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岁纪年与屈原生年的推算问题

《离骚》“摄提贞于孟陬”表明屈原采用了太岁纪年的方法记录自己的生年。由于传世文献中楚历资料不足,致使关于屈原生年问题产生了诸多说法,莫衷一是。通过出土金文、楚竹书、楚帛书可以了解到战国时期的楚国采用夏正,拥有一套完整独特的历法,其纪年方式采用太岁纪年,体现为两种方式:(一)岁阴+岁阳,实即干支纪年;(二)岁阴+岁星,用来代替春秋以来的岁星纪年法,从而大大提高了历史纪年的准确性。借助汝阴侯墓出土的六壬式盘,结合《史记·历书》“历术甲子篇”,用太岁纪年的基本原理,可以验证前贤对屈原生于楚宣王二十七年(公元前343,戊寅)正月二十一日庚寅的说法是正确的。

太初历的纪年问题——太岁纪年法被淘汰的原因

战国、秦到汉初,古人确曾用过太岁纪年。但东汉以后,太岁纪年为什么被淘汰?太初历所定"百四十四岁而太岁超一辰"是否准确?文章从十干和岁阳的对应、摄提格与假岁星混用等7个方面作了大胆、新颖的论述。

干支纪年如何从太岁纪年脱胎而来

《中国历史年代简表》是从西周共和行政元年开始的。领头是前841庚申。即公元前841年,干支是庚申。为什么说干支而不说太岁呢?因为太岁是与岁星相应的,有超辰现象。用它纪年每隔144年要跳过一年即要运行145年。而表中纪年的干支是连续不超辰的因而也是人为的(即与天体运行无关的)。共和元年。

从《五星占》看我国的干支纪年的演变

古历中的“行星与某宿晨出东方”应指“行星在某宿而与太阳相近（亦可同位置）”，而《五星占》则是记载秦汉之际的天象，不是抄写历法的星岁对照表。我国古代最先是依王公即位而纪年（依事而纪年），在《左传》时有岁星纪年的萌芽，在先秦古历时有太岁纪年，在项历时开始用干支纪年，经过太初历直到四分历而干支纪年法最终完成。

唐代程愨墓志相关问题考释

洛阳汉画艺术博物馆藏有唐代程愨墓志一合,志文详细记载了志主程愨及其曾祖、祖父、父亲的生平履历,内容涉及程姓祖源和古代特殊的纪年、纪月方法,是研究程姓源流、中国古代太岁岁阳岁阴纪年法以及古代专名纪月法极为重要的实物资料。同时,志文写作大量用典,具有一定的文学价值。

干支纪年史的探讨

我国用行的纪年方式,一向是年号纪年和干支纪年并行。1950年废除了年号纪年,而代之以公历纪年:干支纪年,则随着农历而被保留下来。可是,干支纪年的来历,至今还是若明若暗,不时有异说出现。本文就其萌芽、发展、过渡到定型的过程,予以概括的叙述。

谈谈我国历史上的纪年纪月纪日法

纪年和纪月是构成年表的主要条件,但历表还要求有纪日.在我国历史上纪载年、月、日多用代符和代称,形成了复杂化,很难弄清楚.现将我国历史上通用的纪年、纪月、纪日法作一概述.一、纪年法1.王公名号纪年法.这是我国古代最早的纪年法,它按照王公在位的年次纪年,以元、二、三的序数遽记,直到出位为止.如春秋鲁隐公元年、晋鄂侯二年、宋穆公七年、燕穆侯七年、秦文公四十四年等都是周平王四十九年,实际就是公元前722年.这说明春秋时,列国虽说奉周正朔,然而纪年皆以本国之君即位之年为纪.

“岁在”纪年辨伪

在《国语》和《左传》(汉以前为《左氏春秋》)中,都有一些“岁在某次”的记载,一向被人误认为先秦的岁星纪年。《周语》铸无射章有一句:“昔武王伐殷、岁在鹑火——则我有周之分野也。”往往被当做周初的天象实录,用为研究克商之年的史料依据;可是,各家据以考证出来的绝对年代,不但是互不相同,而且都经不起史事的检验。其原因所在,除了各家应用的历谱和方法不同以外,还在于谁都不曾认真地考察一下“铸无射”章,到底是先秦的著作呢,还是后人造的伪书;也无人探讨“岁在某次”的来历,它到底创制于那个朝代呢?伪“铸无射”章是汉人编造的,笔者已有论述,现在再谈谈“岁在”纪年。

评乾嘉间关于太岁太阴的一场争论

公元1800年前后,我国的经学界发生过一场颇为热闹的争论。争论的中心,是古代历学中的太岁、太阴问题,远非他们的专业所研治的范围。这场争论,前后两次,延续了二十来年。两次共同的特点是,经学家向天学挑战,以小学压科学,任意决断科学史上的是非问题,有点外行干预内行的架势。有的人还强不知以为知,胡言乱语,盛气凌人,在当时就受到学术界的冷遇。令人惊奇的是,他们争议中有些似通不通的论点,严重地干扰了近代关于天学史的研究,我们从朱文鑫的《天文考古录》和新城新藏的《东洋天文学史研究》中,都可以看到这种干扰的影响。

