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韩国奎章阁本《文选·魏都赋》注者题录的有关问题

《文选.魏都赋》注者是张载还是刘逵,学术界曾有过不少讨论,但总因文献不足而存疑,以致传世文本中仍有不少题为刘渊林注。韩国奎章阁本《文选》1983年影印本《绪论》又提出卷册分合的问题,今有唐钞《文选集注》的材料,可以澄清学界多年的疑惑,并进而探究,将《魏都赋》注者张载改为刘逵,是后世整理《文选》,合并编纂李善注与五臣注时造成的结果。

奎章阁本《文选》增五臣音注研究

奎章阁本《文选》五臣注中,有多处音注在五臣单注本中并不存在。经过考证,这些音注全部是奎章阁本所增,且来自于李善注。也就是说,奎章阁本在合刻五臣注和李善注时,将本属于李善注的音注转变成了五臣音注,从而混淆和模糊了两者的界限。

奎章阁本《文选》断句下注体例探微

奎章阁本《文选》是秀州本的翻刻本,而秀州本又是五臣注在前、李善注在后的六家本的祖本,那么两者以五臣注为主是不言而喻的。但是,在为文本下注选择断句时,奎章阁本却没有遵循这一要求,依从李善注处与依从五臣注处大致相当,而更为甚者,为了依从李善注,不惜破坏五臣注原貌,对五臣注进行了拆分;却没有为了依从五臣注而拆分李善注的情况。这表明奎章阁本在断句下注时有着自己的特殊体例。

奎章阁本《文选》省略五臣注研究

奎章阁本《文选》是五臣注居前、李善注居后的六家本。理应详出五臣注,省略李善注,这在书中亦有体现。但书中却有若干处保留李善注省略五臣注,这是个奇怪的现象。而且这种省略还有规律可寻,即当两注文意相同、且李善注更为详尽时,保留李善注,省略五臣注。这也是奎章阁本的编纂原则之一。由此可知,奎章阁本中的五臣注,已经偏离了其原始面貌。

朝鲜奎章阁本的《授时历立成》

立成表是古历中推算日、月、五星运动时，为简化计算所造的表。元代《授时历》是中国古代历法的巅峰之作，可惜《元史·历志》中没有收录它的立成表部分。在韩国保存有署名王恂的《授时历立成》奎章阁本１册。该文对这册立成表的内容进行了分析和研究，证明它确是在元代所做，其刊行时间为朝鲜世宗时代，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而且，其中出现的四暗星内容对于《授时历》本身的历法内容是一个重要的补充。

奎章阁本六臣《文选·海赋》作者注辨证

《文选·海赋》作者"木玄虚"下李善注和五臣李铣注,韩国奎章阁藏本六臣注《文选》最近乎原本,而明州、赣州等本多有删节。据奎章阁本考察,何焯以李善注"华集曰"为"广川人",显误;张铣所引"广川人也,文章俊丽,为杨骏府主簿"非出自《今书七志》,乃五臣注"重组改写"之例而已,此例五臣注时见之。

《昭明文选》六家音注从单刻本到合刻本的演变规律——以奎章阁本第二卷《西京赋》为例

《昭明文选》李善本音注和五臣本音注既有相同之处,又有明显区别。其从单刻本到合刻本的演变规律是:当音注五臣有李善无时,保持五臣原貌;当五臣无李善有时,或保持李善原貌,或将其变为五臣夹注的形式;当两者皆有且相同时,保留五臣注,删除李善注;当两者皆有但不同时,两者皆保留。

元代奎章阁鉴书博士杜秉彝考

元代奎章阁的鉴书博士 ,以前仅见柯九思、王守诚被称述。现通过考证 ,发现一位鲜为人知的奎章阁鉴书博士——杜秉彝。杜氏名著元史 ,仕宦显赫 ,亦即知名于时的杜德常 ;又因其曾与柯九思同时任职 ,可证史载奎章阁鉴书博士定员二人之不虚。

论韩国奎章阁本《文选》的文献价值

一 六家本《文选》的产生,是宋代《文选》学的产物.《文选》在隋唐之间,因曹宪的传授而成为一门专学.传其学者有公孙罗、许淹、李善等,其中以李善最为著名.……

韩国奎章阁六臣注本《文选》的传本价值

奎章阁六臣注本《文选》的底本是现存唯一的最早合并李善注和五臣注的《文选》六臣注本,后世的"六家"、"六臣"注本都是这个文本的传承系统。作为六臣注祖本,它保留了原初注文合并的真实面貌,可以考察后世传本的变化及其编排删省的得失,体现合注互补的优势特点;其中的文字异同,可以校正后世传本的脱误错讹,拓展视野,探讨"秀州本"最初合并二家注时的编撰方法以及别本资料来源。当然奎章阁本《文选》也有不少失误,有的可能是"秀州本"编撰时造成的错误,也有的可能则是秀州本在朝鲜时代的传播刊刻中产生的问题。

虞集出入奎章阁的诗史意义

1329年虞集进入奎章阁,成为元代诗坛的核心人物,以他为代表的典雅平和之诗取代前期的故国旧君之叹。1333年,虞集离开奎章阁,随即失去了文坛的宗主地位,以其为核心的奎章阁文人群走向衰落,他所倡导的典雅平和之诗也逐步被衰世动荡、纵情任性的元末诗风取代。

