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后元年“除三族罪妖言令”發覆——兼談漢初的刑罰序列

吕后元年、文帝二年所除"三族""妖言"之法并非同指。吕后所除的是夷三族的酷刑,且"三族罪妖言令"最好理解爲"三族罪令"與"妖言令"。而文帝所除僅是三族的收坐。且"三族刑"似可加入漢初刑罰序列之中。

“約法三章”新證——兼證“漢承秦制”之開端

將"約法三章"簡單地理解爲"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會造成對"約法三章"的執行效力、執行時間的質疑。實際上,"約法三章"的效力並非來自"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一句話,而是出自秦法中事關"殺人""傷人""盜"的具體律文。這可由"抵罪"的依據、"章"的含義以及"夷三族之令""賣子令"被應用於"約法三章"之中來獲得證明。而"約法三章"的執行時間,以往據《漢書》來解讀,其孤證被部分學者所詬病。但通過分析西漢《鹽鐵論》的記載,恰可印證《漢書》的説法。正因爲有了對"約法三章"效力與時間兩方面的論證,自然也就明確了"約法三章"是漢承秦制的開端,且貫穿於整個漢初,並最終融入進蕭何所制律之中。

宗族与从属:魏晋南北朝时期缘坐范围的重构

缘坐是基于中国古代家族本位的社会结构而建立起来的一人有罪、株连亲属的刑罚制度,＂夷三族＂是缘坐制度在汉魏时期最为普遍的表述方式。魏晋时期三族刑的原则从秦汉时期的户籍制转向以丧服制为基础的父系家族体系,缘坐范围中的男性基本限于期亲及以上亲属。女性则以婚姻为分水岭,未嫁女承担父宗的缘坐责任,出嫁女承担夫宗的缘坐责任。但对于父宗来说,这一变迁与服制的理念一致;对于夫宗来说,女子的＂三从＂之义压倒了丧服之制成为缘坐制度的主导原则。宗族体系、丧服制度、女性从属等体制和理念相互交织与影响,共同推动了缘坐制度的重构,体现了中国家族法的多面性和复杂性。

胡家草场汉简律典与汉文帝刑制改革

汉文帝时期的刑制改革,是中国古代法制史上的重大事件。然而,在《史记》《汉书》等传统史籍中,相关记述并不明晰。新近出版的《荆州胡家草场西汉简牍选粹》一书,刊载胡家草场12号墓出土的近百枚法律简,为探讨文帝时的刑制改革提供了珍贵资料。通过将胡家草场汉律与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睡虎地汉律进行比较、分析可见:秦至汉初使用的黥刑在文帝时已不复存在。先前判处"黥为城旦舂"的场合,在胡家草场汉律中,有的改作"髡为城旦舂",有的改判死刑。这一变化应是文帝十三年(前167)刑制改革的结果。先前"完为城旦舂"这一刑罚则在改革后维持不变,有助于对《汉书·刑法志》"诸当完者,完为城旦舂"这一记载的理解。夷三族刑于文帝二年(前178)废除,在文帝后元元年(前163)重新启用,但适用范围收缩,对谋反的认定也更为审慎。将胡家草场汉律与《二年律令》比较还可看到,公卒、庶人等身份概念消失,地位曾介于民众与徒隶之间的司寇成为完全意义上的徒隶,显示文帝刑制改革还伴随着身份制度方面的重要变化。根据避文帝刘恒名讳、夷三族律有无、祭祀上帝以及景帝即位时为文帝庙制作的《昭德》之舞尚未出现等情形,可以把胡家草场律典的修订年代大致确定在文帝后元元年(前163),而睡虎地汉律的年代则应在文帝元年(前179)至十三年(前167)之间。

魏晋南朝刑律中的妇女地位——兼谈魏晋南朝刑律的轻省化

魏晋南朝时期由于家族伦理与孝治思想的发展、妇女地位的提高以及人口与社会发展的需要 ,为妇女免坐创造了适宜的社会条件 ,使法律的轻省化成为魏晋南朝时期刑律发展的必然趋势 ,这也使妇女的法律地位在魏晋南朝时期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

“门房诛”考辨

门房诛是北魏正式入律的刑法之一,虽实施时间不长,但对源承北朝律法的隋唐律有重要影响。由于北魏律佚失过多,今人对门房诛的具体情况认识不一、误解颇多。真正说来,北魏神麔律中对"大逆不道"的处罚即为门房诛,在适刑人员的范围上有明确规定,主要是诛杀与正犯同籍的男性直系血亲者,但不及年八十以上的老人和不满十四的孩童,女性一律没官;非同籍亲属或受牵连但不受诛。这比起秦汉时的夷三族刑来大为减轻,也对隋唐律中族刑的减轻产生了影响。

“具五刑”考--兼证汉文帝易刑之前存在两个“五刑”系统

"具五刑"之"五"不得其解,皆由句读而起。重新断句,并结合相关史料可知,《汉书·刑法志》所记载的"具五刑"指的是"黥,劓,斩左止,斩右止,笞"五种刑罚,其中"笞"为替代刑。这与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具律》"刑尽者,皆笞百"以及"有罪当黥,故黥者劓之,故劓者斩左止,斩左止者斩右止,斩右止者府之"密切相关。明确"具五刑"之所指,有助于解答《史》、《汉》相关记载的疑难问题,并可进一步推定文帝肉刑改革之前存有两个"五刑"系统,以及"秋冬行刑"原则似乎秦朝已遵循等问题。

高平陵之变再研究

司马氏亡魏成晋始于高平陵之变。司马懿因这次政变,剪除了以曹爽为首的曹氏宗室在朝中的势力。自此,曹氏宗室已基本上退出政治中心,司马氏掌控了曹魏朝政。治史者虽对高平陵之变多有评述,然其中仍有诸多史事语焉不详,不甚清晰。故须搜求剩义,发微显隐,对高平陵之变的若干史事重新研究与检讨。检讨内容分为五个方面:其一,司马懿二子的作用与政变的兵力配置;其二,洛阳武库与司马门考辨;其三,关于夷曹爽等人三族的问题;其四,高平陵之变后,魏朝对司马懿超乎常规的封赏——赐九锡与立祖庙;其五,高平陵之变成功的必然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