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尊王攘夷”思想在日本的传播与发展——以后期水户学派为中心

日本水户学的"尊王攘夷"思想源于儒家典籍《春秋》。其中"尊王"的思想始于因"敬天"而畏"天命",转而尊隆承受天命的"受命之王",以至尊重"继体之王"即"今王";而"攘夷"的起点是对夷夏文明价值的高下判断,其目的是实现本文明的极限扩张,即"化及天下"。水户学与《春秋》的"尊王攘夷"除"王"的身份不同外,二者的思想结构并无本质区别。由"尊王"所导致的对议会政治和个人自由的压制,以及由"攘夷"所导致的对异民族生存权利的漠视和发展权利的扼杀,在近代日本对外扩张中都曾凸显出来,这为儒学政治思想在当代的意义再生成提供了镜鉴。

西周恭懿孝夷時期的王室内部鬥爭——以彝銘及竹簡資料爲中心的考察

西周王朝恭懿孝夷時期的非正常王位繼統情況,是當時政治鬥爭的一個重要表現。由於史載不明,所以對於當時王室内鬥的具體情況及其原因,從傳世文獻中無從得知。今所見的彝銘及竹簡資料,如《大克鼎》、《豳公盨》、清華簡《攝命》、《師詢簋》、《蔡簋》等,多少透露出這場鬥爭的一些信息,是十分珍貴的材料,關於這些材料的内容和性質,值得深入重新解讀和研究。

中国在全球化中应举“新尊王攘夷”旗

30年的高速经济增长,使中国从引进式对外开放转向溢出式对外开放。驳斥国际上一些指责中国实行新殖民主义的论调,需要我们将殖民主义、民族国家和全球化问题联系起来进行深刻反思。世界正处在由资本经济向知识经济过渡的历史时期,中华文化的独特优势,在这一时期将大有作为。中国应适时举起新"尊王攘夷"大旗,回馈世界。

略述日本的尊王攘夷运动

尊王攘夷运动是日本维新史上的重要事件,对明治维新的发展方向有着重要影响,因此研究这段历史具有重要意义。本文试图对尊王攘夷运动的领导、过程和性质略作粗浅的探讨。德川幕府的封建专制统治,到十九世纪已经弊端百出。在将军、大名和武士等统治阶级的压迫剥削之下,农、工、商各社会阶层不同程度地陷入困境。幕末盛行堕胎,即说明了农民及其他劳动群众谋生之艰难。人民群众要求“改革世道”。

“晋蛮夷归义王”印考

本文考证了四川阿坝州羊钮铜印“晋蛮夷归义王”很可能为■都夷某部首领之印。

“尊王攘夷”与“扶清灭洋”辨

十九世纪后半期,位于东亚的日本和中国,分别兴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民族运动。在这两场运动中,又分别提出了“尊王攘夷”与“扶清灭洋”两个含义基本相同的口号。本文仅试图对这两个口号的相同点与不同点进行粗浅的辨析,以对历史教学起些参考作用。我们先看一下它们的相同点: (一),字面意思基本相同。“尊王攘夷”是日本的倒幕派提出的口号,“尊王”意即尊重天皇。

关于周懿王的始年

根据《古本竹书纪年》载"懿王元年天再旦",及古书说"周孝王七年,厉王生",判断周懿王日食应发生在公元前953年3月19日,此年即懿王元年。恭王元年、孝王元年、夷王元年应分别为前982、前920、前912年,故对这段金文历谱重新排列。此外,关于周朝总年数及小盂鼎的年历问题均有所补正。

《管子》中“王、霸”说的战国特征——兼论《管子》并非管仲遗著

《管子》书中有关“王、霸”之说的词语甚多,如“帝、王、霸”联提(《乘马》、《幼官》、《兵法》)、“王、霸”并提(《五辅》、《霸言》、《重今》等)、“王天下”(《形势》)、“争天下”(《霸言》)、“正天下”(《七法》)、“服天下”(《重令》),“制天下”(《事语》),从而“可以为天下王”(《轻重甲》、《戒》),称为“帝王”、“天子”(《枢言》、《五行》、《轻重己》)。如此等等,《管子》全书竟有数十处之多,我们概括称之为“王、霸”说的词语。这么多的“王、霸”,说词语,以科学态度研治《管子》全书,不能不实事求是地探讨其历史背景和时代特征。

中唐古文运动与“攘夷”无涉

中唐时期藩镇割据不具有普遍性,佛老蕃滋起到了维护皇权的作用,两者并非古文运动的社会背景,中唐古文运动与"攘夷"无涉。

千秋功业谁评说——论刘保昌新著《楚武王》

公元前704年，即周桓王十六年，已在君位37年的楚国国君熊通，因周王室不允尊其号，怒而自立为武王。这种躐等破格之举，发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国君僭号称王之先声。虽然在正统史籍中，楚国国君仍被书为“楚子”，但楚君从此以王为号，不再受到质疑，即使半个世纪后齐桓公经营霸业，打着“尊王攘夷”的旗号，率诸侯之师伐楚袭蔡，其问罪之由也只不过避重就轻地列举了两条，其一是“尔贡包茅不入，王祭不共，无以缩酒”；其二是“昭王南征而不复”，对“楚子”僭号称“王”一事，竞然不置一辞!