论元代中期奎章阁的设立对元代诗学品格形成的先导作用

元代中期,尤其是延祐二年(1315年)恢复科举之后,元代诗坛因大量科举出身的文士介入,渐渐兴盛,并形成有元一代的诗歌品格。在京师大都,各地士人聚集,以翰林、集贤两院为依托,加之天历二年(1329年)成立的奎章阁学士院,一时人文荟萃,诗人众多,展开了频繁的群体性诗学活动,使得北方金季诗风,南方宋末余习得以改变,并因西北少数民族诗人的加入,终于融合汇通,形成了元代诗文的基本风貌。可以说,元代中期京师诗坛以其群体性诗学活动实现了诗风的融汇,在消长中荡涤了原先的地域隔阂,在新的大一统时代背景下,形成了可以代表元代诗文基本风貌的诗文创作与文学理论。

值得大力探究的元代诗文世界——兼评《奎章阁文人群体与元代中期文学研究》

20世纪元代文学的研究是从推崇元曲和元代小说开始的，就元代文学的实际创作情形而言，这种认识误区曾深刻地影plan元代文学研究的格局及相关领域的进展。从今天的文献整理情况来看，2005年出版的《全元文》收有3000多位作者3万余篇文章[1]；

试析奎章阁所藏朝鲜“外国教师合同”

奎章阁所藏的朝鲜时代"外国教师合同"反映出朝鲜开港后聘用外籍教师,培养具有外交能力的人才以及其他新型人才,以适应当时国际局势的情况。在日、俄强压下,朝鲜与这两国签订的教师聘用合同中则多处于被动不利的局面。在日本教师合同中的优待条款中,中朝宗藩体系逐渐瓦解以及日本对朝鲜势力的影响日趋增强。笔者主要对奎章阁所藏二十三份外国教师聘用合同的文本格式和内容进行分析,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朝鲜后期的近代化进程。

奎章阁学士院与元文宗的政治意图

元文宗设置的奎章阁学士院,与其说是一个书画收藏机构或文化机构,不如说是文宗为实现政治意图而特意开设的一个辅政机构更为确切。首先,奎章阁学士院设置的宗旨主要是帮助文宗皇帝提供治国理政经验;其次,文宗将大量时间和精力投入奎章阁的艺文活动中,很重要的一个目的是藉此彰显自己的汉学修养及儒化倾向,以提高在汉人臣民中的政治威信和合法性;再次,文宗开设奎章阁并利用书画鉴赏为媒介,为自己和文臣儒士提供了一个可以轻松交谈的环境,借此达到笼络人心、蓄养政治实力的目的;另外,在大权旁落、危机四伏的政治环境下,怡情书画以显示清静无为,也是文宗掩饰自己政治意图的障眼之法。

元代奎章阁书画收藏对中国多民族文化融合的重要意义

在中国漫长的收藏史中,盛极一时的公私收藏和公开展示收藏的雅集活动,给中国的博物馆发展留下了至关重要的物质性和精神性的文化遗产。在中国"前博物馆时期"的公私收藏中,历代宫廷鉴藏机构在保护、传承中华文化遗产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即使是在游牧民族统一中国的元代,也曾短暂地出现了一个特别的机构,这个机构便是元代的奎章阁学士院。文章将元代皇室收藏以及有关奎章阁学士院的相关文献资料作为考察、研究之主要依据,来探讨奎章阁的建立对于民族文化赓续绵延以及对多民族文化交流的重要意义。

韩国将正式要求法国永久出借外奎章阁图

据韩国媒体报道，该国外交消息人士21日表示，政府决定正式要求法国政府“永久出借”外奎章阁图书，并计划下月向法国发出外交信函。

朝鲜王朝奎章阁与书籍编印——以正祖时期(1776～1800)为中心的考察

奎章阁自正祖时设立以来,即成为朝鲜王朝的政治文化中心,其书籍编印的职能最具代表性。奎章阁人员担负御制编次整理和“代撰”任务,也被强化了参与史学记录活动的正当名分。奎章阁几乎垄断了官修书籍的编修任务,《内阁日历》《日省录》等由其直接负责编修。校书馆被并入奎章阁,后又恢复铸字所。其间,不仅大量铸字,奎章阁内阁还统摄外阁进行书籍刊印,部分书籍得以在中央、地方大量传播,使奎章阁成为朝鲜官方书籍生产和流通的中心。

元代奎章阁书画鉴藏的历史贡献

元朝作为一个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在短短不足百年时间,宫廷书画收藏和品鉴之风兴起,上至宫廷皇家贵族,下至民间文人雅士,不但对传世书画的保存起了积极作用,而且促使了书画鉴藏水平的提高,推动了中国书画艺术的发展。这一现象的背后一大重要原因就是元文宗所创立的奎章阁,这一机构虽然全盛时期只有非常短暂的两年,却对当时的元代以及后世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除此之外,奎章阁也在促进多民族融合以及文化交流等多个方面上有重要意义。

《奎章总目》初探

本文以《奎章总目》及其"别集类"所收录的部分作品为分析对象,针对该目录的修撰时间及收录特色等问题提出自己的见解,与当前学术界一些较为普遍的观点进行商榷,以求得到较为准确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