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则天四大奇案》的涉医叙事与晚清公案小说的转型

《武则天四大奇案》是成书于光绪初年的公案小说。受西医重视客观的检查结果、人体解剖等思想影响,作者利用狄仁杰假扮医者访案、命仵作检验尸体、医治涉案病人等诸多涉医描写,塑造了具有较强对头特性的罪犯和重视科学断案方式与客观证据的狄仁杰,体现出西方侦探小说的创作特点及西方理性主义与英雄主义思想文化。这表明该小说在福尔摩斯系列侦探小说传入中国前,就已受到西方侦探小说的影响开始初步转型。只是在当时洋务运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的影响下,《武则天四大奇案》并没有完全接受西医的思想观念,没有全盘西方侦探小说化,仍体现出传统公案小说的一些特点及对一些传统思想观念的坚持。

从交际翻译角度浅谈侦探小说翻译——以《斯泰尔斯庄园奇案》为例

侦探小说作为通俗文学中备受欢迎的一种体裁,以其复杂的情节和扣人心弦的悬念吸引了广大读者,对侦探小说进行翻译可以促进国内外优秀侦探小说的传播。本文在交际翻译理论的指导下对侦探小说《斯泰尔斯庄园奇案》进行翻译,根据源文本词汇、句法和语篇层面特点,具体分析了如何翻译口语化词汇、俚语、长短句和无灵主语句以及如何增添语篇关联词,归纳总结了直译、意译、增译、合译和转换等翻译方法和技巧,以期为侦探小说的翻译提供有益参考。

基于“洞穴奇案”引发的法理学思考

法律与道德是紧密相连且不可分割的整体,二者相互促进、发展和融合。为从多视角剖析法理学里的经典案例,揭示法律与道德之间亘古存在的内在联系,本文聚焦“洞穴奇案”这一典型案例,分析探讨在面对秩序与正义、道德与法律时人们的立场选择问题,进而立足法理学角度,对案件中各方争议焦点进行法理视域下的分析,揭示案件中蕴含的深层价值与现实意义,认为应做出有罪判决。

延续与创新:新中国香港奇案电影的类型突破——以《踏血寻梅》《天水围的夜与雾》和《正义回廊》为例

作为中国香港电影的重要类型之一,中国香港奇案电影以极端暴虐的方式呈现在大银幕上,迎合了大众的感官刺激需求,一时间风光无限。但随着中国香港经济衰退和电影人才外流,中国香港奇案电影逐渐销声匿迹。直到《天水围的夜与雾》《踏血寻梅》《正义回廊》等影片的出现,才再次将奇案电影拉回大众视野,在新语境以《天水围的夜与雾》《踏血寻梅》《正义回廊》为代表的新中国香港奇案电影在叙事结构、电影语言等方面进行了创新与突破,为中国香港奇案电影在新时期的发展提供了全新的方向和思路。

“洞穴奇案”的法理思考

"洞穴奇案"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法律虚构案,14位大法官关于该案的不同判决意见基本上反映了20世纪主要的法哲学思潮,展现了法哲学理论、法律思想之间的交锋对话,让人深刻感受到,司法适用并非是简单的是非判断,更重要的是思辨的哲学。法官应弃绝那种认为每一次裁决皆"正义"及问题已妥善解决的盲目自信,而应始终抱持慎始敬终、谨小慎微的态度,努力在裁决中去无限趋近实质正义,让裁决的公正性、合法性经得起事实和历史的检验。法律与道德的冲突及其解决是盘恒今古的难题,为自保而杀人、食人的行为难以容忍,很难有道义上的正当性。生命是不可量化比较的存在,"一命换多命"是划算交易的观点实际上是把人作为工具而不是目的,为保全自身生命而以他人为食,这是文明社会不能容许的野蛮行径。生命不能出让和转移,以生命权为标的的契约不应被承认,受害人的同意不能成为谋杀罪的抗辩理由。社会是不断发展变化的,法律规定也需要与时俱进才能适应社会的发展。相比之下,法律规范总会有一定的滞后性,这就需要通过法官的自由裁量权予以纠偏和平衡,以此弥补法律的漏洞和不足。法律不是僵死的教条,法官通过自由裁量权来救济个别正义是必要且合理的,但自由裁量权的行使不能违背法律的目的和原则。

《武则天四大奇案》散论

《武则天四大奇案》,与《龙图耳录》及其原型《龙图公案》的影响分不开。从借题抨击时政这一角度看待《武则天四大奇案》一书,它的思想价值比仅从公案侠义合流的小说角度评价,要高出一大截。该书叙述前三个案件,回环纠结,情节勾连,气氛炽烈,较耐人寻味。

晚清侦探小说翻译与法治正义话语建构——以林纾译《歇洛克奇案开场》为例

晚清侦探小说译介热潮与时代背景息息相关,其翻译关注重点不在文学性而在知识启蒙与文化探求。林纾译《歇洛克奇案开场》作为晚清侦探小说译介代表,通过对时空与人物形象进行重构,介入律法改革与正义话语建构。林译把以福尔摩斯为代表的科学理性话语与约佛森式的传统侠义精神结合,为时人提供了乌托邦式社会图景,其文本中实现的正义、提供的法治想象启蒙了读者,成为开启民智、救国图存主流叙述的一部分。因此晚清侦探小说翻译参与时代叙事,有其独特启蒙价值。

林译《歇洛克奇案开场》研究

林译《茶花女遗事》、《黑奴吁天录》、《撒克逊劫后英雄略》等名家名作受到了极大的关注,而其翻译的侦探小说一向被忽视。本研究意在突破林译研究的薄弱环节,探讨林译《歇洛克奇案开场》的独特价值,重新审定林译本的忠实问题和翻译目的问题,同时指出其叙事理论价值,并总结其翻译成功的经验,为林译研究拓展新的视野。

