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敦煌汉简历谱看太初历的科学性和进步性

从敦煌汉简历谱看太初历的科学性和进步性殷光明一汉代历谱的实物最早是于１９０８年，由英人斯坦因在敦煌汉长城遗址据获的。以后在敦煌的历次汉简出土中，均有若干历谱，这些历谱主要分为三部分。一是本世纪初，由斯坦因第二、三次中亚考察时，在敦煌掘获约４０枚，这些...

略说《太初历》及其历史影响——兼谈落下闳其人其事

太初改历是西汉武帝中期一次重要的历法改革,同时也是一次重大的政治活动。改历经过两个阶段,最后采用的是由邓平、落下闳等人制定的新历,以正月为岁首,将太阳历的二十四节气与太阴历的十二月有机结合起来,以无中气之月置闰,19年7闰,确立了我国历法的基本范式,对后世历法和天文历算等产生了深远影响。唐都、落下闳等人以方士身份参与改历,"以律起历",将历法推步与音律度量结合起来,虽巧妙地化解了改历中遇到的难题,但同时也使历法增加了神秘性和不可知性。落下闳是杰出的天文学家和历算学家,继承了先秦以来"浑天说"的思想,运用浑仪观测天象,以浑象演示天象,是"浑天说"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代表性人物。落下闳研究要结合《太初历》的研究不断深入,尤其是要与汉武帝"兴造功业""比德三王"等建立"汉家制度"的文治思想相结合,才能看出它在历史上的重要地位和影响。

中国古代历法制定中的“验历”问题

“验历”是中国古代历法制定过程中的重要环节,历法能否得到使用,以及对其优劣的判断,都要通过天象进行检验。在官方组织的改历过程中,往往有多家参与竞争,最终根据预测天象的准确程度来决定使用某家历法。文章以汉代至元代的历法改革为背景,探讨验历在中国历法制定中的作用,研究古代历家对验历的认识、验历活动的组织、验历的内容。验历所采取的天象经历了从气朔到日月食,再到五星运动天象的扩展,难度逐渐增加,且越来越精细,反映了中国古代数理天文学的进步。验历的内容和方法体现了中国古代的自然观和天象观。验历的观测和对历法疏密的判定还显示出一定程度上的统计性质,说明中国古代对天体运动的认识并非完全决定论的,为偶然发生的天象及“天人感应”的思想留有了余地。

秦汉及以前的古历探微

该文澄清以往对《左传》的一些误解，指出不能把刘歆、杜预的说法作为《左传》的说法。人们普遍承认《左传》自有一套历法，该文第一次对《左传》历法作比较全面的探索，找出其岁实朔策等，指出它已具历法的雏形。文中指出，秦朝曾采用颛顼历与殷历，吕不韦引用的似是殷历而非颛顼历，该文比较全面地讨论殷历。文中指出，颛顼历是吕不韦被免相后采用的新历法。作者解释它所以是立春标准历，其太岁年名与股历相差一年，其星岁对照表与殷历的星岁对照表又相同的原因。太初改历的经过，《史记》《汉书》所载不同，《汉书》中又有一句话，表面看来自相矛盾无法解释，因此长期以来，人们对改历经过以及太初历内容无法知其真相。作者对此进行深入探讨，弄清太初改历经过及太初历内容。文中讨论三统历的内容及它与大初历的关系并略论干支纪年的演变。

“维秦八年岁在君滩”释惑─—兼论秦汉时代与历法相关问题

“维秦八年岁在君滩”释惑─—兼论秦汉时代与历法相关问题赵光贤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吕氏春秋·序意篇》序意篇记成书之年，有“维秦八年，岁在滩”二句，学者多不得其解。清人王引之甚至用许周生之说，迳改“八’伪“六”。王氏父子是清代经学大师，为学者所景仰，其《...

《史记·律书·历书》考释

《史记·律书·历书》考释刘操南中国正史在二十四史中，撰天文志、律历志的有十七史。《史记》首创八书，将《律书》、《历书》、《天官书》分为三书。《汉书》将《律》、《历》两书合为《律历志》。此后各志，有分有合。司马迁对于《律书》、《历书》两者关系有其观点。...

