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熊光之困——鸦片战争前的“夷人长技”体验

1808年英军侵占澳门地区事件中,两广总督吴熊光认为对手异常猖獗并且拥有船大炮利的优势,如若开战清军无法取胜,只能通过暂停“贸易”这一惯常手段迫使对手妥协,然后迅速恢复对英贸易,以免激发更大的海防危机。吴熊光的现实主义策略虽一时奏效,但被深居紫禁城的嘉庆皇帝视为太过软弱、有失“国体”,因而被革职治罪、遣戍伊犁,由此开创了清朝历史上封疆大吏因为“夷务”处置不当而获罪的先例。“吴熊光之困”反映了鸦片战争前清朝统治集团在愈益明显的西方扩张势头和军事优势面前的无奈,预示着二三十年之后卢坤和林则徐等人的类似遭遇和更大危局即将到来。

《滇省夷人图说》中的婚俗图像解析

《滇省夷人图说》是清嘉庆时云贵总督伯麟主持编修的云南民族图册,该图册描绘了云南108种民族的外貌特征、生产生活场景,以及风俗习惯等内容。《滇省夷人图说》中有12幅记录少数民族婚俗的图画和图说,本文从聘礼、迎亲习俗、媒妁以及通婚圈四个方面入手,解析了图中所反映的清中期云南民族的婚俗文化。

《开化府图说》及所绘中越边界夷人

收藏于云南省博物馆的《开化府图说》绘制于清嘉庆年间,包括"开化府图"和"开化府夷人图"两部分,地图和夷人图均有图说,是研究清代中越边界与民族的珍贵图像资料。本文对该图册的版本价值,以及所绘边界夷人做了详细分析,认为《开化府图说》是《滇省夷人图说·滇省舆地图说》的一部分,其版本早于中国社科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藏《滇省夷人图说·滇省舆地图说》,中越边界的历史变迁是边界地区民族称谓变化的原因。

清代中越边界广南府夷人构成研究——基于地方志与民族图册的考察

清代官方对中越边界广南府的统治力度逐步深化,根据《云南通志》《广南府志》《皇清职贡图》《伯麟图说》等地方志与民族图册的相关记载,这一时期广南府夷人种类日益增多,分支名称愈加细化复杂,既体现了当地夷人自身的发展变化,也反映出官方对当地夷人的认知演变。以侬人为代表的清代广南府夷人群体,对于今日所在区域的民族构成以及中越跨境民族的形成有着直接影响。清代广南府多民族共生格局的产生,是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过程的缩影与体现。

《滇省夷人图说》图像的文化表征

图像作为一种信息传递和交流的表意工具,人们借助它记录历史、传递文化。《滇省夷人图说》是清代云南少数历史文化的视觉图像。它生动记录和真实反映了云南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民情风貌。对《滇省夷人图说》图像进行分析,为认识清代云南民族提供新视角、开辟新途径,同时对探究清代云南民族文化具有重要的意义。

齐地先民东夷人的生命观念与生态环境保护

在长期的社会历史实践活动中,齐地先民东夷人形成了许多传统的观念,如崇拜观念、敬畏意识、仁爱精神、生命理念等,这些观念对东夷文明乃至中华文明产生了重大影响。本文试从齐地先民东夷人的生命观念、齐地先民东夷人的生命观念与生态环境保护及其对当今的启迪意义方面试做探讨。

“白虎为害”、“夷人射虎”新议

“白虎为害”不仅反映了秦对巴蜀地区的经略与管理,也深刻体现了秦对巴蜀之民的民族政策。它不仅是巴人对秦国统治的一次大起义,也有巴人复国运动的倾向。白虎被射杀导致的四个结果说明“白虎为害”事件对巴人、土家族风俗的深刻影响,它导致巴人分裂,并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巴人发展的历史进程。

