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孙频小说《以鸟兽之名》中的失语者形象

目的:在中外文坛中,失语者的形象并不罕见,素来致力于书写乡村人性、苦难叙事等题材的小说家孙频,自《我看过草叶葳蕤》开始,便踏入回归山林的感性之旅,创作出许多城乡之变中典型的失语者形象。承袭“80后”作家“归来”的写作特点,文章旨在探究孙频笔下独具文学温情的失语者形象。方法:文章通过分析孙频近年代表作《以鸟兽之名》中的三个失语者形象——李建新、游小龙、游小龙的母亲面对失语问题的三种经典反应——寡语、多语、禁语,深入研讨孙频作品中处于文化纷争不得解脱,但从未停止过抗争与对人生的叩问的失语者形象。结果:孙频提供了一个思考失语者命运的新视角。在她的笔下,失语不但可以是角色被迫遭受的命运,也可以是主角主动的选择。孙频通过三人不同的命运结局,表达了她对失语者们的独特关照,体现出她独有的文学温情。结论:《以鸟兽之名》作为孙频的代表作,塑造了众多洋溢着希望与温情的失语者形象,其所传达出来的坚韧与希望,使作品跳脱出生命绝对悲观的哲学,也为文坛失语者形象的塑造提供了多样化的参考与范例。

近代巴蜀文化群体之“失语者”杜钢百

近代是中国思想剧烈变革,社会彻底转型的关键时期,这一时期,亦为蜀学之关键变革期,涌现出一批影响中国思想革新和社会发展的巴蜀杰出人物。曾师承被誉为“中国传统经学的最后一位大师”②的井研廖季平研习经学,后入读清华国学研究院,师从梁启超、王国维等,曾在中国革命、统战、教育事业中发挥积极作用的杜钢百(1903—1983)先生,即为其中的杰出代表。

失语者与替罪羊:南宋“公吏世界”隐含的悖论

在公吏位势最为低谷的南宋时期,“公吏世界”说反而甚嚣尘上,历史书写与历史事实之间巨大反差的背后,必然存在诸多隐讳的悖论。“公吏世界”几乎是“公吏作恶”的代名词。公吏“恶象”的形成,首先是因为公吏是官府善政的失语者,基于与科学人性论存在诸多相悖之处的儒家人性论,公吏先天就不可能出现在善政书写中。不仅如此,公吏还是官府恶政的替罪羊。南宋州县官违法征税是常态,却不愿坦然承担违法恶名,遂将恶名转嫁公吏,反复宣称公吏是违法征税的最大受益者。同时,公吏还是官户豪横的替罪羊。官户非法攫取了社会大部分财富,但士大夫的书写却极力强化本为帮凶的公吏的关键角色,反而极力淡化官户的豪横形象。在塑造“公吏世界”的过程中,士大夫成功地让公吏成为了社会负面的关注焦点和社会矛盾的缓冲阀。

从失语者到农村“新人”——论农裔知识分子身份的转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乡土文学及其研究中,农裔知识分子一直以失语者的形象存在,这是其形象典型性不够、作家和研究者有意忽略的结果。当下,脱贫攻坚题材电视剧在展现乡土社会巨变的同时塑造了众多以农裔知识分子身份为表征的农村“新人”形象,农裔知识分子第一次被赋予了引领乡土社会发展的重任。这也是乡土文学叙事转向的标志之一。

权力与话语视域下的张爱玲小说探究——张爱玲小说中“失语者”的建构

张爱玲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一位颇具特色的女作家,在她的创作思想、作品价值和文章人物特点中,发现其笔下的人物形象的状态可以用“失语者”这一视角来解读。同时,用福柯的权力与话语理论可以更深层次的探讨张爱玲笔下“失语者”形成的过程及原因。因此,尝试将张爱玲笔下的人物形象与福柯的权力话语理论深度结合,用“失语者”的视域深入探讨张爱玲笔下人物形象的生存状态、塑造原因以及文中形象的文本价值和对现代人生活的启示意义。

“失语者”与“未完成文本”的多重解构——钟求是《地上的天空》文本细读

钟求是凭借短篇小说《地上的天空》获得第八届鲁迅文学奖,在这篇小说中,钟求是匠心营构了“缺席”的主人公与“失语者”的独异形象,并且通过精致谜语的设置与细致隐秘的书写,深刻呈现了普通人生存的困境与突围的可能。小说叙述奇巧、结构特别,不完美的书写与未完成的文本之间形成较大的艺术张力,凡此种种,共同达成文本独有的长尾效应,造成特殊的审美效果。

