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妻地位匹配与女性婚姻满意度的关系变迁——家庭收入的调节效应

随着女性社会地位的提高,婚姻中两性关系逐渐趋于平等。以2014年中国家庭动态追踪调查(2014CFPS)数据为基础,分析研究夫妻地位匹配与女性婚姻满意度的关系变迁及家庭收入的调节效应。研究结果显示,收入匹配对各出生世代女性的婚姻满意度没有显著影响,教育程度高于丈夫的40后及之前出生女性的婚姻满意度较低,夫妻角色观念相同的70后、80后女性和夫妻家务分工观念相同的50后、60后女性的婚姻满意度相对较高,说明价值观地位匹配对女性婚姻满意度的影响较大。同时,除90后外,夫妻地位匹配,特别是夫妻角色观念匹配和家务分工观念匹配对各世代女性婚姻满意度的影响在不同收入家庭中存在差异,与众多年长出生世代女性不同,家庭收入却显著降低比丈夫持有更平等家务分工观念的80后已婚女性的婚姻满意度。为此,在当代社会背景下,男性应主动接受性别平等观念和承担家务劳动,不仅有助于提升女性婚姻满意度,而且还有利于构建平等、和谐的婚姻关系。

女大学生对于夫妻地位的态度——内隐和外显的比较

性别偏见基于社会性别分类,偏见持有者认为偏见对象群体拥有更低的社会地位的一种态度。本研究采用内隐与外显双系统来比较女大学生对夫妻地位的态度。结果显示,女大学生在内隐层面倾向于将男性与高地位词语相联系,女性与低地位词语相联系,而外显态度表明普遍不赞同“男高女低”的夫妻地位模式。进一步相关分析发现,内隐态度与外显态度测验中各项目之间均不相关。这说明,虽然女大学生理性层面持有男女平等的想法,但在无意识层面女性仍受到男尊女卑思维的影响。

夫妻地位反转与家族企业审计师选择

夫妻地位反转是指妻子在“夫妻店”家族企业的董事会或管理层中担任的职务高于丈夫职务的现象,这是一种基于婚姻与家族关系的权力配置模式。本文以夫妻共同控制的家族企业为样本,实证检验了夫妻地位反转对于家族企业审计师选择的影响。研究发现,夫妻地位反转促使家族企业选择高质量审计师,其影响机制在于完善家族企业内部公司治理。对于改制型、国有股东制衡程度较低和处于传统伦理文化较弱地区的家族企业来说,夫妻地位反转对审计师选择的积极影响更加显著。基于夫妻特征因素的研究发现,婚姻状况、后代涉入数量和高管亲戚属性均会影响夫妻地位反转与审计师选择的关系。进一步区分控制权配置的研究发现,当控制权更多地配置给丈夫时,夫妻地位反转能够更有效地促使家族企业选择高质量审计师。最后,本文还排除了“夫妻店”家族企业选择高质量审计师可能存在的妻子谨慎决策的替代性假说。本文从夫妻关系视角深入探讨了“夫妻店”家族企业的审计师选择决策,为如何通过在夫妻之间合理进行权力配置从而优化审计师选择决策提供了理论参考。

维多利亚时期英国中产阶级夫妻的地位关系

维多利亚时期,中产阶级夫妻的地位关系经历了早中期以父权制为主导到末期的渐趋平等。这种地位关系的变化反映出维多利亚法律、习俗、文化及两性社会地位的变迁,也折射出这一阶级独特的家庭观念和性别角色分工观念。

论法家思想在秦的实践及其在婚姻制度中的体现

论述了儒法思想的产生、冲突和法宗思想在秦国的推行并获得成功的原因 ,同时通过讨论法家思想在婚姻制度这一礼制核心上的体现 ,认为“法治”有优于“人治”的方面 ,中国古代有过崇尚“法治”的传统。