作为食谱的《滇省夷人图说》:因华夏而叛逆的边地故事

在嘉庆二十三年以前,清王朝在云南边地推进的"改土归流"遭遇到的阻力集中来自猡猡族群(滇东北)和猓黑族群(滇西南)。毋庸讳言,乾隆朝御制《皇清职贡图》对华夏边缘到缅甸王国的"中间地带"缺乏精确的把握。随着英国人的殖民浪潮在云南徼外的积极渗透,配合着建构稳定边疆的内在需求,云贵总督伯麟奉诏重新编绘《滇省夷人图说》。从"食与中华"的角度来审视,那些游离在滇缅边界与汉人抗争的族群明显被置于"妖魔化"的境地,他们在饮食结构上的"异化"成为叛逆儒家文明的标志性罪证,而早前归顺并服从流官差遣的族群则在"食同中华"的引诱下成为"耕读至诚"的忠实信徒。

《滇省夷人图说》中祀田祝丰夷人图像解析

《滇省夷人图说》是清嘉庆时云贵总督伯麟主持编修的云南民族图册，该图册描绘了云南108种民族的外貌特征、生产生活场景以及风俗习惯等内容。其中，有5幅图说记录了云南少数民族祭田祝丰的习俗，本文从火炬的应用、土地神的祭祀仪式以及农业增产中的性巫术三个方面入手。剖析图说中各种具象事物背后蕴藏的丰富民俗文化内涵。

上古“东方夷人”是中华文明中华民族的一个重要源头

史学家们根据大量文献资料、考古发现以及民俗印证,研究考证苗族源自上古时期的"东方夷人",与伏羲太嗥有密切关系,是中华文明中华民族的一个重要源头。

大辛庄甲骨文与夷人商化

大辛庄甲骨文是继殷墟、周原之后第三次重大发现,是商代甲骨文发现史上第三座具有历史意义的里程碑.19世纪末河南安阳殷商都城出土了甲骨文,累计已达10万余片.据<百年甲骨学论著目>一书1999年统计,国内外发表有关论文与著作已达10946种.甲骨学已成为举世瞩目的"显学".20世纪70年代陕西岐山周人故都凤雏村建筑基址两次出土甲骨万余片,有字的200余片.其中字数最多的4片内容涉及祭祀殷人先王成唐(汤)、大甲和文武帝乙以及册命周方伯(即周文王)、文武帝乙即帝辛(商纣王)之父.这4片甲骨文的年代公认是属于殷商晚期的.此外还有一些西周时期周王的卜辞,证明岐山、扶风一带的周原是周人故都而不是如郑玄所说的周公封邑.凤雏建筑基址是周人的宗庙,而不是一般贵族宅院.

议“夷人射虎”

"夷人射虎",是秦为瓦解巴人复国运动而采取的斗争策略,反映了秦王朝"以夷制夷"的民族政策。通过"夷人射虎",秦剿灭了巴人内部的复辟势力,推进了其统一六国的进程;反观巴,则加剧民族分化,迅速走向灭亡。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夷人射虎"标志着落后生产关系的分崩瓦解,对推动新的生产力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诸葛亮为夷人作图谱质疑

《华阳国志》云 :诸葛亮为夷人作图谱 ,之后 ,在记述哀牢夷九隆神话时又说 :“南中昆明祖之 ,故诸葛亮为其国谱也。”因此 ,许多学者都主张昆明夷就是哀牢夷。本文认为 ,二者不应该是同一回事。并从诸葛亮作图谱的可能性、真实性 ,以及常璩所言图谱的内容与九隆神话的差异方面 ,论证图谱实为虚有 。

