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采众家之长促进打击乐融合发展--《打击乐团重奏人才培养》研修班项目后记

江苏艺术基金2020年度资助项目——《打击乐团重奏人才培养》研修班在南京成功举办,这是江苏艺术基金历史上的第一个打击乐项目,集演奏、教学、理论、创作于一体,是推动江苏省打击乐重奏艺术发展的一次有益的尝试,切实加强了江苏打击乐重奏人才队伍的建设,对我省打击乐艺术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柳演锡 百变演员，变奏人生

柳演锡从出道以来饰演过很多角色，有温柔帅气邻家哥哥、霸气邪恶终极反派，也有为爱不顾一切的痴情男……不同的角色在柳演锡的演绎下都被赋予了别样的色彩，这些角色也让他高富帅的形象深入人心。

从汉简看汉代奏议书写形态的法定性与视觉修辞

奏议起源于先秦的朝堂议政,是臣僚向君王谢恩、陈请、议政、进谏的文书。在汉代“以文御国”的背景下,出于行政需要,文质兼备的奏议章表应运勃兴。奏议文书往往“因事而发”,蕴含着非凡的政治智慧,具有政治实用性;其内容、格式、书写等具有固定的套语格式和鲜明的制度化特征。其文本对特定称谓和程序化语言的运用,表明其书写形态的法定性。传世汉代奏议多出自史书载录,大多曾经史家“裁剪”,“过滤”了其书写形态运用视觉修辞的诸多“细节”,有碍于一窥奏议之“全豹”。借助西北汉简实物,可直观奏议文本特定称谓与程序化语言及其书写借助字体大小、隶草变化、笔划夸饰等书写视觉效果变化,突出奏议文本物化形态的视觉修辞策略,借以强调文本书写与礼制的内在联系。

从清宫内务府汉文奏销档看织染局种种

文章基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内务府汉文奏销档中关于织染局的七份档案,通过梳理乾隆和嘉庆年间内织染局设置及所辖人、财、物变更等重要事项,分析了清朝中期织染局的沿革历史、人员构成和分工、所用物料、织造品类和使用去向等种种问题,阐明了织染局作为清代官营织造机构之一的特殊性质和使命,以及与江南三织造的联系和区别。织染局作为清代唯一一处位于京内的官营织造机构,其用丝主要来自江南三织造的供应,在匠役的来源上也与江南地区有着密切联系。由于地理条件及生产规模所限,织染局所产丝织原料质量、生产规模和产品类别均不能与三织造相比。但是作为随传随办的织造机构,织染局能够灵活应变,满足上用和内用的临时需求,因此在清代官营织造机构中具有特殊地位。而且,自乾隆十七年(公元1752年)织染局迁入万寿山演化为耕织图后,不仅通过精简人员和技艺优化来扩大生产品类和提高产品质量,更与皇帝倡导农桑的政策紧密结合,逐渐形成兼具实际生产意义和政策示范性的场所,同时也满足了皇帝对江南田园生活的向往,成为承载官营生产织造和皇帝人文思想的理想机构。

《周易》与北宋治国理政思想——以《宋朝诸臣奏议》为中心的考察

北宋士大夫为复兴三代之治,重建王道政治秩序,主张以经术治天下,重视经学的经世功能。在探索王道的过程中,士大夫以《周易》为经世之大法而推崇备至,并注重运用《周易》义理指导现实的政治实践。他们通过在奏议中引用《周易》经义议论时政,为朝廷提出合乎圣人之道的治国之策以实现儒家通经致用的理想。在北宋奏议中,士大夫不仅以《周易》经义培育皇帝的政治道德,而且还从《周易》中厘定出内政治理原则施用于今,从修己、治人两方面充分展现了易学的经世指向。他们以《周易》经义作为评判现实政治得失的标准,批评并制止不合经义的政治行为,规正政治发展方向,从而使《周易》对北宋治国理政思想产生了深远影响。

20世纪中国钢琴重奏音乐的民族化表达

20世纪中国钢琴重奏音乐的发展经历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民族钢琴音乐萌芽,为民族钢琴重奏作品的出现奠定基础;第二阶段,作曲家们开始对民族化重奏作品的创作进行尝试,中国钢琴重奏作品初具雏形;第三阶段,作曲家们为钢琴重奏作品民族化创作开辟出全新的道路,蕴含红色精神的重奏作品迸发出澎湃的活力;第四阶段,民族钢琴重奏作品的创作趋于成熟,独具民族性的创作体系形成。