两汉历法沿革述略——“古历论稿”之六

西汉王朝开国以后,“朔晦月见,弦望满亏”,经常出现日食在晦的反常天象,使得朝野惶恐,天下不安,帝王为此而下诏罪己者屡见不鲜。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使历面与天象吻合,西汉武帝有太初改历,东汉章帝有元和改历,从而形成了两汉历法沿革的复杂局面。后世历家如刘羲叟、汪曰桢直至陈垣先生,都以历谱的形式对这一历史时期的朔闰编排加以解说,其中以陈垣先生的《二十史朔闰表》最为明晰准确,影响深远,至今被学术界广泛使用,但是,从历法沿革的角度来说,尚有一些问题值得探讨,因之摘其要者,略述如下,以就正于识者。

关于李陵《与苏武诗》及《答苏武书》的真伪问题

《文选》所收《与苏武诗》及《答苏武书》是我国文学史上的重要作品，但因曾有人怀疑它们的作者不是李陵，建国后所出的《中国文学史》都不予承认，甚或根本不提。本文对它们的真伪问题重加考辨，认为判定它们为后人拟作或假托的证据都不能成立。

秦至汉初(前246至前104)历法研究——以出土历简为中心

秦至汉初的历法一直是一个悬而未解的问题,近年来大量出土的历简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史料支持。根据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共考得朔干支305条,日干支40条,气干支7条,然后以历简为中心对上述历朔资料进行了修订和补充,即可得到一个时人实际行用的历表。以历日密集的三组历简为基础,按照四分术推步原则,合理划分了秦至汉太初改历前不同历法的行用时段,并结合文献,详细讨论了秦至汉初历法的岁实与朔策、历元、岁首建正和置闰规则,由此给出了秦至汉初朔闰表。

序數紀日的産生與通行

兩漢以後,序數紀日産生並逐漸流行,取代干支紀日。秦和漢初,朔閏安排不盡統一,以從每月朔日起數得的序數紀日,無法保證日期的確定性,尚不可行。漢武帝太初改曆,統一朔閏,客觀上爲序數紀日的産生創造了條件。但序數紀日是使用需求推動的自然結果,在産生之初,官方地位仍低於干支紀日,未能取而代之。至東漢前期,出土官文書的日期格式發生整齊劃一的變化,説明王朝通過行政命令自上而下地升格序數紀日。這一做法,推動序數紀日進一步通行,最終改變了國家和社會生活的時間標尺和時間秩序。

关于《史记》的两个断限

《史记》一书,司马谈已开始创作(详见拙作《司马谈作史考》,载《南京师院学报》一九八二年第二期。)了解到这一点,对我们进一步从事《史记》的研究工作,很有帮助。从这一观点出发去分析《史记》的创作情况,可以解决一些疑难问题,有些历来争论不休的难题也可以得到一个较为圆满的答案。本文试用这一观点对《史记》中存在两个记事断限的问题作初步的探讨。不当之处,敬请专家热情指教。《史记·太史公自序》一则曰:“于是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又曰:“余述历黄帝以来至太初而讫,百三十篇。”一篇之中,言《史记》起讫时间竟是如此不同,确实令人诧异。也正由于《自序》中关于《史记》的记事断限前后不一,所以历来对这个问题争论很大,特别是对《史记》的记事下限,分歧尤甚。

试谈五言诗的起源

关于五言诗起源的问题,向来聚讼纷纭。有的推原于汉代以前,刘勰《文心雕龙·明诗》云:“《召南·行露》,始肇半章;孺子沧浪,亦有全曲;暇豫优歌,远见春秋;邪径童谣,近在成世。阅时取证,则五言久矣。”钟嵘《诗品序》云:“夏歌曰‘郁陶乎予心’,楚谣曰‘名余曰正则’,虽诗体未全,然是五言之滥觞也。”这里所列举的,或仅为单句,或只是半章,或除兮字不计,或杂以四言,惟邪径童谣,纯乎五言。但童谣出现于汉成帝时代,非五言诗之先见者。其余既非全篇,自不当以五言诗论。

论寅正与《黄帝内经》成书年代

数十年来，学者多以《黄帝内经》用寅正论断其主体或部分成书于汉武帝太初改历之后。这是中国古代医学史研究中的一个重大失误。利用文献学、历法学、考古学的最新成果，以“二重证据法”可以论证：寅正在先秦已经很普及，并非始于汉武，所以以寅正为断代依据来判断《黄帝内经》成书年代的方法和结论是不可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