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化时代太湖渔民的身份建构

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中太湖渔民的身份建构呈现出不同图景。在传统社会中太湖渔民的身份任凭农耕社会建构;在当下数字化时代,渔民主体却能够进行自我身份的叙事和建构,实现了由过去渔民身份被客位代写转向自我建构与主位表达的翻转。由此可见,数字社交软件的使用突破了以地理位置为基础的群体互动范围,将小地域与大社会、历史与当下进行链接,使太湖渔民在社会参与中能够表达自己声音、获取群体内部支持,并为主体性的身份建构提供一种有效手段。这不仅给处在信息闭塞的水上渔民提供了与外界沟通的渠道,而且令历史地理环境所引起的信息不对称与身份不平等的结构性因素得以消弭。

太湖渔民行船习俗

渔民以舟代步。大船无橹无桨，靠风行驶。顺风时篷开左右，如飞鸟展翅，六级风时速20公里，既快又稳，有“神仙眼热扯篷船”之说。横风时下舷放两块“披水板”，船微斜向前直驶，八级风时1／3的船底露出水面，用脚顶住船舷才能坐稳。逆风时“调戗”成“之”字形向前航行，宛如湖上的盘山公路。大风时老大注目船头，右手掌舵，左手牵篷脚索，阵风时放松篷脚索，过后拉紧，使风帆受力均匀，其余人屹立在风口中，听从老大指挥，各司其职。

幻象与认同:历史上太湖流域渔民身份的底边印象

身份是从自我与社会互动的角度对个人和群体进行多面性的有序建构。传统社会中,传统的想象和污名化构筑了社会等级的结构,并形成了对渔民的偏见与歧视。而被污名化的渔民却产生了对"污名的认同",并呈现于日常社会生活的一些方面。可见,在传统时代,渔民底边身份的形成和污名化与国家权力和主流社会的排斥不无关系。考察渔民身份的多重性,是对太湖渔业文化的尊重与保护,是践行费孝通先生倡导的"美人之美,美美与共"理念的最好方式。

明清时期太湖小船渔民信仰研究

考察了明清时期太湖小船渔民宗教信仰的历史。结果显示小船渔民信仰天主教既有世俗化的社会因素,也有长期处于社会边缘孤独心灵需要慰藉的精神因素。当天主教在华势力逐渐坐大时,为了维持皇权统治的格局,帝国的政策经历了从包容利用到紧缩限制、再到全面禁止的过程。然而,渔民教徒的信仰立场和认同倾向却出现了悖反帝国伦理—宗教的情形,进而与传教士一道形成了信仰共同体。这种张力真实反映了处于社会“底边”的渔民群体在精神层面上的潜藏意图和无声力量。太湖小船渔民信仰天主教的案例,既呈现出明清时期天主教在华传教的历史图景,也展示了帝国、天主教与渔民三者之间日常互动关系及“底边”群体的生存逻辑与生命意义。

太湖渔俗的文化内涵

太湖渔民在长期的生产劳动中,创制了许多"渔俗":渔船制作之程序、风报(风信、报头)、禁忌等,都有特定的文化内涵。他们敬仰神鬼、英雄。这些渔俗既有科学成分,又是鲜活的渔文化。

基于GAM模型的太湖退捕渔民生活幸福感影响因素分析

近年来,人民生活幸福指数成为政府工作报告中的关键词,关注“生活幸福指数”既是“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的体现,也是经济与社会和谐发展的内在要求。本研究采用问卷走访的方式,以江苏省泰州市靖江区、无锡市江阴县、常州武进区、无锡宜兴市、苏州吴中区、苏州吴江区等6区县的150名退捕渔民为研究对象,分析当地退捕渔民生活幸福感现状及其影响因素,通过建立广义加性模型(Generalized additive model,GAM)以及生活幸福指数量表分析影响退捕渔民生活幸福感的影响因子。研究发现健康的身体状况、稳定的生活模式、不断增加的家庭支出、良好的居住环境、更高的受教育程度是使渔民对生活感到满意的主要因素,不健康的身体状况、不稳定的生活模式、拥有一定积蓄后缺乏长远金钱规划意识和合理掌控消费支出的能力、两个以上独立生活子女数量是导致渔民对生活感到不满意的主要因素。政府可通过适当放宽安置房条件、新增就业、开展精神文明建设、常见疾病预防知识培训、新建公共活动设施等措施提升退捕渔民生活幸福感指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