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郊天礼考辨二题

关于西周的郊天礼,郑玄出于其"六天说"和"感生说",认为郊天与圜丘祀天有别:郊天是祭五帝,圜丘祀天是祭至上帝。王肃否认郑玄的"六天说"和"感生说",认为天唯一而己,不得有六,郊天与圜丘祀天是一回事。又郑、王两家皆以为行郊天礼必于国郊,且有坛。至于举行郊天礼的时间,郑玄以为圜丘祀至上帝在冬至,而郊祭五帝在夏历正月。王肃则提出所谓冬至、启蛰二郊说。礼书中还有立春郊之说。其实西周时期并无所谓圜丘祀天之礼,祭天唯郊礼而已。行郊礼也并非在国郊,"郊"字只可作祭名看,且行郊礼也不一定有坛。西周时期行郊礼时间的常制是在周历四月、夏历二月。冬至郊、立春郊,或启蛰郊之说,不过是据后世历法以推周制,并非周礼之实录。

周代郊天礼的起源、命名、时间及用牲考辨

周代的郊天礼起源于以各种具体目的对上帝进行的祭祀。郊天礼得名于祭祀的地点——"郊"。郊天的时间分为常例和特例两种:常例为每年冬至、孟春至仲春两个时段。特例是因重大事件而举行的临时祭祀,时间不固定。郊天的具体日期多用"辛日",其执行情况有两种可能:其一,常例用辛日,特例不用辛日。其二,周初时无固定的日期,后来选用辛日,至迟在春秋时期已经固定下来。郊天时用牲多以牛为主,且用一头牛,特例郊天时可增加用牛的数量,但不宜过多。

五代祀天祭祖礼考述

礼制是社会、文化、政治、制度、经济等等诸多方面的结合点,祀天祭祖礼作为吉礼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表明权力来源合法化的主要标志。五代吉礼特别是祀天祭祖礼在乱世中得到了某种程度上更多更好的施行,传世的材料也相对多一些,却似乎没有得到更多的重视。本文在广泛收集相关史料的基础上,考察了五代时期祀天祭祖礼的基本情况,分为昊天上帝和祖宗两个部分进行了排比分析,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五代祀天祭祖礼的基本面貌。

金代郊天礼考论

郊天礼属五礼之首——吉礼的范畴。金代郊祀源于本俗的拜天之礼,是统治者在正统观作用之下,吸收中原礼制文化的结果,其目的是为了昭示王朝的正统性。金代郊天礼与拜天礼具有本质的区别,是金王朝两种重要的祭天礼仪,金代郊天礼具有自身特点。

天京对石达开是否“敬礼如故”?

简又文氏在《太平天国全史》第十八章中说:石达开远征后,全军“沿用天朝国号,翊戴天朝元首,奉行天朝正朔,恪守天朝礼制,及信奉天朝宗教,一一如故。”又说:“其在天朝方面,亦从本视为叛逆或非法行动。以后数年,凡天王诏旨必兼书‘达胞’之名而置诸最亲最贵一等王之列。”“即满朝文武同僚,亦皆以率军‘远征’相视,敬礼如故。”

马理礼学思想简论

马理是明代中期关学的代表性学者之一,他秉承张载"以礼为教"的思路,肯定"天秩之礼",主张礼来源于天,探讨了合同时用与观其会通的原则,以及以礼修身成德和淑世教化的双重功能,对关学在明代的中兴起到了积极作用,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新见《宋天文书》本《步天歌》考

新见上海图书馆与南京图书馆藏抄本《宋天文志》十五卷,书后均附有一未见披露过的佚名撰《步天歌》。经考订,《宋天文志》实为北宋王安礼所撰《宋天文书》,而《步天歌》非原书所有,乃明人附录于后。校订考核《宋天文书》本《步天歌》,知其文本内容与通行《丹元子步天歌》迥异而自成体系,所记星官数符合陈卓定纪之二百八十三官,保留了较多三家星内容,其撰作时代当晚于隋唐之际《丹元子步天歌》,约在宋明之间。新见《宋天文书》本《步天歌》为理解《丹元子步天歌》的流传与影响,考察从三家星系统到三垣二十八宿体系的星官体系转型,都提供了重要材料。

