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御夷狄”与“通财用”:中国古代海外贸易的政策取向

更深入地认识中国古代海外贸易政策的性质,需要克服“开放—封闭”二元判断的局限,揭示政策的历史逻辑。华夷观念和天下秩序的绝对原则决定了海外贸易政策首先是“御夷狄”的取向,也使中国古代王朝不可能与海外诸国发展出国家间的对等贸易关系。中国与海外诸国互补性经济需求使海外贸易政策又有“通财用”的取向,且不断增强,从以物品消费需求为主逐步发展到以财政需求为主。宋代以后,东南沿海地区海洋性地域特征日益显现,亚洲海洋贸易迅猛发展,成为内外动力,推动海洋贸易政策总体上不断走向开放、专门化和系统化。从汉唐到清朝前期,海外贸易政策始终是华夷理念和朝贡体制下的“御夷狄”和“通财用”,有量的增长而无质的变革。这一量的积累与船坚炮利的西方势力和不同国际关系规则的全球化浪潮交互作用,使清朝逐步改变既有轨道,被动接受新的体制和观念。

“夷狄不足为君论”:两晋时期“夷夏”君臣观的政治宣扬及其影响

少数民族内迁及其首领在北方筹建政权,对两晋王朝造成巨大政治压力,夷夏之辨得以强化,“夷狄不足为君论”应运而生。该理论宣扬少数民族首领为君自古未有,为臣则有先例,“夷狄”根本不具备称帝的资格。“夷狄不足为君论”从君臣关系的角度对少数民族与两晋朝廷进行关系定位,既受到传统夷夏君臣观的影响,又具有魏晋时期少数民族内迁的鲜明时代特征,并对两晋政权和少数民族首领建国称帝、争夺天命及宣示正统产生了深远影响。

《太平经》的“夷狄”论

《太平经》是中国道教最早的经典之一 ,其“夷狄”思想代表了道教早期的民族思想 ,具有积极、进步的一面 ,后来的道教在此基础上加以继承和发展。

论中国古代对“夷狄”的教化观

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是在以儒学为核心的汉族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长期撞击和融合中产生和发展的 ,汉族文化对少数民族文化的影响和少数民族文化对汉文化的渗透的核心理念是对“夷狄”的教化观。由于各民族文化的互动变迁 ,“夷狄”教化观表现为以德厚夷、华夷一家、夷汉一家、以夏变夷等不同的理论变式。其实践都是在中国传统文化赋予教育的教化功能上展开的 。

“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本义考

《论语·八佾》：“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后世之人几乎都将其解释为“华夏即使在暂无君主时，其政治秩序也比蛮夷之邦有君主在位时要好。”由于儒家学说早已成为历代王朝实施统治的理论指导，因而对孔子此言的上述解释，在处理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关...

论先秦时期夷狄认同华夏的观念

先秦时期,血缘、文化和政治三方面对夷狄认同华夏的观念的影响及其联系值得重视。血缘是夷狄认同华夏的重要依据之一;较之于血缘,文化的意义更为重要。而在文化和血缘背后,政治因素发挥着更大的作用,它能够影响夷狄对血缘和文化的认识,进而影响夷狄认同华夏的观念。三者作用及相互关系的形成,在于华夏最初是具有稳定政治结构的政治共同体,华夏的礼乐文明则是维护该政治结构的工具,故夷狄接受和承认华夏的礼乐文明,即蕴含了承认华夏政治结构的意义。

清初关于历史上夷狄政权的正统辩论与清朝正统问题

由于中原汉人王朝正统论述中对夷狄政权的排斥,清朝以外族统治中原,俨然对统治中原感到心虚,于是开始通过对历朝历代正统归属的解释寻求自我定位,强调清朝的正统性,以维护满洲民族自尊心;而更积极的目的则是帮助朝廷通过正统的号召力安抚民心,遏阻汉族的反抗。清代正统论述中最为特别的,莫过于乾隆帝对夷狄政权正统性辩论过程中的正统论述。论文就清朝建立之后特别是乾隆时期对历代华夏夷狄正统论述的辨析,来分析清朝统治者如何构建自身的正统性,以消解汉人的华夷之辨。