晚清“奇案”新闻传播与通俗演绎——以“陈总杀媳”为中心的考察

发生于宣统二年(1910)的“陈总杀媳”案,经由近代报刊舆论的推波助澜以及资产阶级开明士绅的积极奔走,在海峡两岸和东南亚华人地区引起热议,其实质乃是晚清大变革中的一次启蒙与觉醒。不久闽南的职业戏班将事件加以演绎,在两岸的城市商业剧场搬演传播,使原本的悲剧案件成为娱乐与消费的商业戏剧演出。而南洋的说唱文学创作者,则在尊重案件事实的同时,以歌仔册固有的编创套路来劝诫、教化世人。以“陈总杀媳”作为研究案例,可以丰富对晚清“奇案”新闻传播与通俗演绎的认识和理解。

法律学说史在法律教育中的存在意义——从洞穴奇案说开去

在法律教育中，普遍轻视法律学说史地位的现象普遍存在。作者从洞穴奇案作为开始，探讨法律学说史在法学教育中的地位及不可替代性，以期对当下的法学教育以警醒。以法律学说史为代表的法学知识对法律学人的品格建构和未来发展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

追寻法律的实质正义——以洞穴奇案为解读视角

法律争议案件按其所涉及的法律关系进行分类,可分为简单案件与复杂案件。洞穴奇案就是复杂案件的一个代表性案例,此案件的争议点在于几名行为人的杀人行为是否构成故意杀人罪。这些争议的观点与论据都是在为实现此个案的正义所付出的努力,目的都是为了追求法律的实质正义。通过对洞穴奇案的解读,可知影响一个裁判的正当性包括许多因素,这些因素中有的是形式上的,有些则是实质上的。一个具有正当性依据的裁判,应当是权衡不同价值取向所最终形成的最具合理性的裁判。

清代名医奇案赏析4则

清代名医辈出，高手林立。兹撷奇案数则，与读者共赏共析，或于思路稍有启迪。 1魏玉璜治胎产案 施介繁室人，年三十余，忽有孕，又孪生。产后颇健，能食鸡啖饭。数日来，渐发热胀满。诊之，脉浮按滑疾，沉按结涩。询至恶露已一日不行，谓为瘀也，宜通之乃可。与生地、牛膝、益母、红花、桃仁泥、当归尾、丹参、瓦楞子，畏不敢服。延专科，曰：此年过壮而初产育，气血俱伤，属虚也。

疯人奇案

这是发生在大清“康乾盛世”时的一桩奇案，说起来，颇有些令人哭笑不得的味道。

河西宝卷的叙事形态与《沪城奇案宝卷》的启示性意义

宝卷这种民间通俗说唱艺术形式在叙事上既有文学神奇故事的娓娓动听、神奇迷离，又有抒情艺术如诗歌、音乐和曲艺等的重复性和一唱三叹的美学效果。这种美学效果是以散韵结合、以韵为主的方式叙述来实现的。在叙事形态上，宝卷，尤其是河西宝卷又具有初期民间艺术大多有的那种悲情喜剧、因果故事和神奇寓言故事的程式化特征。这是宝卷这种民间通俗说唱艺术形式在叙事上的显著特征。现代河西宝卷《沪城奇案宝卷》等的出现，接通了以现代意识利用旧形式发展新文学（包括通俗文学）的现代文学发展的动力源泉的新理路，也为现代民间俗文学的发展树立了可资借镜的榜样。

奇案一桩 胜负已明

奇案一桩胜负已明西安市邮电学院周臣孚天下之大，无奇不有，邮政部门也是一样。这几年讼事甚多；有赔偿的，有私拆信件侵犯通信自由的，有殴打邮政工作人员妨碍公务的，有冒领汇款侵犯用户权益的等等案子，可说此起彼伏，有胜有负，好不热闹。去年在多种讼案中竟冒出了一...

阿加莎·克里斯蒂《悬崖山庄奇案》之角色突转模式赏析

阿加莎·克里斯蒂为我们营造了一个奇妙的悬疑世界,永远猜不到凶手是阿加莎侦探小说的最大魅力所在。在早期的《悬崖山庄奇案》中,阿加莎尝试了一种角色突转的推理模式,也即最初认定的受害人在最后被证明是凶手,通过营造错误印象、不断加深印象、巧妙埋下伏笔,最后实现角色突转。

《踏血寻梅》:香港奇案片的一次无意变奏

《踏血寻梅》的导演翁子光借一宗奇案,以其独立电影精神和人文情怀揭开现代城市光鲜亮丽的遮羞布,窥探人性的幽晦隐秘,却也无意中在奇案片的叙事结构、人物设置等方面进行了一次具有一定开拓性意义的实践,为奇案片在新语境下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方向。

林译《歇洛克奇案开场》的叙事风格

作为林纾翻译生涯中的唯一一部柯南·道尔侦探小说——《歇洛克奇案开场》一直很少受到关注。本文试采用叙事视角(Point of View)理论关注译本体现的叙事风格:结合林纾翻译的《歇洛克奇案开场》译本,依次从空间时间视角、心理视角以及观念视角解读其叙事风格,以更好地展现其艺术价值,总结其成功经验。

解读法学名著《洞穴奇案》——论实事求是方法在法学研究中的当代价值

"洞穴奇案"是美国法律学家富勒以两个真实案例为基础而重新构造的经典案例,十四位法官围绕罪与非罪、刑罚与执行、问责与赦免基于不同的法哲学立场得出了与众不同但又具备说服力的结论,犹如一场法哲学盛宴。因此,文章以两位主审法官的意见为切入点,进而论证实事求是这一法哲学方法对于法学研究的当代价值,并试图提出坚持实事求是方法的几点看法和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