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盐津夷都山宋乌蒙王都城遗址的考查思考

盐津夷都山宋乌蒙王都城遗址是昭通市辖区内迄今为止发现的唯一一处宋乌蒙王都城遗址,认真保护夷都山宋乌蒙王都城遗址和发掘其历史文化价值,对于研究我国西南少数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产生、发展、兴盛乃至衰亡都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而保护和发掘盐津夷都山宋乌蒙王都城遗址历史文化价值是一项浩大的工程,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作者对盐津夷都山宋乌蒙王都城遗址的位置、现状及历史形成等进行了初步考查,并形成文字,以吸引广大爱好古文化的人士加入盐津夷都山宋乌蒙王都城遗址的保护发掘活动。

基于瞬时热处理的虾夷扇贝精准开壳方法及品质分析

针对生鲜虾夷扇贝人工开壳存在开壳难和效率低,传统热处理开壳易影响生鲜品质等问题,提出了基于瞬时热处理的虾夷扇贝精准开壳方法。为了探明虾夷扇贝瞬时热处理的精准开壳方法,通过测定虾夷扇贝的体型特征参数,构建精准化蒸汽喷射开壳方法;对比不同瞬时热处理条件下虾夷扇贝的开壳完整率、色差、汁液损失率等,结合感官评价分析,确定最优的瞬时开壳参数。结果显示:相对于140℃蒸汽,在160℃蒸汽作用下,虾夷扇贝的开口宽度更大,开壳拉力值更小,开壳完整率更高,因此确定瞬时热处理的热源温度为160℃;蒸汽喷射时间越长,虾夷扇贝的开壳难度越小,开口宽度越大,综合感官评定,确定瞬时热处理的蒸汽喷射时间2 s。壳长110~120 mm,壳厚22~25 mm,质量为100~125 g/枚的虾夷扇贝,采用蒸汽喷射(160℃、2 s),虾夷扇贝开壳后的开壳完整率100%,汁液流失率0.86%。研究表明,采用瞬时热处理精准开壳能够较好地保持虾夷扇贝生鲜品质,为其自动化加工提供理论依据。

夷夏东西:从多元到一统的重要过渡阶段

中国考古学的初期,依据当时的考古发现,提出了仰韶、龙山东西二元格局的学术观点,与傅斯年先生根据古史传说提出的“夷夏东西说”相呼应。此后越来越多的考古发现表明仰韶较早、龙山较晚,两者在中原地区具有内在的传承关系,流行20余年的仰韶、龙山东西二元格局的主流观点退出了历史舞台。经过数十年的发掘和研究,中国考古学逐渐建立起新石器和早期青铜时代的时空框架,总结出以中原、海岱、江汉、环太湖和燕辽等五大文化区系为主干的多元一体的文化结构。这一长时段的文化演进过程,自早至晚可以分为若干个历史发展阶段,如多元文化的起源和相互影响、多元演进和一体化进程、夷夏东西、中原中心的确立等,最终汇集和形成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高度统一的秦汉帝国。

说古书中“夷”的一种特殊用法

古书中“夷”的用法很多,大多数都比较明确,较为复杂的是所谓“发声”的“夷”(郑玄说)或“语助”的“夷”(王引之说)。近年清华简等材料中也出现了少数难以理解的“夷”,有的学者就沿用“发声”或“语助”的成说来说明其用法。对此加以重新检讨,并结合于鬯《香草续校书》对相关用例的理解,补充上博简相关通假用例,可知这些所谓“发声”或“语助”用法的“夷”都应当读为“逮”,表示“及”的意思。这样,《周礼》《孟子》以及清华简当中相关用例都能够得到很好的解释。

从近代“夷”形象嬗变看中华民族意识的“自觉”——以《海国图志》为中心

《海国图志》中的“夷”形象嬗变,标志着中国近代“异域”形象由“夷”到“他者”的转型,其主体由传统“少数民族”转型为近代“西方列强”。这一深刻嬗变带来两个方面的重要影响:一是文化机制由传统“华夏中心”一元构架向近代“中西冲突”二元构架转型;二是近代中华民族意识由“自在”向“自觉”演进。这不仅论证了中华民族的认同意识和归属意识是在中国古代各民族“自在”文化认同的基础上,伴随着近代强势他者的出现而“自觉”形成的,还揭示了中华民族意识由“自在”向“自觉”演进的时间节点和推动中华民族意识演进的文化机制。