《日知录》“素夷狄行乎夷狄”条校读记

顾炎武《日知录》中"素夷狄行乎夷狄"一条,向来为研究清代思想史与政治史的学者所重视,但各家所依据的文本略有小异,所作诠释尤其大不相同。文章就此两方面略加梳理,提出若干初步意见。

宫崎市定“五霸皆夷狄论”考辨

日本京都学派东洋史家宫崎市定在《东洋的朴素主义民族与文明主义社会》《中国史》中均提出“五霸皆夷狄论”,立论依据为五霸之国未遵循同姓不婚、出身于异民族、不服从周王朝统治、语言交流有碍、文化习俗不同等。若依照上述区别华夷之标准,在进行史料比对和史实核查后发现,齐桓公、晋文公并非夷狄,吴王阖闾或夫差、越王勾践位居华夷之间,楚庄王虽自称夷狄但有其特殊语境。因此,“五霸皆夷狄”之说并不成立。究其根本,这是宫崎为了论证“朴素主义民族”对“文明主义社会”的挑战和征服,进而配合日本侵华国策而有意构建的反事实假说,这一假说的前提源于宫崎“文明二元论”中“夷”(朴素民族)优于“华”(文明社会)的先验预设。

“许夷狄者不一而足”——《春秋》“夷夏之变”中“进夷狄”的限度

公羊家的“夷夏之辨”并不以地缘和人种差异为标准,而以文明教化为本位。《春秋》“进夷狄”,称呼夷狄有州、国、氏、人、名、字、子七等。夷狄能行中国之礼,可朝聘、称王、设大夫、纪元、遣使,但还只是起步。夷狄之君楚穆王即便再贤,最高也只能称子。夷狄虽有屈完、子玉得臣之类贤大夫,《春秋》却不称氏。对夷狄贤臣季札,称名而贬。中国夷狄化没有底线,当贬则贬,当绝则绝。夷狄中国化则有限度,夷狄之进步虽可满足礼乐文明的一个条件但并不等于满足所有条件,这并非出于地域、种族的歧视,也非夷夏之人先天禀赋就存在差异性,而是强调夷狄慕王向化需要一个历史过程,必须有所积淀。“进夷狄”的限度恰恰是“熔铸各种族为一体的一股精神力量”,它对齐桓、晋文联合诸夏中国抗击外侮,对武帝北攘匈奴、南征南越、建构中华身份认同都产生了影响。

从自然到文化:先秦地域观念的演变——以“夷狄”“蛮夷”“荆楚”为例

在先秦,由于周代分封诸侯以及后来的诸侯争霸,使得诸多地域概念经历了从自然地理到文化概念的演变。以"夷狄""蛮夷""荆楚"等为例,这些概念在早期仅仅指中原以外的区域,但随着时代的变化,逐步变成对非中原区域的人和诸侯国的贬斥,文化的意味更浓。甚至有些概念到了后代,成了专门的文化概念。这一过程十分漫长,其影响十分深远。

“天下归一”——公羊学视角下的何休“进夷狄”思想

何休是东汉时期思想家和公羊学之集大成者,"进夷狄"是其公羊学思想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先秦时期的"夷夏之辩"和董仲舒"进夷狄"思想与何休之主张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春秋公羊传解诂》中,何休以解释"公羊义理"的方式阐发其"进夷狄"思想。何休严守"夷夏之辩",但"戎狄蛮夷"和"华夏"之间的区别不在于血统或地理位置,而在于道德水平的高低和是否遵从"礼乐文治"制度。这就为"戎狄蛮夷"趋同"华夏"打开了通途。何休"进夷狄"思想中有各民族平等的因素,实质为"天下归一"。

《论语》“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所亡”辩证

《论语·八佾》篇"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所亡"一句,历来歧见不少,其主要分歧有两点:一是夷狄落后,虽有君主,不如诸夏无君;二是夷狄尚有君长,不像华夏没有君长。针对此种情况,古今学者作出了很多有益的探讨,笔者将在此基础上,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与整个语篇的内在结构,考辩此句之含义。

