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初期城市失业治理的经验——以北京市失业工人的治理为例

建国初期,我国各地采取了一系列失业治理措施,成功地解决了当时较为严重的失业问题。就北京市来说,其失业治理的经验启示主要有:政府主导是关键,完善的管理体制是必要前提,灵活多元的治理措施是重要手段,大力开展社会互助活动是重要补充,加快经济发展是根本保证。

从新二元社会分析到社会政策选择——老工业基地下岗失业治理问题研究

由于中国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和区域发展结构的特殊性 ,处于不同经济和制度背景下失业现象的形成机理和治理对策也不尽相同。老工业基地的下岗失业问题 ,反映了中国外生型市场化发展过程的一个侧面。对下岗失业群体特征的社会基础分析 ,是这种类型失业治理政策选择的前提。理解新二元社会结构的形成和老工业基地社会的特征 ,是解读当下东北振兴政策取向及政策有效性选择的新思路。

专业设置预测与大学生结构性失业治理

当前大学生的失业主要表现为结构性失业,专业设置滞后是导致大学生结构性失业的根本原因,建立以大学生就业为导向的高校专业设置预测系统是治理大学生结构性失业的根本举措。文章对高校专业设置预测系统的构成要素、结构、功能和环境等方面的复杂性作了详尽分析,提出了尽快建立相应的专门工作机构、分两步实施系统构建任务等几点具体建议。

从金融危机下的失业治理看经济法与社会法的功能组合

波及全球的金融危机加剧了我国的失业危机,也为我们提出了新的法治命题。以增进社会整体福祉为宗旨、追求结果和实质公正、实现经济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经济法和社会法在治理失业中作用突出。从二者治理失业的路径上可以看出,经济法偏重于危机预防和经济增效功能,社会法偏重于修复保障和社会增效功能,二者功能配合存在着理论动因和现实诉求。立基于理念共生耦合、着力于制度协调互动,有利于"两法"形成协力来达到双赢效果。

我国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状况及失业治理

西方失业理论对解决我国现阶段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问题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和指导作用。本文借鉴了西方主要的失业理论，结合我国新生代农民工的具体特征，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问题进行了研究，分析了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状况，并对解决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问题提出了一些有益的建议。

从平民工厂看南京国民政府十年期失业治理及其成效

1927-1937年间,为解决失业问题,南京国民政府发布了创办平民工厂的行政命令,自上而下地要求各省市县执行。其中,国家创设的省市级平民工厂起到了主导与示范的作用,地方政府也积极响应开办了很多县级平民工厂。为保证平民工厂的顺利运行,中央与地方财政进行了程度不同的拨款,还呼吁社会团体及慈善家踊跃捐款共同筹措经费,对于平民工厂的运营拟定了详细的规划方案。遍设全国的平民工厂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失业危机,反映出南京国民政府的行政效率与诸多努力。然而,对于势如潮水的失业大军而言,平民工厂仅是杯水车薪,无法彻底解决失业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城市失业治理的历史考察——以1949—1957年的东北地区为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经济萧条,百废待兴。生产体系不完整,中国社会长期处于贫困与战乱,是导致国民经济处于崩溃边缘的原因。长期战争的创伤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掠夺,以及国民党政府统治时期经济的崩溃及破坏,加之社会制度更替、经济结构调整和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等多种原因,全国城市出现了大规模失业问题。面对严峻的失业形势,中国共产党通过建立专门的失业治理机构,大力恢复和发展生产、遏制失业人员产生、增加就业机会、安置失业人员等一系列举措,有效控制了城市失业问题,扩大了职工队伍,稳定了社会秩序,促进了经济发展,加快了城市建设,巩固了人民政权,并积累了丰富的城市失业治理经验。

中国失业治理机制模型构建——对经典理论的再考量

传统理论认为经济增长与就业存在正相关,通货膨胀与失业存在负相关。而通过实证与回归分析发现,中国经济增长与失业在多年间不存在线性关系,奥肯定律在中国出现了背离;失业率升降也并未引起通货膨胀交替变化,菲利普斯曲线在中国也产生了变形,这证明经济学业已成熟的失业理论难以解释近30年来处于发展和转型过程中的中国特有的失业现象。

毛泽东与建国前后的城市失业治理——以上海为个案

建国前后,上海的失业问题极其严重。毛泽东按照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建设方针指导上海治理失业,一方面大力恢复和发展生产,增加就业机会,安置失业人员,同时坚持救济与安置并举,堵源与疏散相济;另一方面还尝试以工代赈为主的多种救济方式,出台相应法规,规范就业,从而有效地化解了失业风险和压力,积累了宝贵的反失业经验。

中国失业治理机制模型的构建

文章通过分析奥肯法则的背离和菲利普斯曲线在中国的变形,依据失业治理的内在机理、失业治理的过程以及失业治理模式构建了失业治理机制的系统模型。

失业治理的制度突破

一、我国失业现状的制度原因 “失业”人员即在法定劳动年龄内．有工作能力、．无业且要求就业而未能就业的人员。2008年第一季度末，全国城镇登记失业人员825万人．登记失业率为4．0％。但因该指标仅把到就业服务机构求职登记的城镇无工作者视为失业者．数据结果受到学界以及国际社会的广泛质疑。有人称真实的失业率应为8％．有人提出20％，还有人提出30％的惊人数字。

