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选集注·奏弹刘整》发微

《奏弹刘整》一文体例奇特,不仅为散体,还夹杂着当时的方言口语。这种文体上的混乱皆因注家妄引本状、供词、吏议忝入正文所致。本文在比勘《文选集注》与诸后出刻本的基础上,依据《文选集注》中的陆善经注和编者案语,对《奏弹刘整》正文及李善注文旧貌作了一番复原工作,并探讨了其递变过程中的影响因素。

《文选·奏弹曹景宗》发覆

任昉的《奏弹曹景宗》一文在萧梁至唐初影响甚大,但后人对此文的理解与真实的历史背景有一定的偏差。就史源因循来看,《梁典》、《梁书》中关于"曹景宗被弹"一事的记载和感情倾向,一定程度上来源于《文选》所收之《奏弹曹景宗》。如果将其与《魏书》中的相关记载详细比较,前者显然是不够客观的。梁武帝是一个工于心计的君主,他成功地利用任昉的正直,以徇情的方式,使曹景宗对其感恩戴德,达到了自己的政治目的。此文之所以能入选《文选》,有三方面的因素:一是因为曹景宗家族在梁大通年间的彻底败落,二是因为南朝上层社会流行尚文黜武的社会风气,三是此文在文章分类方面具有一定的典范意义。《奏弹曹景宗》的文学意义与历史意义是完全不同的。

阮指弹滚奏的技术分析

要获得阮的理想音质和丰富音色，掌握正确的演奏技术非常重要。本文从演奏的动作框架、部位功能、动作定位、触弦位置、指甲用锋、自然臂重、动作幅度以及动作方向等方面，对阮指弹滚奏作全面的技术分析。

民族乐器阮指弹滚奏技术的训练要领与训练方法研究

要获得阮的理想音质和丰富音色,掌握正确的演奏技术非常重要。滚奏技术的训练要领包括正确定位、量变到质变、从难从严和各个击破等,滚奏技术的训练方法包括音点密集度的训练、定数滚奏向非定数滚奏过渡的训练和力度强弱的训练等几方面。

唐代的奏彈及其運作

奏彈是唐代的六種上行公文之一,其行用範圍與朝參制度及御史所獲百僚不法信息的來源有關,唐代奏彈的書式與《養老公式令》所載奏彈式存在一定的區别,奏彈的内容結構在唐代前後期有所變化,正文中標榜道德倫理觀念的文字在唐後期有所弱化,其標識御史彈奏依據的功能爲稱引法令條文的内容所取代。奏彈的文書形態與推勘後的奏狀呈現出較大的差異,《元稹集》所收兩篇彈奏狀屬於推勘後的奏狀而非奏彈。奏彈具有無需門下省審核,直呈皇帝的特點,作爲一種上行公文,奏彈行用在禮制層面的意義可能要高於其實際的行政意義。

才思无穷 正直刚方——南朝秘书任昉与《奏弹曹景宗》

在中国秘书史上,魏晋南北朝是秘书工作的大发展时期.促成这一发展的直接原因,是当时政局多变、战乱频繁,统治者为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都需要利用文书作为发号施令、指挥政务的工具,所以对文书工作高度重视.同时,这一时期的公文写作开始与散文等其他文体分流,成为一种独立的应用文体,因而涌现了一批专事公文写作的人才,时称擅长拟写公文者为"手笔".南朝时期"手笔"中的代表人物有任昉、徐耕、庾信、徐陵、刘峻、王褒、裴子野等,其中以任昉更为出名,与同时代的杰出辞赋大家沈约合称"沈诗任笔".

御史台、奏弹式与唐前期中央司法政务运行

借助于对唐奏弹式复原方案并不充分的讨论,仍可看出唐、日奏弹式的差异。与《养老令》中弹正台与刑部省并未通过奏弹式建立直接联系不同,唐代御史台与大理寺通过奏弹式,以“付大理推科”“移送大理”的方式,在中央司法政务运行中被直接联系了起来。由此,御史台、大理寺、刑部司三者便围绕中央司法政务运行形成一个完整的链条,而且建立起一套完善的文书运行程序。从北朝台案到隋唐奏弹(奏弹式)变化的背后,是以政务处理程序分工为特征的三省制的确立。这不仅使三省的架构得以明晰,而且使御史台的地位与职权得到明确。隋唐以后,御史台得以厕身于三省之列,并号“台省”,其背后的制度史因素就在于此。此外,奏弹式的署名方式,也与御史奏弹是否需要关白大夫的问题相关,其变化与唐前期政治形势的发展有密切关系。

基础篇 第一章 钢琴演奏的技术基础(续)

(一)非连奏非连奏的应用非连奏在钢琴作品中的应用极其广泛,所有那些要求颗粒性声音效果的跑句,键盘排列艰难的经过句、手指技巧的华彩乐段、无休止的“无穷动”等等都需要运用非连奏弹奏法来演奏。由于这种快速手指技巧在钢琴演奏技巧中占有的特殊重要地位,也因为从训练的角度讲,手指快速跑动技巧有着特殊的艰巨性,因此,十九世纪以来,许多作曲家和钢琴教育家还谱写了大量的,为训练手指独立、灵活、清楚。

