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地产业政策协同与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基于创新生态系统视角

近年来,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快速发展,成为了全球主导力量,这与我国制定的产业政策密不可分。研究探索何种产业政策制定机制促进我国该产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基于2012年以来的有关新能源汽车发展的中央和地方政策,认为当前我国该产业的快速发展得益于央地政策协同。从产业创新生态系统视角出发,分析在中央政策颁布之后地方政策的制定机制以及中央政策的进一步更新迭代。研究发现:各个地区不同类型的主体端(焦点企业、供应端、市场端、互补端、研发端)体现出不同央地协同方式,包括对等协同、增强性协同和选择性协同;不同的央地政策协同方式也体现出在新兴产业的主导政策体系形成之前,政策制定经历了不断试验或试错的过程。研究结果为未来的新兴产业政策制定提供了重要参考和依据。

我国数字乡村政策的多级联动协同研究

[目的/意义]央地数字乡村政策协同对于政策落实并发挥最优政策效果、使数字乡村政策成为农业升级转型、农村经济发展中的强大助力具有重要意义。[方法/过程]利用2018—2021年中央数字乡村政策和四大地区数字乡村政策样本数据,采用熵值法和耦合协调度模型对中央和地方数字乡村政策之间的耦合协调度进行定量测度,在此基础上利用地理探测器模型进行单因子探测和多因子交互探测,分析各政策工具指标对央地政策协同水平的影响程度,探究政策间的多级联动效应。[结果/结论]四地区央地政策总体协同水平不断优化,政策发展存在区域不平衡现象且区域差异趋于扩大,中部地区央地环境型政策工具协同水平、东北地区央地需求型政策工具协同水平尚有较大提升空间;各影响因素中科技创新政策是中央数字乡村政策与地方数字乡村政策协同发展的主要驱动力,且各影响因素间的两两交互作用效果强于单个影响因素。

“政策领域-时间维度”双重视角下新能源汽车产业政策央地协同研究

本文以2009—2018年间中央及地方(以北京市等四个地区为例)颁布的263项新能源汽车产业政策为研究样本,从实施领域角度,将产业政策分为财税支持、行业规范、规划引导、监督保障、其他措施等五类,经政策分解,将政策片段与新能源汽车产业链五个环节进行匹配;在此基础上,测度不同时期产业政策央地总体协同度与政策实施领域间的协同度,并通过逐步回归法,确定影响政策协同的各政策效力指标灵敏度。研究表明:"中央-北京"和"中央-深圳"的政策措施协同趋势基本一致,产业价值链各环节发展较均衡,而"中央-上海"和"中央-江苏"的政策措施协同趋势基本一致,存在"重使用、轻研发、轻市场"等失调现象;四地区与中央政策措施的协同差异主要体现在研发、生产和回收环节,提升"政策引导"和"保障措施"指标的政策效力有助于提升央地协同水平。根据政策分析,未来政策制定需从优化中央政策推广方式和加强监管保障等政策措施着手,根据产业链不同环节状况适时调整政策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