清前中期帝王的国家礼制建设

中国是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是世界闻名的礼仪之邦,其礼制文化在世界文明中极具特色。清朝虽为少数民族建立,但也认同传统儒家礼制文化。清朝通过前中期几位帝王的大力建设,国家礼制体系确立并发展起来。清朝作为我国封建社会最后阶段的大一统王朝,将中国数千年的礼制文化发展到极致。清朝治下各族人民共行中华传统礼仪,这是中华民族形成过程中凝聚力不断增强的重要体现。

天人合一观与儒学传统

本文认为“天人合一”观缘于原始农业文明时代人们对泛化的自然神的崇拜,是中国人形成其自然观、人生观和社会历史观的思维定势。“天人合一”观对儒学传统的形成和民族文化心理的塑造既有积极影响也有消极影响。

杜佑《通典》通經致用考:以“郊天”爲例

唐代杜佑(735—812)所撰《通典》爲中國首部典章制度通史,然而後世儒生稱譽的往往是《通典》保存文獻之功,評價《通典》所載經解則以“一遵鄭注”概而論之,忽略《通典》本身之政論性。事實上,杜佑釋説經義不純然是學術討論,而是帶有政治考量。因之,本文聚焦於郊天禮,透過解讀《通典》引經、解經的内容,比較唐代經注以及《開元禮》對郊天理解與杜佑所論之間的分合,以察杜佑如何透過經典詮釋賦予郊天禮義新的含義。並嘗試論證杜佑是如何透過郊天禮的安排,與社會、政治制度相配合,以建構杜佑理想的“強幹弱枝”的社會,達至治道。

依礼而行，无往而无不利——论《周易》中《履》卦解释向度的“礼”的“德基”意义

《履》卦的“德基”意义，在于其明确的提出了“知崇礼卑”的思想。要求人们在日常生活的庸言谨行做到对“礼”原则的自觉践履，切实做到依礼而行。这是因为“礼以天制”的“礼”具有顺天应时、持中守正、刚柔相济、贞常不变的“理”的必然规律，处处体现着天道的价值定势和价值理念，所以“礼”作为人文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所寓示的社会现象的归纳和社会行为的概念，成为社会生活中必然遵守的道德规范和行为规范，成为一切价值判断的最高准则。

东方历史在创造中——从“天朝礼制体系”到“东亚经济圈”的探索与反思

东亚经济合作与经济一体化建设问题,是近年国内外官、商、学各界关注的热点。从当前世界发展的大势来看,走经济一体化道路是东亚国家的最佳选择。从古代"天朝礼制体系",到今天的东亚经济圈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回首历史,东亚各国有合作成功的先例,在今后的发展中迟早还会走到一起。有鉴于此,澳门大学黄枝连教授、日本早稻田大学林华生教授、国家商务部经济研究院唐淳风研究员、外交学院外交学系张历历教授、熊志勇教授、苏浩教授,中国人民大学东亚研究中心黄大慧副教授应邀于2008年1月17日齐聚外交学院,就东亚经济圈的历史、现实与未来发展等问题进行了座谈。七位教授研究历史,关注现实,以古筹今,希望从中得到若干有益的启示,推进东亚的经济合作与发展。座谈发言经整理后摘要发表,以飨读者。外交学系研究生杜洁、张然同学参加了座谈会记录。

中国传统德育中的人伦德育形态

人伦德育是中国传统德育的主要内容,也是其主要的德育形态,亲族德育、学校德育和社会德育是传统人伦德育形态中的主要社会结构形态,而由仁义行与化民成俗、以礼制心与所以明人伦、化俗成礼与化礼成俗、先富后教与继天而教等与结构形态相适应的目的形态和功能形态,则发挥了"观乎人文,化成天下"的道德教化作用,对今天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仍具有重要借鉴作用。

争膺天命:北魏华夏天神祭祀考论

华夏郊天礼是北魏膺承天命与彰显正统性的重要仪式。道武帝通过行华夏即位礼与郊祀礼来彰显正统性,与十六国无本质区别。天兴初年设立的郊祀制度与郑玄礼说并不完全契合,且明显有异于两晋十六国所从王肃“郊丘合一”说,传达出与东晋争衡的明显姿态。孝文帝依托郑玄“郊丘为二”说改定郊祀制度,实现郊祀礼由有司摄事到皇帝亲祀的转变,并废止西郊郊天的鲜卑旧礼,最终确立华夏郊天礼的独尊地位。迁都洛阳后,孝文帝通过行圆丘祭礼宣示天命在魏,与南朝争夺正统的态势臻于极盛。北魏正统观念主要表现出仿魏承汉与承继西晋两个面向,其郊庙制度更近于曹魏明帝景初元年以后之制,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北魏超越两晋南朝、直追曹魏的心态。

