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开两面:人情在司法难题中的双重面向——基于“天理—国法—人情”的法文化解读

基于"天人合一"的大前提,"天理—国法—人情"这一表达具有精妙的逻辑结构并且长期影响着中国传统的法律文化与实践。究其本质,人情不仅是这一结构的核心,同时还是生成和形塑国法与天理的动力源。三者既有一致的一面,也存在着国法受到人情与天理牵制的一面。通过个案分析可以看到,司法者立足国法的同时能够以天理为中介将人情中的合理性因素以一种更高级的形态纳入法体系本身。因此,在要求裁判兼具合法性与合理性的现代司法中,"天理—国法—人情"这一传统的表达依然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从实例分析中小议中国古代司法判决存在“自由裁量”的理由

中国古代社会的官员在对案件进行裁断时首要坚持的原则是"依法裁断",判决应该是依照法律规定而做出的,但是也因为种种原因而导致判决时不完全依据法律,"自由裁量"情况的存在。因此承审官裁量判决的结果将是二者相统一的"情法两尽"。在下文我将具体分析为什么判决的做出会有"自由裁量"的可能。

中国传统法文化视域下的陈顾远“情理法”观

陈顾远先生认为:法律不会孤立存在,而必然会与其他事物发生联系,它的真谛会通过“平易”方式显示出来;而“情、理”就是与“法”发生联系的伴侣,它们均具有“平易”特质。但如能把“人情”由第一位移到第三位,使“国法”不为“人情”所屈,变为“理法情”,会更好些。“理”“法”“情”分别相当于西方法学历史上的“正义法”“制定法”“习惯法”。“情理法”不仅不“影响建立法治的精神”,而且它昭示的正是“法律的全盘精神”“法的全貌”,而不仅是依照一定逻辑而堆积起来的专业术语和枯燥条文的结合;讲“法”又讲“情、理”,才是使法学“迈步走进自己固有的园地”。“情理法”是综合法学、是儒家法学、是全面的法学。陈先生的“情理法”观解决着广义上的法源问题、中国法律的核心价值问题,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法理学、法哲学范畴。

王阳明致良知学说中蕴含的法理思想及其启示

王阳明创建的致良知学说与现代司法良知如出一辙,强调心中的定盘针为普世道德法则,衡量善恶的标准为国家法度和乡规民约及伦理道德。阳明秉承“大一统”法理,在乱世用重典的时代,创造性提出了“罪疑惟轻”的法理思想,体现了人文关怀。阳明为政一方,审案重息诉,断案观心智,治乱重法度;赏不逾时,罚不后事;推行十家牌法等户籍登记查验制度,创建具有现代民事法雏形文化的《南赣乡约》,定分止诉,治理偏远山区井然有序。上述法理思想的提出和运用,充满智慧,给现代司法以启迪,值得深入研究和思考,以传承其精华,发挥其更大价值。

执法办案如何做到法理情兼顾

努力在执法办案中做到法理情兼顾是对新时代公正司法提出的高标准严要求。对此,不但要高度重视中国传统司法运用天理国法人情的历史经验,还应准确把握天理国法人情在全面依法治国新形势下的科学内涵及相互之间的辩证关系,同时在审判实践中,要立足案件事实、刑事法律、"三个效果"做到法理情兼顾,并不断提高刑事审判兼顾法理情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