虾夷扇贝F_(1)自交衰退及其遗传调控机理

近交导致的种质退化严重影响虾夷扇贝养殖产业。为探明虾夷扇贝近交衰退的现象及遗传调控机理,在表型水平上,构建近交系数分别为0.5、0.25和0的自交组、近交组与自然群体对照组,追踪不同近交系数下虾夷扇贝幼虫期到成体期530日龄的性状差异,同时选取7个适合度性状,利用主成分分析法构建基于近交衰退的适合度指标评价方法;在基因组水平上,利用1个自交家系的亲本及其21个子代进行全基因组重测序,开展标记偏分离分析。试验结果显示:针对存活率性状,在幼虫期,自交组近交衰退率是近交组的1.31~3.05倍;在成体期,自交组近交衰退率是近交组的0.97~7.29倍。而生长性状,在幼虫期,仅有自交组保持较低的近交衰退率(1.65%~2.56%);在成体期,自交组与近交组几乎未发生衰退。基于重测序分型得到1253519个单核苷酸多态性用于偏分离统计,约99%在子代中发生了显著的偏分离,其中23%属于配子偏分离、77%属于合子偏分离,合子偏分离中有89%为杂合子过剩,即超显性效应起作用,仅10%受显性效应影响为纯合子缺失。试验结果表明,超显性效应及偏分离作用在虾夷扇贝F_(1)子代存活率性状的自交衰退中起主要作用,为近交衰退的机理提供更有力证据的同时,也为虾夷扇贝种质遗传改良提供了有效思路。

虾夷扇贝AMPK基因家族的鉴定及表达

为了解AMPK基因家族在虾夷扇贝中的特征、进化及生物学功能,实验采用比较基因组学及生物信息学的方法对虾夷扇贝AMPK基因家族进行了鉴定、基因与蛋白结构分析、系统发生分析以及时空表达分析,通过虾夷扇贝亚致死温度胁迫实验,研究了AMPK基因家族在高温胁迫时的表达规律。结果显示,虾夷扇贝基因组中共存在3个AMPK家族基因,即PyAMPKα、PyAMPKβ、PyAMPKγ。时空表达分析发现,PyAMPK的3个家族基因在D型幼虫期之前均呈现较高的表达量,其中PyAMPKα基因在受精卵时期表达量最高,PyAMPKβ基因在囊胚时期表达量最高,PyAMPKγ基因在受精卵和2~8细胞时期的表达量达到最高水平。PyAMPK在虾夷扇贝成体器官中呈现不同的表达模式,其中肾脏表达量最高,其次是鳃。受高温胁迫后,肾脏和鳃中的PyAMPK基因短时间内呈现显著的上调表达,并随着时间延长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研究表明,AMPK基因家族参与了虾夷扇贝早期胚胎发育过程的能量代谢调节以及机体面对高温胁迫的应激调节过程。本研究有助于理解贝类AMPK基因的功能和进化,并为深入阐明贝类应对高温胁迫时的能量调节机制提供理论基础。

基于虾夷扇贝自交家系的双列杂交配合力分析

为评估“先纯后杂”种质改良技术在虾夷扇贝中的应用效果,利用3个自交F_(1)家系(21#、12#、16#)的子代,采用3×3完全双列杂交构建包含亲本正反交的9种组合,统计幼虫期和成体期的成活率性状并开展配合力分析。试验结果显示:自幼虫期3日龄起,各阶段存活率均有显著差异(P<0.05);3组亲本的一般配合力的大小和方向均不相同,在27、140、200、440日龄一般配合力差异显著(P<0.05),尤其在140日龄差异极显著(P<0.01),效应值为-6.88~8.25;在幼虫期,不同交配组合中62.96%的特殊配合力与其反交组合是相反的方向,16#×12#展现出较高的特殊配合力,最高值达18.33;在成体期特殊配合力的大小和方向也不同,从幼虫到成体的转换期(27~140日龄)多数组合出现了效应值下降趋势。21#×12#、16#×12#组合在存活率上的杂种优势展现了合理运用“先纯后杂”的育种策略的有效性;同时21#×21#、12#×12#、16#×16#组合在存活率上的优势显示了虾夷扇贝具有较强的遗传负荷清除效率。试验结果可为虾夷扇贝遗传改良提供基础数据。