关于屈原的生年月日——兼评蒋南华《屈原生年考辨》

中华民族文明史的长河中,留下不少有待考证的年代问题。或涉及重大历史事件,如武王克商的年月日,直接关系到商周两代的交替;或有关重要人物的生卒时日,如屈原的生年月日,就直接影响到对屈原与同时期若干事件的评价。所有这些有待落实的年代,前人称之为“疑年”。疑年的深入研究,必然地便是众说纷纭。如武王克商的年代,已有国内外30几家的说法。就是屈原生年的不同结论,至少也有10数种之多。这就大大便利了今人对疑年的研究。只要善于吸取前人的成果,利用科学的方法,深入细密地考证,自然会有令人信服的结论。带着历代学人对屈原生年种种纷争的心态,我们细读蒋南华同志《屈原生年考辨》

略谈医学典籍中的古代文化知识

目的:探讨中医典籍中的岁星纪年和太岁纪年现象。方法:从浩如烟海的医学典籍《铜人腧穴针灸图经》、《外台秘要》、《千金方》等中找出与岁星纪年和太岁纪年有关的文献进行分析。结果:发现岁星纪年和太岁纪年法不能反映逐年的实际天象,且文辞古奥,给后人阅读带来了一定的困难,使人颇感费解,因此,被逐渐弃而不用。结论:我们现在见到的中医古籍中的岁星纪年和太岁纪年,往往是古代医家仿古所为。

“维秦八年岁在君滩”释惑─—兼论秦汉时代与历法相关问题

“维秦八年岁在君滩”释惑─—兼论秦汉时代与历法相关问题赵光贤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吕氏春秋·序意篇》序意篇记成书之年，有“维秦八年，岁在滩”二句，学者多不得其解。清人王引之甚至用许周生之说，迳改“八’伪“六”。王氏父子是清代经学大师，为学者所景仰，其《...

“火历”三探

一九七八年曾因《左传》有夏四月亦名正月之语,提出我国远古时代施行过一种以大火(心宿,天蝎a)昏见为岁首的假说,就文献所载之种种以火纪时、施政材料,成《“火历”初探》一文。八二年,复就天文学史中的三个难题(十二地支中何以有二“子”、太岁纪年法何以与天象运行相反、四宫方位何以与日缠相左),以火历影响予以试解,日《“火历”续探》。至此,“火历”之说,似乎已能左右逢源。现在。

曾侯乙墓天文图象“甲寅三日”之解释

湖北随县曾侯乙墓中出土了一件漆衣箱,箱盖上绘有一个大的“斗”字,周围是二十八宿名称与青龙、白虎图象。此天文图象于二十八宿亢宿(原件作“■”)下有“甲寅三日”四字。仅此而言,就生出了两个问题:一是“甲寅三日”为什么放在亢宿之下而不在其他地方?二是“甲寅三日”所指为何时,又怎样推演?下面分别谈谈我的一些看法。首先谈“甲三日”在亢宿之下的星象。《左传.襄公十八年》载,“

关于《五星占》问题答客难

我于去年春以短文发表了对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五星占》①的个人意见②。陈久金同志坚持《五星占》是天象实录的观点。下面我再就有关的若干问题,分别说明个人的意见。 (一)“岁星纪年是十二岁一周”么? 任何学术讨论,都必须遵循概念准确的逻辑准则,否则就会脱离实际,流为空谈。陈久金同志把历学的“岁星纪年”和天学的岁星公转周期划分得不够清楚,又将时间方面的“十二岁小周”

曾侯乙墓天文图象研究

一九七八年出土的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内有一件漆箱盖,盖面绘有一“斗”字和二十八宿名称及青龙、白虎图象(以下简称“图象”),这是研究中国古代天文学史的重要文物。自一九七九年以来,不少专家对它进行过研究。有关图象的文字都大体读到,感到仍有许多话要说。今诉诸于后,就正于方家学人。一、关于二十八宿配四象图象最显著的标志之一就是绘有完整的二十八宿与青龙、白虎。要研究这只箱盖上图象的古天文学意义,必然要从二十八宿与四象的配合关系说起。研究图象的文章都认为。

对《金文对号法述评》一文的意见

自何幼琦先生《金文对号法述评》一文在我刊刊出后,即有几位作者(包括张汝舟教授的孙子张立楷,贵洲大学张闻玉先生等)来稿就该文所引张汝舟教授学术观点提出质疑,这里选登其中较有代表性的一篇短文以谢读者对本刊的支持:

武王伐纣天象之辨析

《国语·周语》载:”昔武王伐纣,岁在鹑火”。这一记载,引起了无数探讨武王伐纣年代的中外学者的重视,不少天文学家以科学手段具体推算这一天象的具体年代,以论证武王克商的年月日,近年发表的文章,国外的有美国史丹福大学教授David W,Pankenier的一篇,国内学者有张钰哲、张培瑜的《殷周天象和征商年代》。

学术论文理应求实——致何幼琦先生

《江汉论坛》一九八八年第十期刊发何幼琦先生《金文对号法述评》一文,估不谈该文的立论与例证的诸多失误,在引述他人观点时,我们以为缺乏慎重,往往以己意之曲解强加他人,然后不遗余力进行抨击。如该文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