘图与立样图,对广东机器局的兴建与选址情况进行初步研究,分析其规划布局和建筑设计情况。再结合天津机器局图档,研究样式雷设计两处机器局的关联性,并探讨样式雷在近代建筑转型中的实践。

论晚清军工建设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由于两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冲击,清朝统治者从解决燃眉之急入手,不顾国内战乱的经济凋敝,多方集资,掀起了一个兴建军事工业的高潮。直到清王朝灭亡,晚清军工建设的热潮并未减退。遗憾的是,史学界多年来受洋务运动研究的局限,至今还未能对晚清长达半个世纪的军工建设进行全面的研究,本文试图从军事的角度,对此做些探讨,以就教于各位方家学者。

甲午战争前对西方海军建设理论和情况的译介及其影响

19世纪60年代后,经过阿思本舰队事件风波,清朝部分官绅开始了对建设中国海军问题的认真思考,对发展这种新式海上武装力量的必要性和复杂性都有所探讨。本着学术先行的思路,江南机器制造局翻译馆、天津机器局、天津水师学堂等机构,组织一定的力量,有针对性地进行学术翻译工作,对欧美及日本有关海军建设的情况和有关的理论做了多方面的介绍。这种学术引进对这一时期的中国海军建设又产生了相当的影响。随着晚清海军史研究的不断深入,人们越来越感到有必要了解当时人所做的这种学术引进工作。

论晚清兵工业生产发展的动力问题

清朝末年,伴随一次又一次的列强侵华战争,被称为“新法制器”的中国近代兵器制造业有了较快的发展。以机器生产为标志并以仿制西洋火器为主要活动的中国近代兵工厂,不仅经过了从无到有的跃步,而且经历了新旧技术的连续更替。然而。

李鸿章的练兵制器与海防建设思想初探

晚清军政重臣李鸿章,是洋务派实行“师夷长技”为核心的“自强”活动首领之一。他围绕着“自强”“御侮”为目的的一系列活动,对于国防建设的近代化,作出了积极贡献。本文着重对其“自强”活动的主要内容,即练兵制器与加强海防建设的指导思想,作一初步探讨。

《陆操新义》探析

1883年(光绪9年),中国驻德公使李凤苞由德文译成中文的《陆操新义》一书,是研究近代中德两国军事学术交流值得重视的一部德国陆军操典。现提出一些初步看法,就教于诸方家。 《陆操新义》,这部由天津机器局摆印、上海同文书局缩印、书头标有“甲申孟夏”

北洋海军后勤建设述论

后勤是战斗力,打仗在一定程度上,就是打后勤。特别是海军作战能力的强弱,完全取决于后勤力量,与之有着升降相随的依赖关系,离开后勤支援,舰队无疑是堆废铁,所以各国海军建设,无不以后勤为重点,连清朝政府也不例外。综观清代全国军队,可以发现北洋海军的后勤建设颇具领先性,本文就此问题作一番初步的探讨。

谜一般的中国首艘自制潜水艇

1880年,中国的清政府完全靠自己的能力,制造了近代史上中国的第一艘潜水艇并试航成功,开创了中国制造潜艇的先河。不过,其留下的百年谜团,至今仍让人困惑不已。到底是谁在当时内忧外困的条件下,要造在现在看来都认为装备十分先进的潜艇呢?这也是一直在历史上存有争议之事。据说,在此之前,曾有个不知名的"道员"上书要求试造轮船。

伏地惊雷扫敌顽 英雄浩气贯告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的地雷战(一)

作为一种廉价而有效的防御性武器,地雷在中国有文字记录的应用历史最早可追溯到宋代,明代已有不同结构原理及用途的多个雷种。到了近代,从1840年的第一次鸦片战争到1884年的中法战争,清军都使用了带有“机关”、由敌人踏发的应用地雷。随后,天津机器局、江南制造局开始以近代工业化模式生产制式铁壳地雷,发火方式包括踏发、拉发及电发等多种式样,并在1894~1895年的甲午战争及1900年“庚子之变”期间对日军、俄军作战时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