宋朝诸臣对金朝的肯定性言论研究--以奏议为中心

宋朝文臣、士大夫形成了积极参与朝政,关心国事,发言盈庭的传统。宋朝诸臣向皇帝所上奏议(奏札、奏疏),除了利用传统的儒学经典、三代之治、祖宗之法、前朝故事等传统政治资源对皇帝提出意见和建议外,还有相当数量的奏议利用宋金对峙的局面,对金朝的政治、军事、人物给予肯定性的评价。这些肯定性评价有的来自个人亲历,有的来自风闻,其意不在于肯定金朝本身,而是针对宋朝现实存在的政治、军事、对外战略等问题。奏议作者主观上希望通过肯定金朝的个别事物,从而达到使宋朝皇帝看到本朝存在的一系列的问题,努力加以改进,从而兢兢业业,励精图治,实现上奏者理想的状态的目的。

手风琴重奏艺术发展之探究

手风琴是一件独特且具有个性的乐器,它拥有独奏、合奏、重奏、室内乐、伴奏等多种表演形式。其中,最受追捧的是手风琴重奏。其具备独特的艺术魅力,能够兼容较高的技术演奏水准,并能将现代艺术与流行元素融为一体。目前,手风琴在重奏艺术领域虽已实现了作品、音色、演奏技术等多方面的突破,但仍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本文针对手风琴重奏艺术的作品扩展、音色开发、技术拓展等方面展开分析,试图通过这方面的探究为手风琴重奏艺术形式探索新的发展方向,使手风琴演奏艺术更上一层楼。

论苏舜钦进奏院事件前后心态及诗风变化

对苏舜钦诗风产生较大影响的事件,为北宋庆历四年秋冬之际的“进奏院事件”。进奏院事件为朝堂党争的真实写照,不仅是改革派与保守派之间剑拔弩张的交锋,也是对赵宋王朝帝王专制权威挑战的结果。此前苏舜钦诗歌体现出忧民之心和慷慨廓大的境界,而在进奏院事件后,则展现出谨慎畏惧的心态和言简意赅的诗风。研究苏舜钦进奏院事件前后心态与诗风变化,可以深化心态对诗风影响的研究。

钢琴伴奏在视唱练耳实践教学中的有效运用

视唱练耳是综合锻炼学生音乐感知力与听音能力的教学方法。在视唱练耳实践教学中有效运用钢琴伴奏,可以帮助学生建立音高概念,增强学生的节奏感并提高学生对音乐的感知能力,显著提升视唱练耳实践教学的质量与效率。文章简要论述钢琴伴奏在视唱练耳实践教学中的运用价值,重点从听奏训练、唱奏训练、分层次指导、培养学生专业技能四大方面,阐述钢琴伴奏在视唱练耳实践教学中的有效运用策略。

汉至六朝尚书“奏”的演变:从《汉书·霍光传》废昌邑王记载说起

根据《汉书·霍光传》记载,废昌邑王诏书的程式与《独断》第二品诏书相同,以批复臣下奏事为特征。此类诏书中程式用语“奏某宫”的位置存在疑点,结合《霍光传》对废立现场的描述,可以发现文书程式中的“奏”在早期是实指尚书在御前进奏的行为。到魏晋以后,常规的御前进奏职能由尚书转移到中书,尚书官员依旧使用的文书程式用语“奏”则脱离现场的和技术性的意义,变为独立的政务处理环节。汉末《独断》的制诏之分与御史和尚书分别相应,诏书三品已初见政务分层端倪。随着魏晋以后尚书成为新宰相机构,国家文书行政体系中的政务分层也进一步发展。

语言之思与现实关切的双重变奏

一、新视觉启示中的媒介探究我的艺术创作起始于改革开放新思潮不断涌入的80年代,身处时代潮流中的我以一种前所未有的开放心态面对世界,对艺术的新表现和新理念充满了无限探索欲。艺术家把艺术看作一种人类的情感符号,艺术的表现形式和自己的生命、情感密切相关,也是个人经验和情感交织的过程。我认为绘画是用主观方式进行的情感表达,是追寻人性本质所在。绘画形式语言能够唤醒人的情感,激发个体的想象力,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西方开启了追求形式自律的现代艺术。