美国的“充分就业”政策与失业治理及启示

自罗斯福“新政”时期美国的充分就业政策形成以来,美国政府一直把保障就业作为经济工作的中心。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的失业率围绕着6%上下波动,而90年代后期更是曾下降到5%以下的水平。按照货币学派的自然率假说,美国几近“充分就业”的水平。这样的成就当然是以20世纪90年代后经济的持续增长为基础和根本保证,也有人认为是得益于美国的个人创业精神和积极回应市场需求的教育体系,而事实上它更离不开政府对就业问题的重视以及种种对劳动力市场的间接和直接方式的积极干预。因此,对美国的“充分就业”与失业治理进行观察与思考,无疑对我国就业问题的解决以及市场经济体系的建设与完善具有重要的启示与借鉴意义。

宏观调控下的失业治理模式探讨

在九十年代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由于我国特有的人口包袱、农村大量沉淀的劳动力随经济现代化需要大规模转移出来以及国有经济中的隐性失业公开显性化，失业问题在我国已变得十分严峻，并且取代通货膨胀成了我国经济面临的头号难题。因而针对这一客观现实，...

失业治理中的政府作用

随着隐性失业的显性化,失业问题目前成为我国一个备受关注的问题。治理失业,政府承担什么样的作用至为关键,作者从西方国家的失业治理经验中得到启示,治理失业政府应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稳定性,并且在制度建设及为劳动力市场提供服务方面做好工作。

人力资本投资与失业治理

人力资本短缺是中国失业问题的最主要成因,也是解决失业问题的最主要障碍。因此,要治理失业就必须增加人力资本投资。增加人力资本投资对于治理失业的意义主要表现在它有助于:提高产品的竞争力,进而促进劳动力需求增长;扩大劳动输出,从而缓解国内的就业压力;直接减少结构性失业;通过消除"瓶颈性岗位空缺"而增加劳动需求。

解放初期上海旧公职人员“包下来”政策初探——以失业治理为视角

解放初期,人民政府在上海接收了25万余名旧政权遗留的公职人员。对于处理这些旧公职人员,曾出现过“裁与留”的两难。一方面如把他们全部遣散,将意味着新生上海又将增加一支数量庞大的“失业大军”,另一方面若将他们整体接管并给予工作和出路,定会给新生上海的财政造成沉重负担。中国共产党人在综合考量各方因素后,最终抉择将旧公职人员“包下来”,堵住失业源头,避免社会的某种动荡。因此,“包下来”亦赋予了解放初期上海失业治理策新的内涵。

建国初期上海少数民族群体失业治理初探

20世纪50年代初,上海少数民族群体大多数处于失业、无业状态,经济生活十分贫困。当时,上海党政高度重视少数民族群体失业问题,将其列为"专项重点工作",并通过开展针对性的失业统计与调查,施行一系列符合少数民族特点的失业治理政策和举措,最终使大批少数民族失业人员迅速走上生产和工作岗位。

借鉴西方国家经验 治理我国失业问题

针对资本主义不同发展时期出现的失业现象,西方经济学各流派提出了相应的治理理论,并付诸实践。我们应借鉴西方经济学的失业治理理论和西方国家的治理经验,制定出适合我国国情的就业政策。

政府失业治理、劳动力成本与企业盈余管理

劳动力成本上升带来的失业增加和企业盈利下降是中国当前经济转型和结构调整中亟待解决的重大现实问题,也为盈余管理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考察劳动力成本上升对企业盈余管理行为的影响,并结合中国政府失业治理的制度背景分析其影响机理,可以拓展关于劳动力成本上升经济后果的研究,还可为研究盈余管理的新动机和新特征提供新兴市场国家的经验证据。利用2003年至2013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样本,以职工平均工资作为劳动力成本的衡量指标,利用修正的Jones模型对盈余管理水平进行估计,并分别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面板固定效应回归和两阶段最小二乘回归检验劳动力成本上升对企业盈余管理行为的影响。同时,采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以保证研究结论的可靠性。为了刻画劳动力成本上升背景下政府失业治理与企业财务政策选择交互作用的完整过程逻辑,对因果关系的机制进行系统的探索。研究结果表明,劳动力成本上升时,企业更倾向选择负向盈余管理隐瞒利润或报告亏损,这种影响在国有企业、劳动密集型企业、高失业率地区的企业中更为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劳动力成本上升导致就业减少和失业增加,在政府承担失业治理任务的背景下,企业通过负向盈余管理可以获得更多政府就业补贴、税收优惠或减少政府转移的就业负担,这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政府失业治理的政策效应。研究结果对于改革政府失业治理模式、规范企业盈余管理行为、完善政府补贴政策、提高政府公共资源配置效率具有重要意义。建议改革行政干预导向下的政府失业治理模式,改变政府就业补助资金的投向和分配方式,优化政府补贴和税收优惠政策,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公共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从而缓解地方政府行为对于企业财务会计政策的扭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