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在天:夏墟地理与传说考辨

傅斯年的《夷夏东西说》将上古华夏世界分为东、西两个集团,以夏为西方集团,主要活动于河南、山西、陕西地区,这一学说对古史重建和夏商考古的影响有目共睹,由于豫西、晋南、陕北等地多处大型龙山文化聚落遗址的发现,夏居西方几成学界共识。夏居西方说的一个重要根据,是《左传》叔虞封于夏墟的记载,周成王灭唐,封晋祖叔虞于夏墟,因晋居河东,故可推定叔虞所封的夏墟必在河东,汉魏以来,学者皆承此说。实际上,这一推定并不成立。详考古书所载周成王时期封国格局、唐杜氏及其后裔晋国范氏的世系、迁徙和祭祀传统,可知周成王灭以封叔虞的唐国,不在河东,而在鲁西。叔虞始封的夏墟,实在鲁西河、济之间,其子燮始迁于河东。既然夏墟在鲁西而不在河东,则“夷夏东西说”以及基于这一学说的夏墟考古和古史重建,都有重新审视的必要。

华夏神话传说源于山东考

华夏神话传说发源地问题历来有东方说与西方说。徐旭生先生认为:华夏族源于西方。傅孟真也主张夷夏东西说。但王国维先生却说:“自古以来,帝王之都皆在东方”。杨向奎先生认为:“夏民族起于东方”。吕思勉先生指出:“汉族缘起,必在震方。”

东西战略格局的演进——关于中国上古历史嬗递的一种蠡测

在傅斯年"夷夏东西说"认识的基础上,似可认为东西两大区域之间的对峙冲突与文明融合主导了中国上古史的进程:西部的黄帝部落击败东夷蚩尤集团而成为公认的华夏祖先;此后西部领袖尧、禹与东部的舜之间逐渐形成以联盟为主,斗争为辅的政治关系;而太康失国、少康中兴等事件反映了东西集团对政治主导权的争夺;商、周迭兴则亦表明东西部族对天下的轮流控制;春秋以来,崛起于西部的秦国与东方六国抗衡,以及秦末以楚国旧势力为主力的反秦战争,均可被视作东西对抗的延续。汉晋以降,伴随着北方游牧民族的崛起,其与华夏农耕民族的矛盾冲突,使得上古以来的东西较量逐渐转变为南北冲突,从而改变了中国政治与军事的战略格局。

东西对峙视野下的周初战略部署诸问题

以“夷夏东西说”解读商周时期历史进程,可视为以殷商为代表的东部势力与以周族为代表的西部势力的对峙态势。商周嬗代是西部势力对东部势力的一次重大胜利。周公东征延续了西部势力的胜利,并使东部势力彻底臣服于西部势力。周公分封诸多重臣于东土、营建洛邑调整周王朝上层权力结构等政治手段,大抵可视为周公应对东部势力的战略举措。周初政治军事格局变化与发展的根本动因在于东西对峙因素的发酵与影响。“夷夏东西说”亦反映出中国古代军事战略与政权嬗递之间的强烈相关性。

华夏先王生、居于东方汶泗流域新证及与中原华夏文化比较研究

华夏族起源问题历来是史学界的难点,但基本有东西方两说。笔者以近年新发现的《泗志钩沉》为切入点,试对东方说作一新的探讨,并以此为基点,对东西方两说作多方面的比较与辨析,以期得出较为合乎实际的结论。

从高青陈庄遗址看齐国起源的“西来说”与“东来说”

长期以来,对于西周初年建立齐国的姜太公吕尚的身世,一直有传统的"东来说"和近代历史学兴起后的"西来说"两种看法。前者着重于《史记》和战国诸子文献中对姜太公身世的传统记载,后者以傅斯年的《夷夏东西说》为基础,并根据周原地区刘家文化的考古发现推论齐国为与周人结盟的姜戎起源。依据最新的西周早中期的高青陈庄遗址的考古发现,将其与同一时期姜戎贵族的宝鸡石鼓山遗址相比较,就可以推断姜太公吕尚的身世应为传统说法的东方出身,与逢国、纪国等东方姜姓诸侯国为同一起源,其进入关中地区可能和周人与商王室的联姻有关。

