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优待老年士人政策——以特奏名为中心

特奏名制度是政府优待老年应举士人的重要措施,省试、殿试中落榜的进士,年龄在五十岁以上,举数超过四次者即可获取特奏名资格。在州府发解试中屡次被淘汰的士人,多在三十年后享受特奏名。特奏名士人在考试内容及录取上享有特殊的待遇,入仕后享有俸禄并拥有免税、免役等经济特权,对老年士人的晚年生活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同时有助于加强宋廷对基层社会的控制。然而,特奏名制度的存在加剧了宋代冗官、冗费现象。

论宋代的特奏名制度

宋代科举中的特奏名制度,是中国古代科举制度中一项特殊的制度,值得注意。自太祖后期到真宗朝后期,是特奏名制度逐渐形成的时期。随着特奏名人数的大幅增加,也显露了它的某些弊端,因而在士大夫中要求废除特奏名制度的呼声不断高涨。但终宋之世,特奏名制度仍存而不废,其主要原因,除了最高统治者为贯彻重文抑武、牢笼士人的祖宗家法以外,特奏名本身所作出的某些贡献也是重要原因。

北宋初期科举制度复试向特奏名转变原因浅析

特奏名是宋初出现的一种科举恩科制度,在北宋真宗时期基本形成定制,北宋太祖至宋真宗时期正是科举制度不断向制度化、体系化发展时期,在此期间一些偶然人为因素对科举取仕影响日渐变小,被制度化因素逐步取代,复试向特奏名转变即为例证。

宋代科举的特奏名制度研究

特奏名是宋代科举的一项特殊制度,是对正奏名取士的补充,也是宋代科举有别于其他朝代的显著特征之一。要取得特奏名资格必须具备一定条件,并通过考试才能获得出身和官衔。特奏名制度对于维持宋代社会稳定和巩固宋王朝的统治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也给宋朝社会带来加剧冗官冗员、激化官民矛盾等消极影响,并最终随着宋王朝的灭亡而消亡。

地方志与宋代特奏名登科士人群体简论

宋代特奏名登科士人史料不仅集中于各级地方志中的选举志,而且还分散于地理志、职官志、艺文志等其他部分。目前所知宋代特奏名登科士人大概4000多人,其中大约67%来自福建。福建地方志是宋代特奏名登科士人研究的重要史料。

说说特奏名状元魏汝贤

吴江出了个特奏名状元魏汝贤,作者依据宋朝科举制度的真实情况,进行了考证,对什么是特奏名,宋代的举人与明清的区别,魏汝贤的籍贯问题,应考时的盘缠等问题,都作了较为明确的回答。

致治之道 千古一鉴——评《历代名臣奏议》

指出《历代名臣奏议》一书的版本、体例、特点、价值,重点分析此书的主要内容,即厚风俗,兴治国:以身作则,令行天下;知人菩任,选用人才;法制严明,惩奸赏贤:虚心纳谏,从善如流;励行节俭,抚民安国。

《历代名臣奏议》的编纂及对朝鲜王朝的影响

永乐时期,黄淮、杨士奇奉敕编纂《历代名臣奏议》,收集商周至宋元时期历代名臣奏疏,分为君德、圣学、孝亲、敬天、郊庙、治道、经国等六十七门,共350卷。作为第一部由皇帝敕令编纂的奏议汇编,永乐皇帝希望借此达到“君能纳善言,臣能尽忠不隐”的目的。清初该书传入朝鲜王朝,不仅被朝鲜王朝重新刊刻,还成为肃宗、英祖等经筵日讲的重要史籍,正祖时期还仿照该书编纂《奏议纂要》和《国朝名臣奏议要略》等书。《历代名臣奏议》在朝鲜半岛的际遇,是中国史籍对朝鲜王朝政治和文化影响的一个缩影。

晚明张溥等编刊名臣经世类史著及其影响

晚明复社学者的经史论著均有特色,其史学著述中有关名臣言行、奏议等经世文献的整理和编著,是晚明史学中实学趋向的集中体现。在陈子龙等编纂经世巨著《明经世文编》之前,张溥、张采等人重编重刊名臣经世类史著的活动已经展开。张溥删节重刊明初《历代名臣奏议》,张采评阅重刊朱熹《宋名臣言行录》,均倡导实用文风,强调经世务实的学问旨趣。复社张溥等编刊名臣经世类史著,与陈子龙《明经世文编》的编纂相辅相成,丰富了复社经世文献整理的体系脉络。张溥等重编重刊的名臣经世类史著,在清代中国以及东亚诸国广泛流传,对后世史观、史论和史学编纂皆有影响。

《宋史·洪遵传》辨误二则

《宋史·洪遵传》载绍兴二十九年(1159)洪遵上奏称:“太祖开国功臣子孙不过诸司,惟曹彬之子琮、玮以功名自奋,遂为节度,初不闻有递迁侍从之例。”(《宋史》卷三七三,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1566页)按:曹琮之名误,当作曹璨。《历代名臣奏议》记载同一奏文,作:“惟彬之子璨、玮以功名自奋……皆为节度使。”

论宋代的“恩科”制度——兼评宋代的养士政策

如果说“恩科”制创立之前科举的主要功能是选贤任能的话;那么,自宋代“恩科”制创设之后,科举的功能则是选贤任能与养士抚庸相辅并行了。也就是说:“恩科”制的问世是科举性质发生转变的一块醒目的历史界碑。但是,长期以来人们尚未对其进行系统考察。为此,本文试对“恩科”创置的主客观因素、入试条件、录取与入宫等问题略作探讨,兼从养士的角度分析宋代“恩科”制的作用与影响。

