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边疆思想之“华夷之辨”观

在中国历史上,“华夷之辨”不仅仅是一种民族观,而且也是一种边疆观。它影响着整个古代社会帝王对国家边陲的治理。可以说,“华夷之辨”是中国古代边疆思想中的核心思想。

对魏源反侵略思想中“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历史评价

用历史的、具体的观点阐述晚清思想家魏源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 的反侵略思想内容,并用阶级的观点分析魏源反侵略思想中与时代、阶级相对应所体现出的进步性,以及在封建统治社会背景条件下,其作为封建阶级知识分子这个特定阶级属性,使其反侵略思想中不可避免的存在对问题根本认识上的局限性。

畛域与融合——试析“夏夷之辨”政治心理对中国早期现代化之影响

“夏夷之辨”是中国传统政治心理之一。这一观念对清代少数民族统治时期中国早期现代化的进程及革命路径的选择产生了重大影响。同时,由于晚清市民社会的萌生及近代民族主义的启蒙,使“夏夷之辨”观念逐渐消释,各民族进一步融合,最终构建起现代民族国家,中国的现代化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由史密簋铭文论及西周时期的华夷之辨

近年出土的具有长篇铭文的青铜器中,最重要的莫过于1986年在陕西安康发现的史密簋了。这件器物的时代,诸家多定在西周懿孝时期。铭文记载了不见于史册的一次由周王室遣将率领的东方齐、遂等诸侯国与几支夷族进行的战争。目前。

浅析晚清制夷之路

在坚船利炮造就的西力东渐过程中 ,古老文明孕育的“华尊夷卑”的华夷思想在晚清逐渐蜕变为抵御侵略的制夷思想。由于客观条件的变化 ,不同阶段晚清政府的主导制夷策略又有所不同 ,不仅形成了“以商制夷”、“剿夷抚夷”、“师夷制夷”和“以夷制夷”的这样一个制夷思路 。

《海国图志》和师夷之长技以制夷

《海国图志》是一部划时代的著作 ,其“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命题的提出 ,打破了传统的夷夏之辨的文化价值观 ,摒弃了九洲八荒、天圆地方、天朝中心的陈腐观念 ,树立了五大洲、四大洋的新的世界史地观念 ,传播了近代自然科学知识以及别种文化样式、社会制度、风土人情 ,拓宽了国人的视野 。

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爱国主义内涵

19世纪40年代,当中国遭受西方列强的侵略,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面临前所未有的危难之时,先进的中国人救国图存的第一声呐喊,是“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它的提出者,是一批从清朝统冶集团中分化出来的封建官僚和开明士大夫,即以龚自珍、林则徐、魏源等为最初代表的地主阶级改革派。这是一股既区别于旧式农民阶级,又不同于早期资产阶级,也有异于当权的封建顽固派的社会力量。

華夷之辨、華夷之辯:從《左傳》談起

蠻、夷、戎、狄等稱謂可以是具體專指,亦可以是類别泛稱,但是中文没有一個字或詞涵蓋所有外族,同時貫徹始終地包羅"外來"與"野蠻"的語意。論者多謂《左傳》以及其他載籍中"我者"與"他者"的分際是文化習俗而非種族。但是文化習俗差異如何精準地界定,並不容易。本文探究三個問題。(1)華夷之"辯":如何界定華夷之辨?戰事方式、土地運用、禮制儀節是否爲決定因素?楚、吳形象,爲何游移於"華化"與"夷化"之間?魯與"東夷"的關係,顯示"他者"的描摹與自我定位不可分割。同源近俗似乎正是衍生突顯差異的原動力。(2)文化聯繫的存在或否定,往往建基於歷史回顧。承認"戎化"或刻意淡化與周的歷史淵源,可以是抗拒周王之要求、不受其羈縻的方法。相反的,重寫歷史,泯滅"他者"身份,也許是圖霸的途徑。作者分析"有史爲證"的辯論方式,探討華夷同、異的觀點如何藉重塑歷史尋找論據。(3)貶損蠻、夷、戎、狄的論點往往出現於人物的言説,所以我們應該考慮"他者"屬性道德化背後的修辭框架。辯論的焦點可能是軍事策略、和與戰的選擇、"獻捷"的儀節、周王與盟主的關係等等。《左傳》透過追捕歷史事件的因果關係及歷史人物的動機,超越了簡單化、道德化的華夷之辨程式,呈現了一個複雜而多元的畫面。