舟形藻生物膜诱导下虾夷扇贝(Mizuhopecten yessoensis)幼虫的变态及其蛋白质组学响应

为深入了解舟形藻(Navicula sp.)生物膜诱导虾夷扇贝(Mizuhopecten yessoensis)幼虫附着变态的机制,选用舟形藻和虾夷扇贝幼虫作为研究对象,研究了4个浓度梯度舟形藻液(1A、10A、100A和1000A)下虾夷扇贝幼虫附着变态率以及幼虫响应舟形藻生物膜诱导的蛋白质组学差异。结果表明,稀释10倍后的藻液(1366 ind./mm^(2))所形成的生物膜对幼虫诱导率最高为45%,与空白组(13%)差异极显著(P<0.01),过高或过低浓度都导致诱导率降低。采用非标记定量技术(4D label free)蛋白质组学分析比较舟形藻生物膜和对照组幼虫发现,经舟形藻生物膜诱导后共316个蛋白质表达显著上调或下调。如谷胱甘肽S转移酶、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组织蛋白酶K、组织蛋白酶L、NAD(P)H氧化酶(形成H2O2)、软骨基质蛋白、胶原蛋白和铁蛋白等。以上这些差异蛋白表达的上下调均与贝类幼虫在附着变态过程中形态学变化息息相关。因此,舟形藻生物膜诱导虾夷扇贝幼虫附着变态的有效成分可能是其产生的胞外多糖,幼虫体内的凝集素检测到舟形藻生物膜表面的多糖后,特异性与多糖结合,最终诱导幼虫完成附着和变态。研究结果可为虾夷扇贝人工培育提供理论依据。

虾夷扇贝自交与杂交群体不同时期的生长比较和通径分析

为探究虾夷扇贝(Patinopecten yessoensis)(♀)与栉孔扇贝(Chlamys farreri)(♂)杂交群体和虾夷扇贝自交群体数量性状间的差异以及形态性状对体质量性状的影响,采用数量性状对比、相关性分析、通径分析和决定系数分析等方法对在4月龄和20月龄时的杂交群体与自交群体的数量性状进行综合分析比较。结果显示,杂交群体各数量性状的均值大于自交群体;4月龄时两群体数量性状间的差异小于20月龄时。4月龄时,对自交群体体质量性状(湿重、软体重)的直接作用最大的是壳长,通径系数分别为0.673、0.831;对杂交群体体质量性状的直接作用最大的是壳高,通径系数分别为0.452、0.574。20月龄时,对自交群体体质量性状(湿重、软体重和闭壳肌重)的直接作用最大的是壳高,通径系数分别为0.630、0.547和0.523;对杂交群体体质量性状的直接作用最大的是壳长,通径系数分别为0.836、0.934和0.933。在通径分析基础上,建立了主要形态性状对湿重、软体重和闭壳肌重的线性回归方程,总决定系数(R2)在0.690~0.939。研究结果可为虾夷扇贝不同目标的人工选育提供数据参考,有助于虾夷扇贝产量的提高和品质的提升。

明代“四夷”贡使接待礼仪探析

礼仪制度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独特、最珍贵的内容之一。明代接待边疆少数民族贡使的礼仪颇为典型,其礼仪规范大到朝觐、朝见程序,小到住支供给、宴会饮食规格,具体包括对边疆少数民族贡使的迎送、朝见、宴请、辞行等多个方面,事无巨细,繁锁陈冗,凸显政策性、强制性、等级性的特征。明王朝接待边疆少数民族贡使的一整套法律规范,既反映了明代朝贡法律体制的系统与完善,也反映了明代礼仪制度的发展与创新。探析明代“四夷”贡使接待礼仪规范,对增强中华文化认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深远意义。