康熙后期赫寿等人对西藏社会的观察——以一份未刊的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满文奏片为中心

康熙四十八年(1709),侍郎赫寿等人受清廷派遣,入藏协助拉藏汗管理西藏事务,留下了多份西藏社会观察报告,其中包括一份详细记载西藏风土人情的满文奏片。该奏片现藏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尚未刊布,亦未得到学界的专题讨论。对该奏片的汉译和分析可知其具奏时间、具奏者、资讯来源等信息,该奏片对清代西藏历史研究有一定价值。

室内乐重奏中大提琴的织体类型与演奏技法探析

在重奏活动中的大提琴织体以及演奏技法有异于独奏,这一特性是因不同乐器间的音律以及作品表现需要而使然。大提琴在重奏中的织体类型可分为旋律性与和声内外音连缀织体、双音与和弦织体和支声呼应式织体,每一类型的织体因应作品需要,有着不同的演奏技法。对这些织体与演奏技法的探究与梳理对大提琴在重奏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区分与独奏间不同的演奏原则与特点有一定意义。

系列阮重奏课程在高等院校中的发展与思考

两代系列阮发展至今,已具备成熟的形态,为系列阮课程的建设奠定了基础。系列阮课程的建立与发展已有近三十年历程,从结果来看,明显提高了学生专业技能和音乐素养的水平,也为阮乐的发展输送了大量优秀的教育人才和演奏人才,然而系列阮重奏课程仍面临一些困境,值得更进一步地思考和探讨。

《安代主题变奏曲》作曲技法分析

本文以叶尔达《安代主题变奏曲》为研究对象,通过对该作品主题材料、旋律与节奏、调式与音列、曲式结构、和声、变奏手法等内容的分析,对叶尔达《安代主题变奏曲》的作曲技法使用进行全面研究,试图寻求传统音乐元素与现代作曲技法相融合的创作技法。

论汉代奏议的经典化——以《史记》为例

汉代奏议是汉代散文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汉代文学的代表文体之一。在其经典化过程中,以《史记》为代表的汉代史传文学发挥了重要作用。《史记》依据四条标准对汉代奏议进行了最早的筛选,按照四种类型对汉代奏议进行保存,这是汉代奏议经典化的前提条件。《史记》“以文传人”的撰写方法,也有力推动了汉代奏议的传播。《史记》还包含了汉代奏议的最早注解与评价资料,不仅为后世研究提供了丰富可靠的第一手材料,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也是汉代奏议经典化的重要环节。在诸多因素的共同影响之下,汉代奏议的经典地位在汉代已得到初步确立。

论“左雄奏议,台阁为式”

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评价说“左雄奏议,台阁为式”,阐述了左雄的奏议类文章在我国文学史上的特点和地位,这是建立在梳理古代奏议类文体从产生到发展的脉络基础上得出的精到表达。左雄的奏议文作为东汉奏议类文章的典型代表,对于研究其时及此后的同类文章创作,有着较为重要的参考价值。

“奏牍”一词源流考

“奏牍”是由“奏”和“牍”两个单音节词素组成的偏正式复合词,最早出现于西汉时期,在古代专指臣子向天子上奏的文书。经过朝代的更迭和历史的演变,其含义并未发生实质性的改变。从使用频次上看,“奏牍”在宋朝进入第一个快速发展期,元朝时回落,明朝达到新的高度,到清朝使用次数达到最高峰。民国时期,中华民国临时政府颁布的《内务部颁发公文程式咨各部文》标志着“奏牍”一词正式在现实使用中消亡,成为历史语言。

浅析清代新疆雨雪粮价奏报制度

新疆雨雪粮价奏报制度萌芽于清乾隆时期新疆东部天山的鄯善、哈密、巴里坤、乌鲁木齐、昌吉等地区。1884年新疆建省后,在善后事宜过程中被以制度的形式正式确立,并在清王朝风雨飘摇的末期得到了一定的发展。清代新疆雨雪粮价奏报的形式、内容丰富,信息量大,奏报程序严格,是清代中央政府在开发、治理新疆过程中对各地雨雪、粮价、收成等进行监测和预警的有效探索,其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当时中央政府和新疆地方政府对西北边疆地区农政、荒政、粮政等政策的运作和决策,而且还详细记录了清代新疆地区的珍贵气象资料,是清代中央政府边疆治理举措的重要内容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