中国早期政治哲学的三个主题

政治问题在一切民族和文明中,都是早期哲学的思考对象,但在不同的文明体系中政治哲学的问题意识和讨论方式并不相同。如古希腊以城邦为基础的政治思想突出“正义”的观念,把正义作为追求的目标。在中国,西周至春秋时代,并没有出现以“正义”为中心的讨论,而是提出了一些特有的概念范畴,如天和民、天和礼、天和德的关系等。这些讨论虽然还未形成政治哲学的体系,但无疑已经是具有政治哲学意义的论述和命题;这些论述和命题构成了儒家古典政治哲学的背景和前提,和古希腊前期政治哲学形成了对照。

论《周官》与西汉河间儒学

《周官》成书众说纷纭,将之成书移至载籍初见的河间则更为科学砥实,众多聚讼亦涣然冰释。《周官》标举周制,实为大汉立法,其封建是"大一统封建",其制度是六卿共治的文官制度,一方面尊礼君王,一方面又将王权牢牢地限制在制度秩序中,试图织构一个道德文化的精神秩序与行政法律秩序的二元社会政治结构,这种结构已有君主立宪的原始宪政精神。为强化制度权威,《周官》强调"天礼合一",甚至天地都要接受礼的规范。这在河间儒学的《春秋》左氏学、《毛诗》学等方面均有体现。本文称河间儒学这一构建为"天礼之学",与时中央儒学,强化皇权地位的"天人之学"形成了深刻的学术分野。

从河间到中央：董仲舒与景武之世儒学演构

董仲舒少受齐学影响,壮游河间,以"五行"对河间献王。后入朝为博士,下帷发愤,潜心大业,建元年间上《天人三策》。作为太中大夫,一名高级郎官,顾问应对、参与机枢,为汉家制定了一系列的文教措施,构建了帝国意识形态的大厦。他的学术活动见证和推动了景武之世儒学从河间"天礼之学"向中央"天人之学"的演构。

论上博楚竹书《参德》篇的哲学思想

竹书《参德》篇天时、地材、民力、明王无思的四元思想结构,不同于天、地、人的三才说,前者是对后者的发展.而在四者之中,《参德》最重视"天时"概念,其次是"明王无思"一环.竹书的"天时",既包括春夏秋冬四时节气和恶劣天象,又包括弦日、望日及平旦、天明等特殊时间点.对于"天时",《参德》持浓厚的宗教禁忌态度,并通过"天礼"表现出来,如"天恶毋忻"、"平旦毋哭"、"明毋歌"、"弦望斋宿"等.月、日中的特殊天时与禁忌,是竹书的特色之一.竹书认为,"天时"来源于"天",而此"天"是神性的、主宰性的"皇天上帝"."天"不仅具有喜怒、好恶等人格特征,而且具有赏善罚恶的最高权威."天礼"是上天意志的体现,是人必须遵行的规定与要求.在政治方面,《参德》强调人君的"无思"之德,认为人君应依"度官于人"的原则选拔官吏,应根据"临民以仁"的原则来治理百姓.从总体上看,《参德》篇非常重视"天时"和"天礼"的概念,并以宗教禁忌的形式表达出来.它很可能是一篇以阴阳家为基调,同时杂糅儒家和黄老思想的著作.

19世纪后期晚清外交体制的重要特点

19世纪晚清政府的外交体制改革是中国近代化的重要起步和必经阶段 ,其重要特点有四 :其一 ,集中表现为把洋务活动作为其运作的中心内容 ;其二 ,在权力运作上 ,清廷以军机大臣兼任总理衙门大臣 ,从而使总理衙门在相当长时期内地位凸显 ,权力顺达 ;其三 ,晚清外交强烈依赖于地方督抚 ;其四 ,海关道成为清政府对外交涉的重要渠道。这些特点表明 ,晚清政府已开始努力摆脱“天朝上国”的心理 ,按照国际关系惯例来改变自己 ;同时说明 ,在封建旧体制内部进行的改革 ,具有与身俱来的局限和缺陷 ,从而成为

玉璧考

本文对玉璧的起源、形制和功用等方面进行了考证,论证了玉璧的形制源于天象,其原始功能主要是用作祭天的礼器,并由此纠正了目前人们对玉璧起源的模糊认识和某些类型玉璧的错误命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