消费喧哗中脆弱的“失语者”——从《挪威的森林》中的直子到《上海宝贝》中的天天

《挪威的森林》中的直子与《上海宝贝》中的天天这两个不同文本中的人物形象,超越时空地表现出了明显的相似性,这使得他们具有了符号的阐释意义,即他们是与物化世界相对立的"精神性存在"的象征;而他们只能以"失语者"形象呈现出来,这是基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日本和20世纪末中国相类似的文化语境及身处其中的都市"边缘青年"、"新新人类"共通的一种情绪体验;同时,由于作者所持创作观念和表现手法的差异,人物形象的隐喻也不尽相同,这使得两个文本的立意有了高下之别。

论墨白小说中的“失语者”

墨白以颍河镇为背景的小说塑造了一系列"失语者"的形象,他们在物质与文化上的弱势地位是其"失语"的根源。物质的"失语"与文化的"失语"形成了共生与互动的内在机制。对"失语者"的塑造使墨白的小说具有锐利的批判精神,也使小说主体意识具有愤怒、压抑、无奈、反抗、逃离的复杂色彩。

城市宜居呼唤失语者

一千个人心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我们生活在其中的城市,不同立场的人或群体,有不同的解读方法。要么管中窥豹不见全貌,要么固守陈见偏执一极,这对于城市研究而言,并非幸事。

《青红》:“失语者”的人性压抑与反抗

20世纪60年代,为了相应国家号召,大量的一线工人工人家庭离开家乡来到西部贫瘠山区支援三线建设。青红的父母都是来自上海的工人。回到上海是父亲最大的心愿。他也将自己的心愿强加给青红,但是青红生在贵阳,长在贵阳,她早已经把贵阳当成自己的家。青红一家都生活在父亲的强权之下,家庭环境总是充满着父亲的抱怨和责骂。＂失语者＂是对青红的一个概括,她不是指真正生物意义上的不能说话,

探寻越南历史的主体叙事——读《越南:世界史的失语者》札记

越南乃东南亚一个重要的国家,因其复杂的历史与重要地缘政治,长期以来,吸引了中国、美国、欧洲(尤其是法国)学者的重视,不同的政治立场、民族情感,深刻影响着越南历史的叙事范式。从现有的学术成果来看,主要存在四种叙事范式:其一,中国学者鉴于越南曾是中国王朝的郡县之地,又长期与中国保持宗藩关系,所以主要是在中华文化圈的框架下谈论越南的社会历史发展,强调中国文化与政治伦理对越南历史发展的贡献。

文化边缘下的“失语者”——论《香港三部曲》《扶桑》中的妓女形象与身体政治

以"妓女"及其"身体"书写为考察中心,这是《香港三部曲》与《扶桑》可比性成立的基点。两个文本都将妓女视作东方被奴役的象征,并以妓女的身体展示出颠覆或消解殖民与被殖民等权力关系的意图。但是,"身体"的多义性也恰恰成为两个文本的分水岭。黄得云以强势的身体颠覆白人男性,暗示了殖民主义的没落;而扶桑具有宽恕性的身体则是摒弃文明规约的隐喻,也成为作家思考现代欲望形态的重要观照。两个文本相似的叙述策略,共同揭示了妓女于东西方双重文化边缘下的生存悖论:被寓言化的身体以及与之相反的、被族群驱逐的命运。

左翼音乐运动中的最初失语者:40年代向隅在延安受挫的前因后果

向隅在延安被批,是1940年延安鲁艺音乐生活中的大事件。这一事件,也是一直被知情人回避的延安音乐生活中的政治事件。通过对马可日记以及其他材料中所记的相关史实比勘、校对后,搞清了这一事件起因和发展过程。简单说来,向隅40年代在延安被批的最初起因,是陈荒煤意外介入音乐系的日常活动,向隅关于黄自音乐的言论随即被某些部门所关注。之后,围绕这一事件,延安鲁艺各种力量相互绞力,至1943年延安整风,再次发酵,并再次升级,成为延安鲁艺音乐系轰动一时的校园政治事件。

口述档案:开创“失语者”的历史天空

著名节目主持人崔永元曾把口述档案比喻成"给后人留下一个千百年后还能跟先人内心对话的机会。"他自筹资金一亿两千万元,采访了约4000位老人,做了一件极具意义的专门事业。作为以"为国存史"为己任的档案部门,理应尽快行动起来,为口述者及时提供也许是一生终极回溯的平台。一、口述档案在历史构建中的重要作用1.采集对象的主体意识使口述档案呈现的历史更加具体鲜活。大约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西方历史哲学从思辨发展到分析、批判的历史哲学,历史认识主体的能力及范围等一系列与史学实践中主体认识能力紧密相关的问题都严肃地摆在了历史思想家与历史工作者面前。