虾夷扇贝脓疱病病原菌的分离鉴定及复方中草药防治效果研究

试验旨在探讨复方中草药防治虾夷扇贝脓疱病的可行性,从患脓疱病虾夷扇贝的病灶部位分离纯化病原菌,通过体外试验检测复方中草药的抑菌效果,并通过人工回感试验检测复方中草药对该病原菌的防治效果。结果显示,经生理生化及分子生物学鉴定,分离病原菌为海藻希瓦氏菌(Shewanella algae)。该菌株对头孢曲松、氨曲南、氧氟沙星等10种药物高度敏感,对头孢西汀和头孢噻吩不敏感。复方中草药对该菌株的最小抑菌浓度(MIC)和最小杀菌浓度(MBC)分别为0.625 g/L和1.25 g/L。饲料中添加复方中草药能够显著降低虾夷扇贝体内细菌量(P<0.05),显著提高虾夷扇贝抗氧化酶活性(P<0.05),降低虾夷扇贝死亡率。研究表明,可采用在饲料中添加复方中草药的方式防治海藻希瓦氏菌诱发的虾夷扇贝脓疱病,具有良好的应用前景。

《岛夷志略》的版本与校勘问题

《岛夷志略》现存诸本,以清乾隆间彭氏知圣道斋抄本内容完整、文字比较准确,特别是保留了更早时期版本的面貌,最为可贵,也最适合作为底本。近四十年来最为通行的整理本苏继庼《岛夷志略校释》,以文津阁四库全书本为底本,而未将彭氏知圣道斋抄本作为底本,是其失误。文津阁四库全书本臆补了不少原本的阙字,且序跋多有缺失,并不适合作为底本。而文渊阁四库全书本虽有大量的阙字,但正反映了所根据的本子的本来面貌;加之文字比较准确,适合作为主要的参校本。藤田丰八《岛夷志略校注》虽是百年前的著作,其校勘的意见至今仍有其价值,值得注意。

命氏曰夏:“夏”的文明史意义发凡——兼论夷夏之辨的思想渊源

关于“夏”意识之起源与含义,迄无定见。《诗》《书》所示周初有一系材料表明,“夏”既可指称“夏代”亦可为周人自称,二者当共享一个“夏”的基本语义。通过对《国语》所载王子晋用以释“夏”之“殷(嘏)”字的新考,知周人观念中“夏”的基本语义关联于“嘏”,其思想内涵为受皇天嘏福长养百物致其壮大。在周人看来,“夏”具有基于天命信仰的文明史意义。皇天对禹命氏曰“夏”是因为禹是首先实现“惟嘏于民”之人。周人亦可自称“夏”且自觉居于夏以来的三代秩序,其原因亦基于此。春秋时期“诸夏”“华夏”“夷夏”等一系有关“夏”意识的观念亦可在此义中获得一贯的理解。

“虾夷锦”纹样在江户时代的传播与演变——以服饰和绘画为中心

虾夷锦原本是清代的上等袍服和锦缎,在贡赏贸易中从北方丝绸之路进入日本北海道,又以“虾夷物产”之名传入日本内地,受到上流社会的珍爱。18世纪北海道的地方志插图、风俗画、肖像画中常常重点描绘虾夷锦制作的阿伊努盛装,其中清代蟒龙服饰纹样被提炼为新颖华美的图像程式,并传播至日本内地。虾夷锦被制为歌舞伎、艺伎服装之后,其典型纹样也迅速进入了版画,成为“役者绘”和“美人绘”服饰中的流行元素,不仅丰富了浮世绘创作的语言,还推动了江户晚期演艺服装纹样的效仿之风。尽管仿制的虾夷锦纹样从形象到内涵都发生了变化,却始终保留着蟒龙、祥云、江崖海水的固定格套,彰显着辗转而来的华夏风貌。