论《文选》“弹事”类

"弹事"实为公诉状文,作者均为职司弹劾的御史,读者对象为君王。《文选》卷四十"弹事"收有任日方的《奏弹曹景宗》《奏弹刘整》和沈约的《奏弹王源》三篇。曹景宗因军事而遭弹劾,刘整因家事而遭弹劾,王源因婚事而遭弹劾,包括了朝廷命官从家到国违反法制或道德的重要类型。叙事简明、气势凌厉是弹事文的主要艺术特征。

任昉诗文系年考证

任昉是齐梁文坛颇有影响的作家,现存诗文85篇。本文广微《南齐书》、《梁书》、《南史》、《资治通鉴》等各有关史料及诸地志,参证任昉同时代人有关诗文,对其中62篇有年代可考的作品进行了较细致的考证,一一为之系年。考证时,对篇题及前贤误解之处亦有辨证。对进一步研究任昉乃至齐梁文学,当有所助。

歌唱即呼吸(《伊莉莎白舒曼的教学》第三章)

“歌唱即呼吸”,这是伊·舒曼自始至终的发声方法;也是她牢牢抓住的信条——指引她成功地度过全部艺术生涯的信条。 倘若某次音乐会或歌剧演出之前,当她想到某个特别困难的乐段,感到不安而怯台时,她就牢记呼吸,心中也就踏实了。她深信这会像一条健壮的臂膀一样,挽扶她通过每处险境,而决不会让她摔倒。她也将这当着一付镇静剂:站在台上等待伴奏弹着开始的几小节,她深深地呼吸几次,那扑动的心就会平静下来。

“沈诗任笔”与“孟诗韩笔”

时至秦汉,人们对于文学的观念还是糗糊的,常把文学作品和非文学作品混为一谈。发展到南北朝,这一观念才浙趋明晰,开始育了“文”和“笔”之分。刘勰认为有韵者为文,无韵者为笔;而萧绎(梁元帝)认为有情采的诗赋为文,议论叙述一类的作品为笔。

《文选》李善注词义训诂札记

近读《昭明文选》,发现李善注及所引他人的注文中,有的训释为目前各种辞书、字书所未收之义项,或辞书、字书虽已收有这些义项,然所引之例证,每每晚出,尚嫌未得其源。这些词很可能是当时比较通行的口语词、方言语词。

江淹文存目考

江淹(444—505)字文通,祖籍济阳考城(今河南民权),南朝著名文学家。6岁能诗,文名颇著。《梁书》卷14、《南史》卷59有传,皆言其"自撰为前、后集"。《梁书》本传并言及篇数:"凡所著述百余篇。"《隋书·经籍志》著录江淹集9卷,又有后集10卷,并注梁代有江集20卷者。《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皆著录江淹前、后集各10卷。但从赵宋起,《崇文总目》、《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诸家公私书目只著录江淹集10卷。

新版《辞源》近代语词若干条目解说商兑(下)

三、语源失考103页“九百”条第一义:“宋人讥讽痴呆、精神不足的人为九百”。此条吸取了张相《诗词曲语辞汇释》的解说,是正确的。但何以“九百”能表此义?似应作进一步的探讨。按“九百”或作“九佰”、“九陌”,本指钱陌不足。《汉书·食货志》:“仟佰之得。”颜师古注:“仟谓千钱,佰谓百钱。”《南史·梁简文帝后论》:“初,武帝末年,都下用钱,每百皆除其九,谓为九佰。”《梦溪笔谈》卷四:“今之数钱。

古代文秘概念琐谈

计会在发展,一些词语也在变化,有的古今义完全不同。比如《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廉颇)宣言曰:“我见相如,必辱之。”这里的“宣言”是“扬言”的意思,而今义的“宣言”

一个尚法令与议论的王朝

我觉得"专制"与"人治"这两顶帽子,是不应该戴到宋王朝头上的。倒是宋人自己的总结——"本朝治天下,尚法令、议论",非常精准地概括了宋代的治理特点。对于今日正在构建的国家治理体系来说,"尚法令"与"尚议论"的治理传统也不无启迪意义今天人们评价中国古代政治,有两个词大概是用得最多的,一个是"专制",一个是"人治"。不过我觉得,如果宋朝人听了今人的评价,肯定第一个表示不同意。

继往开来的选学家黄侃(季刚)

新选学的源头在中国,代表者、开拓者就是黄季刚先生。他是以文学批评为武器探讨选学的第一人,他认为只有在理论的指导下才能高屋建瓴,才能胸怀全局,以简驭繁,才能对具体问题做出符合实际的分析,得出正确的结论。黄氏文选博大精深,区区《平点》,处处闪烁着真知灼见之光辉。

教会复苏

1979年,经过“死荫的幽谷”之后的中国教会,终于迎来复兴的曙光,一批教堂陆续得到开放……至今15年过去了,为了纪念这一特殊的日子,数算神的恩典,本刊约请当年在全国开放最早的几个教堂,写来纪念文章。让我们一道回顾往事,瞻望未来,献上我们的祈祷,求神继续祝福带领中国教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