鞮 氏与四夷之乐

鞮氏掌四夷之乐与其声歌。”这是见于史书的记载。四夷之乐的使用究竟只是视为统治阶级政见之远披,还是作为一种俗乐亦蕴涵一定的意义。囿于历史观的局限,致使文献材料极为有限。本文拟立足于民族学与文化学的研究,试图揭示出作为中国民族文化交融肇始的四夷之乐所反映出乐舞观念及其历史影响。

论唐太宗纳“四夷之乐”

文章首先对“四夷之乐’’进行必要的界定，进而对唐太宗纳“四夷之乐”的文化政策，即“作先王乐者，贵能包而用之，纳四夷之乐者，美德广之所及也。”进行剖析，从而窥探唐太宗的音乐美学思想，唐朝音乐文化繁华似锦、盛况空前的历史原因。

“师夷之长”能否“制夷”?

《出版参考》2000年第21期刊登的《“小人书”不敌“东洋画”》一文,引出了一个老而常新的话题:中国卡通究竟“卡”在哪里? 自由中宣传部和新闻出版署于1995年倡导发展自己的卡通事业,对出版界提出“创作出少年儿童喜欢,社会接受”的卡通作品,并给予了优惠的出版政策。一方面由官方出面对市场进行清扫,一方面扶植自己的卡通事业,在期刊业治理整顿的时期,特批了五家卡通期刊,特别推出了中国儿童动画“五一五五”工程,(23)

论唐朝“四夷之乐”

本文首先阐明"四夷之乐"音名的由来、含义,进而对《旧唐书·音乐志》、《新唐书·礼乐志》所载"四夷之乐"的状况进行具体分析,从而窥探唐朝大力吸纳周边诸国之乐的状况。

唐玄宗“有吞四夷之志”辨

唐代开元、天宝时期，唐玄宗重兵实边，并非源于“有吞四夷之志”，而是被边事形势之所迫；重兵实边，是国家职能之所需，是明君英主之必为；唐玄宗并非“有吞四夷之志”，而是对四夷礼兵并举，志在和服四夷，乃至立盟誓约，分疆而治。唐玄宗的军事战略之失，在于军事力量不能相互制衡，而不在于重兵实边。

‘雅乐’与‘四夷之乐’

“雅乐”和“四夷之乐”是古代西周时期两种音乐的名称。历史上从春秋战国后,引述评论者很多,但能探究其由来的却非常少。古代中国是一个地域广阔、民族众多的国家,每个民族由于历史传统和活动区域不同,它们的音乐有着各自鲜明的民族特性。“雅乐”和“四夷之乐”正反映出西周时期多民族音乐文化的历史面貌。

夷夏东西:从多元到一统的重要过渡阶段

中国考古学的初期,依据当时的考古发现,提出了仰韶、龙山东西二元格局的学术观点,与傅斯年先生根据古史传说提出的“夷夏东西说”相呼应。此后越来越多的考古发现表明仰韶较早、龙山较晚,两者在中原地区具有内在的传承关系,流行20余年的仰韶、龙山东西二元格局的主流观点退出了历史舞台。经过数十年的发掘和研究,中国考古学逐渐建立起新石器和早期青铜时代的时空框架,总结出以中原、海岱、江汉、环太湖和燕辽等五大文化区系为主干的多元一体的文化结构。这一长时段的文化演进过程,自早至晚可以分为若干个历史发展阶段,如多元文化的起源和相互影响、多元演进和一体化进程、夷夏东西、中原中心的确立等,最终汇集和形成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高度统一的秦汉帝国。

从近代“夷”形象嬗变看中华民族意识的“自觉”——以《海国图志》为中心

《海国图志》中的“夷”形象嬗变,标志着中国近代“异域”形象由“夷”到“他者”的转型,其主体由传统“少数民族”转型为近代“西方列强”。这一深刻嬗变带来两个方面的重要影响:一是文化机制由传统“华夏中心”一元构架向近代“中西冲突”二元构架转型;二是近代中华民族意识由“自在”向“自觉”演进。这不仅论证了中华民族的认同意识和归属意识是在中国古代各民族“自在”文化认同的基础上,伴随着近代强势他者的出现而“自觉”形成的,还揭示了中华民族意识由“自在”向“自觉”演进的时间节点和推动中华民族意识演进的文化机制。