华夏文明崛起于东方考

夏民族,扩大而言之,即华夏族的起源问题,历来有东西方两说。早年,王国维主张华夏族起源于东方,后杨向奎先生因之。后来,傅斯年主张夷夏东西说,即夷族居东土,夏族居西方。近年,李学勤先生认为:夏朝管辖地域不仅限于西方,也包括东方。笔者根据古史记载,认为李先生所说夏朝兼有东西方地区实为晚夏时代情形。早夏时代,夏民族不仅源于东方,且在山东建早夏王朝。后来,夏朝西迁,始兼有东西方之地。同时,夏祖尧舜禹及始祖黄帝亦皆源自东方。

中古以来南北差异的整合发展与江南的角色功用

由于疆域广袤、民族风俗多样,东汉以后,南北整合发展上升为中华文明内部诸地域子文明间相互关系的"主旋律"。首次南北差异整合发生在南北朝隋唐。北朝体制诚为隋唐立国之本或入口,南朝体制则是其演化趋势或出口。由"南朝化"起步的"唐宋变革",就是革均田、租庸调、府兵等北朝三制度的"命"。元统一后的南北差异博弈整合,北制因素过分强大,总体上占上风。朱元璋、朱棣父子个人经历和政治文化心态等偶然因素,致使明前期的整合再次以北制占优势。明中叶以后南、北制因素的另一次整合,改而以南制为重心。重在革除徭役的"一条鞭法",亦是南制因素压倒北制的"里程碑"。东汉以后的中国,先后发生"五胡乱华"和女真、蒙古等南下入主,黄河中下游的华夏先进的经济和文化曾经被中断两三次。万幸的是,华夏经济和文化藉东晋和南宋南渡在江南得以延续。5世纪以后的江南成为中国经济重心和文化主脉所在,成为中国"富民"和农商并重秩序成长发展的"风水宝地",尤其是宋元明清的江南依然代表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趋势。在唐宋前后南北地域差异的上述三四次博弈整合中,承载着中国经济重心及文化精英的江南地区,推动着华夏经济和文化在南北统一国度下总体上继续繁荣,最终避免了欧洲5世纪日耳曼蛮族南下中断或暂时毁灭希腊罗马文明而整体步入黑暗中世纪的悲剧性道路。中华文明五千年延续至今,总体上未曾中断,在世界范围独一无二,江南的历史性角色作用功不可没。

荆楚文化的多急性与楚辞的产生

在文学发展过程中,每个时代都有标志着自己时代最高成就的文学样式,如王国维所说的:“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朝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所谓“唐诗”、“宋词”、“元曲”都是以时代标名,唯“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的“楚辞”以地域标名,可见楚辞是植根于南方荆楚文化土壤的,正如希腊艺术植根于希腊神话一样。

从清华简《系年》再看秦人起源问题

秦人的起源问题是秦史研究的重要问题之一。文献资料中关于秦人早期历史的记载极为匮乏,研究也大都依靠《史记·秦本纪》的记载,但记载语焉不详,使秦人族源问题扑朔迷离。20世纪20年代,学者们依据文献资料,对该问题的研究基本形成两种代表性的观点:'西方说'和'东方说'。司马迁在《史记·秦本纪》和《赵世家》中记载秦先世为殷诸侯,'在西戎,保西垂'。王国维和蒙文通认为秦人是起源于西方的戎狄部落。此后,熊铁基、俞伟超。

南北戏曲之差异与交融

因现实的政权对峙导致文化上的东西或南北之分,又因帝国一统促成了东西或南北文化的交融,直接影响到南北戏曲的差异与交融。中国文化最初的两三千年似有东、西之分。傅斯年先生曾在《夷夏东西说》(1934)一文中提出文化东西说,认为夏与夷、商与周、秦与东方六国,都呈东西对峙。汉末以后,孙权所据之吴地,经济、文化渐有较大发展。永嘉之乱(311)后,晋室南迁,江南经济、文化更有很大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