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犯罪人失信惩戒措施的适用界限

随着社会信用体系的建立,社会信用立法不断增多、完善,信用社会逐步形成。但当前部分社会信用法规对犯罪人适用失信惩戒措施失之过严,主要表现为刑事处罚与失信惩戒叠加适用、对刑事失信行为认定范围过泛、失信惩戒效力多领域辐射成常态。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宏观层面在于社会信用法规与刑法规定不相协调,中观层面在于失信行为认定与犯罪行为认定不相协调,微观层面在于失信惩戒措施与刑事处罚措施不相协调。应当在坚持法秩序相统一原则、罚与责相关联原则以及禁止重复评价原则的前提下,制定效力覆盖全国的社会信用法律,厘清刑事失信行为的统一认定标准,合理限缩失信惩戒措施的适用范围,以期在强调社会信用与打击犯罪的同时,完成对责任主义和比例原则的坚守。

“拒绝给付”作为行政失信惩戒措施的设定

“拒绝给付”是较为常见的行政失信惩戒措施之一,具有适用广泛、类型多样等特点。行政给付的权利基础是宪法上的社会权,应以不同社会权的价值诉求为原点厘清“拒绝给付”措施内容的合法性基础。并对措施内容作必要的限制,即不得采用拒绝基本供给和拒绝社会保障,宜采用拒绝求优供给和拒绝行政资助,二者均旨在影响“作为共同体目的性诉求的社会权”之实现。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背景下,要达到此目的,应加强对“拒绝给付”措施设定权配置和行使的法律规制。基于规章和行政规范性文件不得减损公民权利的要求,二者不得针对获得供给和作为公民权利的获得资助设定“拒绝给付”措施。同时,应通过强化公民参与和备案审查等规制“拒绝给付”措施设定权的行使,防止越权或权力滥用等情况的出现。

失信惩戒措施设定与实施的理论图景

行政机关和地方立法机关在国家政策指引下,将失信惩戒措施作为一种常态化的社会治理手段来运用。然而,以实践有效性的政策导向为基础的制度构建思路仅仅表明了失信惩戒措施形成的正当性,并不必然转化为制度内容的正当性,当其接受合法性拷问时仍存在诸多重大缺陷。失信惩戒措施在整体构建时应当遵循比例原则、不当联结禁止原则,并将完善的程序性内容和畅通的救济机制作为重要制度,以满足合法性要求;同时,在具体设定上应适度模糊性授权、在实施上赋予执法机关相对宽松的自由裁量权、在救济上应采取区分性思路,以确保失信惩戒措施实践有效性的实现。

失信惩戒措施的合宪性控制

失信惩戒措施是社会信用法治体系建设中尤为重要的一项内容,作为一种主要基于公权力的新型社会治理手段得到了广泛运用.中央各部门、各地方纷纷出台失信惩戒措施,意欲在全社会形成“一处失信、处处受限”的信用惩戒格局.然而在失信惩戒措施层出不穷的同时,也存在着泛化与滥用的趋势,这也使得失信惩戒措施饱受质疑.基于此,我们应当以法律保留原则作为形式标准,平等原则和比例原则作为实质标准来对失信惩戒措施乃至社会信用立法进行合宪性检视,由此发掘出部分地方立法主体越权进行信用立法以及部分惩戒措施对公民基本权利造成不当限制这两大问题,最终尝试构建失信惩戒措施的合宪性控制路径,即从严限制信用地方立法位阶、平衡信用立法的价值取向、澄清行政性失信惩戒措施的性质,并以法律保留原则和比例原则来对失信惩戒措施的设定与实施环节加以完善.