虾夷扇贝UROS基因的全基因组鉴定、序列特征及表达分析

为探明尿卟啉原Ⅲ合酶(UROS)基因在贝类壳色形成中的分子功能,利用生物信息学和实时荧光定量PCR等方法,进行虾夷扇贝UROS基因的全基因组鉴定、序列特征及其在不同壳色个体中的表达分析。结果显示,在虾夷扇贝全基因组范围内鉴定获得1个单拷贝的UROS基因,将其命名为PyUROS基因。PyUROS基因的序列全长为68808 bp,包括9个外显子、8个内含子,共编码298个氨基酸。在PyUROS蛋白质序列中预测到1个HemD保守功能域,表明本试验中所鉴定的PyUROS基因为UROS基因。PyUROS基因在虾夷扇贝成体各组织中广泛表达,表明其在虾夷扇贝生命活动中发挥重要作用。PyUROS基因在虾夷扇贝不同外套膜区域及不同壳色个体间显著差异表达,推测其在虾夷扇贝壳色形成中发挥重要功能。本试验结果为贝类壳色形成分子机制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为贝类壳色遗传育种工作奠定了理论基础。

《海国图志》中“长技”的多重义蕴及其深闳的改制理想——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再诠释

“师夷长技以制夷”一语的解释重心不在“坚船利炮”“师夷”或“制夷”,而在义蕴丰厚的“长技”一词。结合对《海国图志》全书的分析,此短语至少有四重义蕴:其一,“师长技”标志着中英长技的相对地位极其不平等;其二,长技的典范是于技术化的英吉利国内处于核心地位的蒸汽机;其三,社会技术化因民主政制而获得更充分发展,而其起步则需要突破宗教的束缚;其四,内蕴机器运动原理的“神天之神”命题,以理论化的形式表达了技术的崇高地位及其对宗教思想的解构。要而言之,此七字短语在魏源的思想里对应两条改制路径:一是效法彼得大帝改革的外缘型社会技术化;二是取法弥利坚国(被魏源理想化的美国)崛起的内生型社会技术化、民主化。因此,此短语并非如学界长期以来所认为的仅指向“坚船利炮”这样的技术表象,而是既包含复杂的思想层次,又蕴涵深闳的改制理想和改革思路。

治与不治:不同境况下王船山对待夷狄的两种判断

随着明朝瓦解、满人入关,夷夏之辨再次成为时人关切的焦点。以船山为代表的明朝遗民也非常关注由政治动荡引发的文化冲突以及这一冲突对中国文明的纯粹性的影响。王船山十分重视地理对天命的承载与分殊作用,在强调“夷狄”一语文化义的同时,也从族群生成的角度对“夷狄”进行了区分。王船山延续了《春秋公羊传》中的“王者不治夷狄”观念,一方面,从天命分殊、事有善恶的角度,将“不治”限制在“四裔之夷狄”之下,并为这种“不治”的正当性做了形而上学的说明;另一方面,对于九州之内的夷狄,注重其中国属性,从而将“不治”引向了“不得不治”。这两种境况下的不同判断共同为船山夷夏观中的民族主义面向做了说明。

华夷观在十六国时期的曲折演变补说

夷狄在十六国时建朝立业于中原之地。他们虽困苦于“自古无胡人为天子者”的传统华夷观,但为了巩固统治根基、缓和华夷间的民族冲突,不得已确定“变夷”,追求“从夏”。夷狄在出身、地缘、受命、文化上的言论及举措起到极为关键性的作用,然而这种“变夷从夏”最终只停留于种种“尝试”而已,未能取得具体成效。石虎等胡人统治者的一些倒行逆施和冉闵的民族大仇杀,以及卢谌、高瞻、周虓等汉族士人的言论及行动可作为典型性的例子。

“四夷”称谓小辩

《晋书》将民族志命名为“四夷”,正式确立了中国史传文学的“四夷体系化记述”。“四夷”概念的生成最早可追溯至传说的夏夷禅让时期,历经三代,最终与周人“王者居中”的认识同时确立。而塑造“四夷”体系的原因,一方面在于周人对地理“世界”的认知欠缺,致使其“天下”概念的边界模糊;另一方面,也与他们划分夷夏的标准密切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