《高兴》:性别视域下失语者的代言

后殖民理论主将斯皮瓦克认为"底层人"既是社会弱势群体又是"不能说话"的哑言群体,他们只能作为失语者被代言。贾平凹的《高兴》就是失语者的代言,在有意为刘高兴等男性进城农民工真情代言的同时,在叙事方式及结构设计、女性形象塑造、语言运用等方面无意遮蔽了女性进城农民工的现实处境和话语权利,但也恰恰是有意的代言与无意的遮蔽揭示出了底层人,特别是女性生存状态的本质,把底层写作推向了新高度。

“失语者”的身份迷失:当代印度穆斯林民族主义的衰落

印度独立以来,因为印度穆斯林民族主义的存在和发展,现代印度国家才得以维持了世俗主义和多元特性。然而,近年来穆斯林民族主义在印度被极度边缘化,印度穆斯林成为印度政坛上的“失语者”,他们以印度为祖国的民族主义者自我身份定位被掩盖。为了说明印度穆斯林为何没能形成统一的“声音”,从话语权与身份构建的关系方面看,建立“失语者—身份构建”模型,可以看出印度教徒的话语掩盖了印度穆斯林的内在自我,使得印度穆斯林整体身份叙事较为负面。加之印度穆斯林的自我身份构建能力存在短板,导致无力与印度教徒辩解。与此同时,具有偏向性的政治话语和政策让印度穆斯林感到更大的不安和恐惧。再者,印巴矛盾致使印度穆斯林处于身份认定相互抵触的旋涡中。一方面,印度穆斯林无力凭借自己的话语改变他者对穆斯林的固有认识;另一方面,印度穆斯林表达越多,愈发会被质疑。在多重矛盾身份的嵌套下,印度穆斯林迷失了自我,成为他人口中的群体。印度穆斯林若要在更大的社会、政治领域中重掌话语权,让印度教徒将印度穆斯林表述为“我们”这一集体或共同体道路还很漫长。

沉默者的世界:论肖江虹底层小说创作中的“失语者”形象

贵州作家肖江虹在其创作的《求你和我说说话》、《天堂口》、《百鸟朝凤》、《喊魂》、《犯罪嫌疑人》、《寻找1978》等多部小说中塑造了一系列“失语者”形象。他笔下的“失语者”是一群游走在群体边缘的底层人物,为主流社会所抛弃,却有着异于常人的人生体验和生命渴求。面对坚硬冰冷的现实世界,他们选择以认命的方式回归内心。肖江虹用温和、忧伤的笔触诠释了对底层世界的不同立场态度,也传递出了他对传统与现代关系的特殊理解,因而使得他的小说创作在新世纪以来的底层写作中呈现出独特的样貌。

从道德焦虑到身份转化:超越二元对立的犯罪片失语者形象

当代中国犯罪电影在主题、人物塑造、意向化符号等方面常运用二元对立思想进行创作,而在失语者形象塑造上则模糊了界限,突破了二元对立的创作思维。本文从权利话语、人性思辨、角色转化等角度,阐释出犯罪片中失语者形象出现的社会根源,并结合具体的银幕形象归纳出失语者形象在人物塑造上的突破与创新。电影是表现人与人性的艺术,中国犯罪电影的创作需要重新审视二元对立思维,向传统看待世界的方式提出挑战。

他者·自我·群体——论韩少功小说中的“失语者”形象

韩少功笔下的"失语者"形象,经历了一个由"他者"到"自我"再到"群体"的转变过程,而作为言说者的存在即拥有知识分子身份的"我"则在其一系列的文本中被不断弱化,变得"越来越小"。将这两种现象相互对照,前者表现了他对"话语"问题的不断关注,后者则显现出他对知识分子"话语代言"合法性的质疑和警觉。结合韩少功的公民写作理念和写作态度,凸显了他对知识分子"话语代言"式写作的反思。

失语者的幸福生活

99贺岁电影《没事偷着乐》及同题材电视剧《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声名大噪之际,原著《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单行本也一时洛阳纸贵,作者暨编剧刘恒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俨然成了幸福源泉的伟大发掘者,并开始说些令人莫名其妙的话。他洋洋得意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