论犯罪附随失信惩戒措施的法治化进路

犯罪附随失信惩戒措施具有弥补刑罚有限性、增强刑罚惩戒效果、规训社会公众守法意识的功能。然而,随着轻罪时代的到来,犯罪类型与犯罪数量均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失信惩戒措施不仅已异化为犯罪的附随后果之一,而且泛化与滥用的现象也越发严重。这导致了社会信用体系的建设偏离法治化的道路,更为重要的是,对我国公民正当权益的保护也埋下了极大的法治隐患。为了推动犯罪附随失信惩戒措施的法治化,在价值维度上,应追求自由与秩序的平衡,重申并恪守禁止不当联结原则与比例原则;在具体路径上,应通过明晰适用条件、分类惩戒措施、关照犯罪情状、排除高发型轻罪适用以及完善救济程序等方式,建立类型化、立体化、关联化以及可救济的犯罪附随失信惩戒措施适用规则。

行政处罚法视阈下的两类处罚性失信惩戒措施

随着我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取得一定积极进展,失信惩戒机制也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失信惩戒措施特别是"黑名单"制度和从业限制具有实施主体特定性、目的特定性、对象特定、处罚的惩戒性等特点,这与行政处罚的特征相同。但在具体实践中,这两类处罚性失信惩戒措施并不受行政处罚法的规制,对其设定、实施、程序、权利救济也没有中央立法层面的具体规定,"法无授权不可为",这与依法行政是背道而驰的。当前,应当进一步理清行政处罚与这两类失信惩戒措施的关系,并将其纳入《行政处罚法》加以规范。

失信联合惩戒措施的类型及行为属性

当前失信联合惩戒制度实践中出现的大量失信联合惩戒措施,类型众多,行为属性不清,影响到对其进行合法性控制。有鉴于此,学者们形成了“行政处罚说”“间接强制执行说或担保的行政处罚说”“综合或独立的法律责任说”“政府管制手段说”“类型化说”等主要学理论说。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类型化说”开始占据主流学术地位并达成了部分学理共识。但在类型化标准问题上,受传统概念法学的理论掣肘,该说主要采用的行政行为形式标准显然无法有效回应综合或独立的法律责任说、新型政府监管手段说提出的挑战。而且,根据现有类型化标准对失信联合惩戒措施的行为属性进行界定,还会导致实践操作中出现行为的可诉性、法律责任的确定和救济途径的选择等诸多困境。为回应新行政法理论提出的挑战,便于实践操作,我们应综合采纳行政行为的形式标准与实质标准,以厘定失信联合惩戒措施的不同类型及行为属性。

失信联合惩戒措施的合法性检讨与控制

失信联合惩戒措施作为一种新型的复合行政行为,在社会治理的各个领域得到广泛运用,但其有效性与合法性之间存在张力,可能会不当限制公民的人格尊严、隐私权、平等权、财产权等基本权利,所以需要进行合法性控制。通过运用依法行政、职权法定、禁止不当联结、比例原则、平等原则以及生存照顾义务等公法原理加以检讨,可以发现失信联合惩戒措施在形式与实质合法性两个层面均存在一定的问题。为了防止失信联合惩戒措施的泛化与滥用,确保其制度发展符合法治国家的建设方向,有必要从立法设定、实施程序、权利救济三方面予以完善。

从权利保障角度看失信联合惩戒措施的实施

失信联合惩戒措施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得如火如荼。在大数据时代,信息的传播与散布比想象中更加迅速,在采取失信联合惩戒措施时如果不慎或者过度则不可避免地会侵犯被惩戒人的合法权益。若要使失信联合惩戒制度更好地发挥作用,需要在发挥其制度功能和保障被惩戒人权利之间寻求两相平衡。

行政处罚视域下的失信惩戒规制

随着行政执法实践的不断发展,《行政处罚法》所规定的传统的行政处罚种类越来越不足以应对实践的需求。失信惩戒措施作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逐渐在实践中被广泛应用。行政处罚具有实施主体特定、目的特定、对象特定、惩罚性等特征,对失信惩戒措施中具有典型行政处罚特征的公布黑名单和从业限制措施,应当考虑将其作为行政处罚行为加以规制。在将处罚性失信惩戒措施纳入《行政处罚法》进行规制的同时,需要处理好其适用一事不再罚原则、行政处罚设定规则、实施程序规则等法律问题,并对其与《行政处罚法》不相适应的部分加以调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