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的“补敝起废”——《太史公自序》“余闻董生曰”新解

《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太史公”回答中大夫壶遂的那一段话,也被班固撰写《汉书·司马迁传》时全部转抄,两史连载,影响深远。但它应该是“太史公”所谓“余闻董生曰”的内容,整个都是援引董仲舒的,并非太史公本人的观点阐发。《春秋》“新王”受命而改正朔,制正月,不再奉周之正朔,重新建构出一个道统。《春秋》经虽非历史却能够创设历史,足以成一代之法统。历史的最高点不在现实的王朝更替中呈现,在《春秋》的经义之中历史才能达到境界升华。公羊学话语系统中的《春秋》绝不只是一部史书,而是一部阐发王道、揭橥正义的伟大经典,因而它超越了具体史实和繁琐事务,指向事情背后的意义、价值,具有形上高度和超越能力,却不“空言”,注重在“行事”中展开理性分析和思辨阐发,而成为一部典型的政治哲学教科书。

从《史记·太史公自序》和《文心雕龙·序志》——看古书书序的特点

现在的书籍在正文之前往往有一段文字,说明写书的经过和旨趣,称为"序",古代的书籍也有"序",或写作"叙",亦称"序传",它是提携纲领的意思。作为古代文献体例的一种形式,序有其自身的特点,在此将以《史记·太史公自序》和《文心雕龙·序志》为例,简约说明一下古代文献中"序"的特点。

从《史记·太史公自序》看司马迁的创作动机

推动一个作家进行创作的动机往往不是单一的,而是多种因素相互交织在一起。从《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可以看到司马迁的创作动机包括了以下几方面:一是探索历史发展、国家治乱盛衰的变化及其规律;二是歌颂"明天子"和"功臣世家贤大夫"的功业;三是通过"立言"实现人生的价值;四是通过著书抒发"郁结之意"。探究司马迁的创作动机,将有助于我们深入地理解司马迁和《史记》这部伟大的作品。

读《史记·太史公自序》

《太史公自序》一般简称《自序》,是《史记》全书的总论,也是一篇内容丰富,学术价值很高的自序传论文.全文七千八百一十二字,记载司马氏世系及司马迁传略,但主要篇幅是对《史记》一书的自注和提要.《史记》是司马迁一生心血的结晶,是他对于历史的最大贡献.所以《自序》实即作者自述的思想体系,是研究司马迁思想和《史记》价值最重要的历史文献.全文可分七个段落.

立言传统背景下的自序——以《史记·太史公自序》为例

＂立言＂是秦汉以来士大夫阶层人生价值观和学术著述领域的重要传统,也是自序诞生的重要文化背景。本文将以文学史上第一篇自序《太史公自序》为例,探讨在＂立言＂背景下,文本作者将为儒家经典撰写的他序转变为自我抒怀的自序,承担阐释宗旨、彰显文本、立身扬名等重任的历史必然性,以及自序在准确阐释和抒写怀抱两方面拥有的独特视角与优势。

太史公自序:古籍目录的典范

本文解释了“目录”一词的本义,并论述了《史记.太史公自序》是古籍目录的典范。司马迁在目录中也贯注着感情,表现出独特的个性。文章后面论及《汉书.叙传》是仿效《太史公自序》的作品,并简要地将两者作了比较。

从《太史公自序》看司马迁对集体身份的认同

先秦秦汉社会是一个高度认同集体身份的时代。这一时期的集体身份主要表现为宗族身份、家族身份、社会身份三个方面。通过《史记》,尤其是《太史公自序》,我们可以看出司马迁对这三重集体身份的高度认同,但对个人身份即个体主动性却相对忽略。司马迁重视集体身份、忽视个体主动性,既是他本人在晚年自觉痛苦的原因所在,也是其自序的重要特色,同时还是中国古代自序篇幅短小并且没有出现长篇自传体著作的重要原因。相比较而言,古代西方文化则在重视集体身份的同时,也不忽视个体主动性,这是古代西方能够持续产生具有重要影响的自传体著作的重要原因。

司马迁《史记》创作动因论——从《太史公自序》说起

司马迁创作《史记》的动因是多方面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是司马迁创作《史记》的终极目的,也是一个重要的创作动因。如果作进一步的考察,我们发现司马迁创作《史记》的直接动因是为了“事亲”、“事君”、“立身”而“以显父母”、扬名天下。本文试从司马迁“事亲”、“事君”、“立身”三方面来谈论司马迁创作《史记》的动因。

我国传记文学史上的第一篇自传及其影响——从《太史公自序》谈起

司马迁的《自序》将“刑余之人”列入“奇人”、“忠臣死义之士”行列中，是对自己人生道路的大胆肯定，是对自己人生价值的高扬，是“人”的独立意志的升华。《自序》可能受到《离骚》的启示。《汉书·叙传》、《论衡·自纪篇》、曹丕《自叙》皆模仿《自序》。《自序》不仅写了他如何“发愤著书”，而且全面、深刻地昭示了他“何以”要“为太史公书”。

《太史公自序》教学简案

课程纲要 苏教版高中语文选修教材《〈史记〉选读》旨在帮助学生“继承和发扬我国优秀文化遗产，体会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源远流长，提高思想道德修养，形成积极健康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具体来说，教材编写组希望达成三个层面的目标：一是“巩固提高阅读文言文的基本能力”；二是“养成独立思考、大胆质疑、善于探究问题的良好思维习惯并最终逐渐学会运用科学的思想方法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