论语言中所反映的婚姻礼俗

礼仪习俗是文化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它与语言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中国的婚姻礼俗源远流长，经历了上千年的历史，它早期的状况如何，我们可以循着语言中留下的痕迹，擦去历史的尘灰，考察有关婚姻礼俗方面的词语，窥视夫从妻居向妻从夫居的转型，早期“妾”、“媵”等一夫多妻制，“蒸”、“报”、“嫁殇”等特殊婚姻礼制及其夫妻地位的不平等。通过以上分析较深入地从语言这个角度窥探到中国古代的婚姻概貌。

城镇化境遇及其对两性性别观念的型塑

以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5年数据为依托,分析了城镇化境遇对两性性别观念的型塑。城镇化境遇反映的是人们参与到城镇化过程中的状况所分享的共同生活机会与经济利益,户籍身份、教育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个人的城镇化境遇。研究发现,两性对于平等性别关系的认知与接纳因城镇化境遇不同而有差别。越是主动参与城镇化者,其性别观念越是趋向现代。选择性农转非人群的性别观念得分最高,最偏现代一端,游离者的性别观念得分最低,最偏传统一端。积极参与到城镇化进程中对于女性而言意义重大,城镇化经历对于其性别观念的平等化效应大于男性。性别观念是性别角色的社会实践、家庭性别角色分工实践、城镇化境遇三者交互影响的结果。性别平等实践的发展,有赖于创导一种更为包容性的城镇化发展战略、两性教育平等实践的坚持和农村户籍流动人口的城市社会融入和市民化。

夫妻职业相对地位与家庭幸福感关系研究

文章从家庭权力地位理论和角色冲突理论入手,利用中国人民大学北京社会建设研究院开展的北京市夫妻配对抽样调查资料来考察夫妻职业相对地位对夫妻双方幸福感的影响机制。研究结果显示,夫妻职业相对地位对家庭幸福感有着显著的影响。呈现出男性职业地位相对越高,夫妻双方幸福感越强,婆媳关系越好的趋势。从幸福感的影响机制来看,夫妻职业相对地位存在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交互效应仅仅存在于对丈夫幸福感的影响上。妻子职业地位相对丈夫更高的家庭,夫妻双方的幸福感与其他类型家庭相比都显著更低,婆媳关系与其他类型家庭相比显著更差,妻子休闲娱乐满意度的下降和丈夫对自身工作的满意度的降低等因素都会对夫妻双方的幸福感产生负向影响。

我国婚姻现状的伦理透视

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我国的婚姻呈现令人既喜且忧的状况,喜的是个人自我意识的觉醒,大胆追求个人幸福;忧的是婚姻质量下降、亚婚姻队伍呈逐步扩大的趋势。本文试从伦理学这一视角去认识我国婚姻的现状,力图对婚姻有一个较清楚的认识。

性别观念现状及其影响因素--基于第三期全国妇女地位调查

基于2010年第三期全国妇女地位调查数据的研究发现,中国男女两性的性别观念处于传统与现代的过渡状态,但女性的性别观念总体上更趋现代,越年轻者性别观念越趋向于现代;男性的性别观念更偏传统,且在不同年龄群体间表现出高度的一致性与稳定性。性别观念的形塑源自三类地位实践:先赋地位、自致地位和夫妻间性别地位,自致地位的作用更为重要。两性性别观念因夫妻间性别地位的不同而有差异。对于女性而言,婚前家庭经济地位越高、家庭经济贡献比丈夫大、至少有与丈夫相仿的职业地位、家庭权力方面至少与丈夫相仿甚至比丈夫高者,性别观念表现出更趋向现代的特征。作用于两性性别观念的机制有所不同,对女性而言,通过自身努力获得的受教育机会、职业与政治身份更能促进其现代性别观念的形成;对男性而言,夫妻间平等承担家务更能促进其现代性别观念的形成。

中西婚姻观差异之比较

随着我国对外经济开放的不断深入，人们越来越多地追求爱情和婚姻的质量。然而人们为什么要恋爱结婚？换句话说，婚姻有什么作用？在中国，常听到这样一些说法：“结婚是为了父母，娶媳妇是为了给我洗衣做饭。”这些质朴的语言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中国人的婚姻观念。那么，西方人的婚姻观和我们又有什么不同呢？本文将从结婚的目的、择偶标准以及婚姻关系中夫妻地位几方面进行了比较、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