《滇省夷人图说》中的哈尼族群生计方式

哈尼族群一般被认为是我国古代西北甘青高原氐羌族群南迁之后裔，主要分布在滇南地区。《滇省夷人图说》是清代嘉庆年间官方参与绘制的夷人图册，其中对哈尼族群生计方式有所描绘。本文结合图册描绘、文献记载及社会历史调查资料，对清代哈尼族群在农耕、畜牧、副业、商业活动等方面的发展进行分析，再现其生产生活场景。这一时期,哈尼族群梯田耕种技术日渐成熟。牛耕及铁制农具发挥重要作用；畜牧也比较发达，猪、羊、牛、鸡、狗等饲养普遍，部分产品流入市场；游猎和采集依然占有很大比重，是生活物资来源的重要补充；手工业技术日渐成熟，尤以纺织、印染、竹木器制作为最；集市取得发展，商品种类丰富,金属货币流通。这些发展或变迁是哈尼族群所处特殊的自然生态环境、中央王朝锐意开发以及族群性格共同影响的结果。

基于夷人文化基因的胶东地域民族性格形成探析

胶东夷人文化是先秦时期形成的独立的区域土著文化,它开端于旧石器时代,发展于新石器时代,鼎盛于夏商时期,结束于齐国统一胶东半岛时期。在这期间,胶东夷人文化除了保持固有的本土文化特征外,还不断吸纳外来的各种文化,文化的融合、发展,使胶东一枝独秀。随着历史的发展,胶东夷人文化逐渐走进此后的具体文化形态深处,成为胶东最原始的文化基因,并外化为胶东地域民族性格。

夷夏东西:从多元到一统的重要过渡阶段

中国考古学的初期,依据当时的考古发现,提出了仰韶、龙山东西二元格局的学术观点,与傅斯年先生根据古史传说提出的“夷夏东西说”相呼应。此后越来越多的考古发现表明仰韶较早、龙山较晚,两者在中原地区具有内在的传承关系,流行20余年的仰韶、龙山东西二元格局的主流观点退出了历史舞台。经过数十年的发掘和研究,中国考古学逐渐建立起新石器和早期青铜时代的时空框架,总结出以中原、海岱、江汉、环太湖和燕辽等五大文化区系为主干的多元一体的文化结构。这一长时段的文化演进过程,自早至晚可以分为若干个历史发展阶段,如多元文化的起源和相互影响、多元演进和一体化进程、夷夏东西、中原中心的确立等,最终汇集和形成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高度统一的秦汉帝国。

“夷人服饰”的取舍:传统翘头履形式的两次变体

本文以考古发现、图像和文献为主要研究资料,梳理出中国传统翘头履的形制和装饰的发展脉络,深入分析了中国传统翘头履在唐宋时期发生的两次重要变体的具体表现,进而探讨两次变体在不同“夷夏观”历史背景下的文化动因。

说古书中“夷”的一种特殊用法

古书中“夷”的用法很多,大多数都比较明确,较为复杂的是所谓“发声”的“夷”(郑玄说)或“语助”的“夷”(王引之说)。近年清华简等材料中也出现了少数难以理解的“夷”,有的学者就沿用“发声”或“语助”的成说来说明其用法。对此加以重新检讨,并结合于鬯《香草续校书》对相关用例的理解,补充上博简相关通假用例,可知这些所谓“发声”或“语助”用法的“夷”都应当读为“逮”,表示“及”的意思。这样,《周礼》《孟子》以及清华简当中相关用例都能够得到很好的解释。

从近代“夷”形象嬗变看中华民族意识的“自觉”——以《海国图志》为中心

《海国图志》中的“夷”形象嬗变,标志着中国近代“异域”形象由“夷”到“他者”的转型,其主体由传统“少数民族”转型为近代“西方列强”。这一深刻嬗变带来两个方面的重要影响:一是文化机制由传统“华夏中心”一元构架向近代“中西冲突”二元构架转型;二是近代中华民族意识由“自在”向“自觉”演进。这不仅论证了中华民族的认同意识和归属意识是在中国古代各民族“自在”文化认同的基础上,伴随着近代强势他者的出现而“自觉”形成的,还揭示了中华民族意识由“自在”向“自觉”演进的时间节点和推动中华民族意识演进的文化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