宋代恩科论述

宋代恩科包括特奏名和特赐第。特奏名始于北宋太祖开宝三年,是为笼络多次赴省试落第的年高举人而设。至真宗咸平二年,特奏名试验被确定为与科举试同时举行的一种取士制度,符合相关资格者可以从此途出身、出仕。南宋特奏名制度沿北宋之制,并于绍兴十二年增加了武科特奏名。特赐第始于宋太祖建隆元年,是古代赐爵制的变种。特赐第的对象主要有以下几类:非进士出身的宰执官等高官;科举场试不利、怀才不遇抱文艺之名士;献书、献言、献策之人;殉于国事官员子弟;先圣、先贤后裔;宰执大臣子孙或亲属;皇亲国戚;邻国落第举子投奔或高丽宾贡应举落第贡士;遗逸、异行、有功之人。

知网络 识舆情 善治理

作为社会的温度计和晴雨表,舆情民意自古以来就具有治国理政的重要价值。古代史料对“舆情”多有记载,有劝谏统治者以民意自省,“近臣谏、远臣谤、舆人诵,以自诰也”(《国语·楚语》);有将之作为决策依据,“未契舆情、宜推令辟”(《旧五代史·卷四十八》);有倡导建立言论通路,“如此则舆情尽达朝政,常无拥塞之弊”(《宋名臣奏议·卷十九》);纵观可知,中国古代统治阶层的“舆情”理念始终贯穿,越是贤主明君,越是“乐闻诽谤之言,听舆人之论”(《晋书·王沉传》)。

《全宋文》补遗

《全宋文》的编辑出版,为推动宋代文史乃至中华学术的研究,功不可没;然因宋文传载庞杂,偶有遗漏也在情理之中。今据宋元地方志补出《全宋文》既未载其文,又失收其人的4人7文,分别是:丘崈《东冶亭记》,刘叔向《重建白下桥记》《重建镇淮桥记》,陆子遹《溧阳县题名记》《除妖害记》《溧阳县均赋役记》和陈珏《东厅续题名记》;并结合相关史料对丘崈谥号是文定而非忠定、刘叔向家世、唐朝至宋代推官制度的历史演进、俞文豹《吹剑录外集》所录陆子遹事迹材料的讹误和两宋科举恩科"特奏名"发展的趋势特征进行了考辨。

唐宋科举制度杂谈

唐宋科举制度杂谈陈峰在中国封建时代，主要的选官制度大致经历了两汉的荐举、魏晋南北朝的九品中正制和隋唐以后的科举制几个阶段，其中尤以科举制存在的时间最长，直至晚清才最终消亡。可以说，科举是中国历史上影响最大的一种选官取士制度，而唐宋两代又是科举制发展、...

析探宋代“恩科”之弊

宋代"恩科"包括"特奏名"和"恩荫"制度,这两项制度都是作为对科举"正奏名"制度的补充,亦是宋朝选官的重要途径。但随着取士人数的不断增加,宋代"恩科"逐渐显露出了它的弊端,造成"冗官"、官僚队伍素质降低以及严重败坏士风学风,等等。本文将对宋代"恩科"及其弊端进行探讨。

宋代缘何出现规模空前的文人群体

传统相声中有个节目叫《八扇屏》。两个演员一上场自我介绍,逗哏的甲就说＂我是个文人＂,捧哏的乙问：＂您这个文人整天尽干什么呀？＂甲回答：＂每天读读书、阅阅报、写写字、作作画、抚抚琴、舞舞剑、吟吟诗、作作对（指作对联儿）。＂现今人们理解的文人,就是会写文章的读书人,甲的＂神侃＂离听众所理解的＂文人＂越来越远,就不免发笑。其实这样的表白并不荒谬,传统中自命风雅的文人离不开这些,有的还以此为生。

宋代士人落第后的选择

宋代参加科举考试的人比前朝大为增加,士人落第的数量也在增加,他们在科举诱惑的影响下,有的继续从事举业,有的通过其他途径进入官僚队伍,而大部分人因为财力等各种原因从此与科举无缘.

社会变动性与科举考试

(一) 与科举制度相关的中国社会变动性的系统研究,开始于1947年E·A·克拉克《中华帝国科举中的家族因素与按劳取士的对抗》一文。作者在研究了现存的两宋全国性的登科记后发现,在1148年和1256年,超逾半数获取进士资格的人,父系三代无人入仕。他总结道:“科举考试是新涌现的人才进入仕途的重要渠道,因此也就成为促进社会更具变动性的因素”。此后不久,在将宋代官员全部进行分类研究的一个部分中,日本学者周藤吉之也作了大量相同的研究。克拉克的研究方法后来为何炳棣所采用,他运用这一方法对明清两代更多的登科记进行研究,并且再次发现:“新贵”所占的比例相当高(尽管比宋代低)。

论宋朝贡举制度的发展

我国的科举制度,至宋朝而大备、而一变。这种发展变化,是为了适应当时中央君主专制制度进一步强化的需要而产生的。宋朝统治者在军权、政权和财权集中的同时,又对文化、思想、教育等领域加强控制,科举制度的发展,便是它的一个侧面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