先秦时期华夏与“夷狄”的政治婚姻

先秦时期，华夏与“夷狄”既有兵戎相见，又有双方首领之间的联姻。这种联姻都与双方的政治、军事、外交密切相关，所以我们在此将其称之为政治婚姻。尽管华夏与“夷狄”联姻的类型不同，动机各异，但都在局部地区的持续稳定、民族融合步伐的加快以及“夷狄”对华夏文明的...

清前期书籍中“胡虏夷狄”诸字样删改现象新探

清前期书籍多有删改“胡虏夷狄”诸字样之情形,崇祯年间刻刘荣嗣诗集与康熙元年刻刘荣嗣诗集之异文比勘,为探讨清顺治、康熙时书籍删改情形提供了具体案例。本文结合时人所辑刻的书籍及康熙、雍正、乾隆针对避改这类字样的谕旨与实践具体分析,发现清代君主“胡虏夷狄”避忌观随着政治环境的变化而变化,清代书籍中删改“胡虏夷狄”诸字样并非仅仅为清统治者避忌所致,亦是清统治者在王朝一统基础上,采取积极的民族政策,维护清朝一统地位,以“大公至正”态度修史消除歧视的结果。

“御夷狄”与“通财用”:中国古代海外贸易的政策取向

一、海外贸易是“御夷狄”的手段宋人章如愚梳理了“历代御夷狄”,即历代王朝处理周边关系的政策,且认为“历代待夷狄皆非上策”,“和之以亲而不庭,怀之以文而不至,要之以盟而无信,饵之以货而无厌”。“御夷狄”是华夷观念下历代王朝的要务,一则源于处理周边关系。

华夷观在十六国时期的曲折演变补说

夷狄在十六国时建朝立业于中原之地。他们虽困苦于“自古无胡人为天子者”的传统华夷观,但为了巩固统治根基、缓和华夷间的民族冲突,不得已确定“变夷”,追求“从夏”。夷狄在出身、地缘、受命、文化上的言论及举措起到极为关键性的作用,然而这种“变夷从夏”最终只停留于种种“尝试”而已,未能取得具体成效。石虎等胡人统治者的一些倒行逆施和冉闵的民族大仇杀,以及卢谌、高瞻、周虓等汉族士人的言论及行动可作为典型性的例子。

“冠带”“夷狄”之间:司马迁的民族意识

汉武帝时代,民族关系进入历史新阶段。成书于此时的《史记》,对于上古以来的民族史有大致符合历史真实的记述。《史记》是开始专门的民族史书写的第一部史学名著。司马迁在《史记》中表达的民族意识,与儒学严格界隔“华夷”的传统有别。《史记》关注中原农耕民族与边地游牧射猎民族在文化基因方面的共通性,承认多民族对华夏文明发生和发育的综合作用,尊重文化风习的“四夷各异”,肯定并赞扬“胡服之功”,这些都体现了开明的理念。考察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的形成和发展,理解并说明这一历史进程,应当重视司马迁民族意识的积极意义。

蛮夷戎狄称谓探析

"蛮、夷、戎、狄"是我国华夏统治者对于周边其他民族的称谓,这种称谓逐步从一种对少数民族的泛称发展到贬称,而且被赋予了歧视和侮辱性的内容,显示出以汉民族为中心的民族观念的形成。

《春秋穀梁传》华夷思想初探

华夷之辨是《春秋穀梁传》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穀梁传》的作者看来,华夷之辨首先源自于双方的自然差异,这一差异的扩大化则形成了"华夏为尊,夷狄为卑"的等级观念和"尊王攘夷"的政治主张。《穀梁传》巧妙地赋予"华"、"夷"概念以文化的内涵,并通过"贬夏为夷"和"进夷为夏"的双向流动,从根源上消解了华夷对立的基础,为华、夷在更广阔意义上的融合提供了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