虾夷扇贝F_(1)自交衰退及其遗传调控机理

近交导致的种质退化严重影响虾夷扇贝养殖产业。为探明虾夷扇贝近交衰退的现象及遗传调控机理,在表型水平上,构建近交系数分别为0.5、0.25和0的自交组、近交组与自然群体对照组,追踪不同近交系数下虾夷扇贝幼虫期到成体期530日龄的性状差异,同时选取7个适合度性状,利用主成分分析法构建基于近交衰退的适合度指标评价方法;在基因组水平上,利用1个自交家系的亲本及其21个子代进行全基因组重测序,开展标记偏分离分析。试验结果显示:针对存活率性状,在幼虫期,自交组近交衰退率是近交组的1.31~3.05倍;在成体期,自交组近交衰退率是近交组的0.97~7.29倍。而生长性状,在幼虫期,仅有自交组保持较低的近交衰退率(1.65%~2.56%);在成体期,自交组与近交组几乎未发生衰退。基于重测序分型得到1253519个单核苷酸多态性用于偏分离统计,约99%在子代中发生了显著的偏分离,其中23%属于配子偏分离、77%属于合子偏分离,合子偏分离中有89%为杂合子过剩,即超显性效应起作用,仅10%受显性效应影响为纯合子缺失。试验结果表明,超显性效应及偏分离作用在虾夷扇贝F_(1)子代存活率性状的自交衰退中起主要作用,为近交衰退的机理提供更有力证据的同时,也为虾夷扇贝种质遗传改良提供了有效思路。

虾夷扇贝AMPK基因家族的鉴定及表达

为了解AMPK基因家族在虾夷扇贝中的特征、进化及生物学功能,实验采用比较基因组学及生物信息学的方法对虾夷扇贝AMPK基因家族进行了鉴定、基因与蛋白结构分析、系统发生分析以及时空表达分析,通过虾夷扇贝亚致死温度胁迫实验,研究了AMPK基因家族在高温胁迫时的表达规律。结果显示,虾夷扇贝基因组中共存在3个AMPK家族基因,即PyAMPKα、PyAMPKβ、PyAMPKγ。时空表达分析发现,PyAMPK的3个家族基因在D型幼虫期之前均呈现较高的表达量,其中PyAMPKα基因在受精卵时期表达量最高,PyAMPKβ基因在囊胚时期表达量最高,PyAMPKγ基因在受精卵和2~8细胞时期的表达量达到最高水平。PyAMPK在虾夷扇贝成体器官中呈现不同的表达模式,其中肾脏表达量最高,其次是鳃。受高温胁迫后,肾脏和鳃中的PyAMPK基因短时间内呈现显著的上调表达,并随着时间延长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研究表明,AMPK基因家族参与了虾夷扇贝早期胚胎发育过程的能量代谢调节以及机体面对高温胁迫的应激调节过程。本研究有助于理解贝类AMPK基因的功能和进化,并为深入阐明贝类应对高温胁迫时的能量调节机制提供理论基础。

基于虾夷扇贝自交家系的双列杂交配合力分析

为评估“先纯后杂”种质改良技术在虾夷扇贝中的应用效果,利用3个自交F_(1)家系(21#、12#、16#)的子代,采用3×3完全双列杂交构建包含亲本正反交的9种组合,统计幼虫期和成体期的成活率性状并开展配合力分析。试验结果显示:自幼虫期3日龄起,各阶段存活率均有显著差异(P<0.05);3组亲本的一般配合力的大小和方向均不相同,在27、140、200、440日龄一般配合力差异显著(P<0.05),尤其在140日龄差异极显著(P<0.01),效应值为-6.88~8.25;在幼虫期,不同交配组合中62.96%的特殊配合力与其反交组合是相反的方向,16#×12#展现出较高的特殊配合力,最高值达18.33;在成体期特殊配合力的大小和方向也不同,从幼虫到成体的转换期(27~140日龄)多数组合出现了效应值下降趋势。21#×12#、16#×12#组合在存活率上的杂种优势展现了合理运用“先纯后杂”的育种策略的有效性;同时21#×21#、12#×12#、16#×16#组合在存活率上的优势显示了虾夷扇贝具有较强的遗传负荷清除效率。试验结果可为虾夷扇贝遗传改良提供基础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