王夫之词中的黍离之悲

王夫之处于明亡清兴的易代之际,作为一名充满爱国热忱的志士,其词多写"黍离之悲"。他"怆怀故国"、坚决抗清、不仕清朝的"黍离"情怀,缘于他深受"尊王攘夷"的儒家思想影响、具有"扶长中夏"的理想,以及家庭世被明恩的因素。

“莫非王臣”与“能夏则大”——家国、天下的政治与文化内核

早期中国的真实形貌,从考古新材料和经典文本中可以得到有效验证。大量不同时段的文化遗址所展示的是华夏逐渐趋于一体的社会进程,而典籍文本的雅驯之言所表明的则是"中华民族是一个"的历史现实。从家国到天下一以贯之的逻辑,即是文化与政治的并重。"莫非王臣"划定了华夏的政治疆域,是家国的实践内容和实际体验;"能夏则大"则赋予了中国的文化属性,即三代因革损益所确立的政治与文化的文明体系是华夏族群长盛不衰的核心要素。偏废其一,则中国不足以成为中国。

做最后的那个夷

尊王攘夷是中国古代经常使用的阳谋，但顺时代者昌，逆时代者亡，则应为所有用此谋者深思。

论《春秋公羊传》的王霸观——以孟子的“王霸之辩”为参照中心

“王霸之辩”是儒家政治哲学的核心关切所在,构成儒学发展史上历久弥新的思想课题。对“王霸之辩”的致思进路、言说方式产生决定性影响的毫无疑问是孟子。孟子从心性动机论的角度出发严格判分王道与霸道,从而使得二者的判别具备了政治形态学意义。宋明理学继承孟子言说王霸的基本范式,进而形成了儒家“尊王贱霸”的政治哲学传统。然而,《春秋公羊传》对王霸问题的致思进路、言说方式不同于上述传统,实乃构成儒家“王霸之辩”的另一基本范式。

孔子对王室与政府职责的分工思想——从礼乐征伐自天子出与自诸侯出之区别谈起

孔子曾以"天下无道"来批判春秋时期"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的政治混乱,但是孔子崇尚的"礼乐征伐自周天子出"并不是要周天子独裁一切,而是强调尊重作为"国家元首"的周天子名分,同时孔子并没有反对和无视春秋时期崛起的"兴绝国,继灭世"的诸侯长领袖国内行政的权威。孔子认为:作为国家主权的代表和政权合法性之所在的王室与以施政能力为长的政府官员各有职责分工且相互配合,具体表现就是孔子对王室的要求主要在"德",对政府官员的要求则主要在"能"。

乱世中的王霸之道——齐桓公霸权战略构建

春秋时期,周王式微,政由方伯出。齐国为五霸之首,其霸权的建立历经安四邻、攘外夷、制大国、震周室四个过程;霸权战略的构建除具有良好的"国际环境"以及雄厚的国家力量做支撑外,"称霸而不求王"的霸权目标制定合理,在霸权战略的实施过程中,能够充分调动国内可用资源,将军事、经济、外交、威望等多种手段综合使用,尤其创造性的利用经济手段达到战略目的,保持审慎的战略克制,最终构建起能够被普遍接受的霸权秩序。

也谈王船山的民族思想

王船山的民族思想,是他整个思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其中虽存在某些可议之处,但它的主要倾向在当时却是有积极意义的.建国以来,学术界的同志对船山的民族思想的评价,基本上是否定多于肯定,例如有的同志认为船山“在民族问题上”,他的“主导思想是狭隘民族主义”;有的同志认为船山的民族思想“包含有浓厚的种族主义的毒素”、“反对各兄弟民族的融合,主张汉族去压迫少数民族”。这种看法,我不敢苟同,特草此文,略述浅见.

春秋战国时期“华夷”观念

＂中国＂一词,此处的＂国＂字,指的乃是＂范围＂。西周初年铸造的何尊铭文,就用了＂中国＂一词,以说明西周以中原为本土,而洛阳一带正是当时的核心地区西周统治阶层逃离关中周平王东迁,开始了春秋时期。那时西周的疆域之内发生了许多问题,西周的封建社会面临了严重的变化。一些本来是在封建体系以外的人民,可以通过累积财富逐渐进入社会的上层。

清华简《摄命》人物关系辨析

清华简《摄命》是近年发现的一篇重要的书类命体文献,记载了周王册命伯摄管理狱讼事务的有关内容。对于篇中的周王,学界主要有穆王和孝王两种不同意见。据《书序》《史记》可知,伯冏被穆王册命为太仆之长,其职事与伯摄主管刑狱相异,也不具备伯摄的王子身份,因而伯臩非伯摄之讹误,《摄命》亦非早已失传的古文《尚书·冏命》。《摄命》篇中时王与伯摄为叔侄关系,且为时王身后的王位继承人。这种情况通过细考传世文献发现,只有孝王为懿王之弟,夷王爕为懿王太子,孝王与夷王为叔侄关系以相承王位的事实,才能与之吻合。是可证明《伯摄》篇中的王为孝王,册命对象伯摄即夷王燮。孝王弟及王位,虽与周人嫡长子继统法相违忤,但有利于应对当时复杂的政治局面,因此得到王室贵族认可,并未造成影响国家安定的社会震荡。嫡长子继统法通过自然法则选定王位继承人,有着种种不可克服的弊端。只有近代民主国家的建立,才能真正兴利除弊,使国家走向长治久安。

先秦儒家的民族观

先秦儒家民族思想的核心内容包括“华夷之辨”和“用夏变夷”两个方面。孔子“裔不谋夏,夷不乱华”主张,是“华夷之辨”思想的具体反映,它具有以华夏为中心甚至歧视夷狄民族的色彩,同时又具有反对外来干涉、侵扰的性质。孟子对儒家民族思想最重要的发展,是明确提出了“用夏变夷”的概念。而《公羊传》中的“大一统”、“尊王攘夷”和“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则反映了公羊派的民族观以及处理夷夏关系的基本原则和方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