试论太史公目录学——读《史记·太史公自序》

《史记·太史公自序》,被历代学者当作《史记》的纲目,是读《史记》的门经。《自序》具备一部完整目录的三个必备条件,即:篇目、提要、小序。在中国目录学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在学术上有辩章学术的价值,在读书治学中有导读职能。《自序》对我国目录学有深远影响,它是一篇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目录学杰作。

从《太史公自序》考证司马迁生年

根据《太史公自序》注释而产生司马迁生年的两种说法,一百年来的辩论以注释为出发点,终因无铁证而多沦为推论而已。公元前145年或公元前135年,二者必选其一。文章从《太史公自序》原文出发,深入细致地揭示司马迁自序的时间性与逻辑性,最终经过对夹注句剖析确认司马迁生在公元前135年。其中与张大可先生商榷,以为司马迁学问出自家学,董仲舒与孔安国并非司马迁的老师,证明孔安国是司马迁的同辈人。

《太史公自序》是研究《史记》的钥匙

一部《史记》,据司马迁自己计算为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其后由于褚少孙补作以及其他人窜入的文字,巨大大超过原来的数字.汉武帝以前的这部中国最早最杰出的通史,究竟应该从哪里入手读起呢?早在战国时期,孟子便提倡读书应首先了解作者:“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孟子·万章下》)因此研究《史记》,首先应了解其作者司马迁.

《太史公自序》中没有记载司马迁生年——兼与吴名岗等先生商榷

近年来连续有多篇主张司马迁生年为前135年的"新证"论者的论文,而且都是从《太史公自序》中找依据,作者以"铁证"自居,文风偏激,或大骂王国维,或痛斥张守节,其中最有分量的是曾维华、吴名岗两人的文章。吴文题目直接标明司马迁在自序中说"生于建元年间",又痛斥张守节治学"是非常不严谨的,是不负责任的",但吴文论说通篇既"无理",亦"无据"。文章认为,从《太史公自序》中找司马迁生于前135年说的证据,不是"新大陆",版权发端于李长之。由于在《太史公自序》中没有记载生年,所以吴文题目"司马迁自叙生于建元年间"是一个伪命题,吴文等"新证"的一些推论不能成立。

“詭辭”以見義——論《太史公自序》的書寫策略

司馬遷通過一系列特别的書寫策略,將恢國、致孝、繼聖與發憤這四種表達意圖同時注入《太史公自序》之中,這當中既包括對《國語·楚語》、《孝經》等援據文獻的微妙改寫,也包括對"五百年"這一神秘數字的刻意渲染,在與壺遂的對話中呈現出的前後矛盾,以及對《春秋》、《吕氏春秋》、《孤憤》等文本生成背景的時空重塑。這一書寫方式源於《春秋》公羊學所強調的"詭辭"以見義的表現方式,對於這一書寫策略的梳理,有利於我們進一步理解《太史公自序》,乃至《史記》全書的立場與語言風格。

《报任安书》与《太史公自序》比较阅读

《报任安书》一文历来被当成研究《史记》与司马迁的重要文献，选入中学课本后，一直受到语文教师的重视，可学生对本文行文思路和感情脉络的理解历来不那么清楚，时代、人生经历甚至“节选”等诸多原因都导致了学生学习的困难，我曾尝试将《太史公自序》（以下统称《序》）与《报任安书》（以下统称《书》）比较阅读，发现有些难以理解之处会处理得很好，学生对司马迁的了解也会更加深刻。

司马迁其人其事和《史记》——《太史公自序》教学谈

司马迁和《史记》，凡接触过中学语文教材的师生，谁不知道？

《史记·太史公自序》与司马迁的子学

《史记》作为一部集史书与子书特色于一体的伟大著作,人们从其中不仅可以了解从上古时代至汉朝千年来中国丰富多彩的历史文化,还可以认识历史事件背后所蕴含的作者司马迁的价值观念和思想体系。文章将以全书最后一卷《太史公自序》作为关键线索和纲领,根据其中所包含的司马迁家族背景介绍、对《论六家要旨》的和阐发、与壶遂的对话以及《史记》创作特点等几部分来分章进行探讨,并补充论述春秋至汉代的子学传统作为文化背景,综合以上来整体把握《史记》一书的创作旨趣和司马迁的子学思想。

司马迁写《史记·太史公自序》为自己树碑立传——论自传体文学成熟的标志

本文从文体论的角度,阐发《史记·太史公自序》是司马迁的自传.它的问世,标志着自传体文学样式在西汉时已经成熟.因为司马迁在自传中,选择了典型的材料表现自我,塑造了一个政治家、思想家、史学家、文学家集于一身的自我形象.司马迁的自我形象,具有伟大崇高的个性人格特征.他的理想、气质、情感无不打上那个时代的烙印.司马迁的《太史公自序》,在自传体文学发展过程中,占有开创的地位,对后世自传体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史记·太史公自序》与《汉书·司马迁传》异文探析

比勘《史记·太史公自序》和《汉书·司马迁传》重叠部分的字句,梳理出两篇文章的异文。具体而言,因时代的发展、文学风格的变化而产生语言方面的异文;书写对象的变化、作史目的的不同而产生体例方面的异文;儒家思想的发展、外部力量的干预而产生思想方面的异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