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甘总督升允《奏请将御史安维峻开复原官片》钩沉

在清宣统元年某号《政治官报》中,刊登有陕甘总督升允当年卸任前所呈《奏请将御史安维峻开复原官片》。文中概述安维峻于光绪二十年言事获咎后被革职遣戍、延期释回,以及在甘肃纂修本省通志等事迹,并对安维峻德才给予中肯评价,建议朝廷开复其原任福建道监察御史之职。该奏片是反映安维峻仕宦沉浮的重要历史文献,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鉴于文献尘封已久,至今鲜为人知,有必要作一番钩沉索隐、发掘剖析的工作。

晚清优拔贡考试与山东巡抚袁树勋联衔入奏——关晓红《科举停废与近代中国社会》补正

关晓红教授《科举停废与近代中国社会》第三章停罢科举的善后措施里,对山东巡抚袁树勋电邀各省联衔奏请停止优拔贡一事,做了认真的评述。我认为,关晓红教授的分析,对山东巡抚袁树勋电邀各省联衔奏请停止优拔贡一事涉及的一些问题未充分廓清,尚有可议之处。本文拟利用相关档案文献资料,对这一史事略做补正,以期对晚清内外群臣在优拔贡考试停留问题上的态度和反应有一个更加全面的认识。

卫绾奏请开启罢黜百家的先河

在统治思想需要转化的汉武帝初年,丞相卫绾奏请罢黜治法家、纵横家者的事件引人注目。从论述汉武帝初年的学术背景切入,辨析卫绾撰写奏请的能力、奏请的时间、奏请罢黜贤良中治法家纵横家者不是独尊黄老等相关问题,探究卫绾奏请的历史意义,认为卫绾奏请开启了罢黜百家、表章六经的先河。

唐代德政碑刻制度源流考

德政碑刻制度的產生與演變反映了中國古代王朝國家與民間社會的多級互動。東漢末,立碑由民間社會主導。曹魏、西晉試圖以制度禁碑,均未成功。裴松之提出“朝議立碑”,進而演變成梁、陳的“奏請立碑”,北齊、北周亦有借鎰,這使得“自由立碑”奥“禁碑”之間達成了平衡。唐承前制,多有創設,奏請程式更馬完善。德政碑刻作馬民間社會的發聲渠道,被正式納入國家制度體系。安史亂後,唐廷并未放棄對德政碑刻的控制。寶應年間,德政碑文須上報考功,此後德政碑文格外注重描述“奏請”過程,這是應對考功司審查的辦法。唐代德政立碑制度承前啓後,因時而變,顯示出極强的韌性和張力,對後世影響深遠。

何以张冠李戴:再论《出使各国大臣奏请宣布立宪折》署名错误

1905年9月24日,革命党吴樾炸弹袭击以考察宪政为主要目的五大臣出洋考察团,炸弹案的发生推动政府官员一改此前对于宪政保持缄默之态,开始就宪政改革公开建言,其中驻外公使联衔陈奏的《出使各国大臣奏请宣布立宪折》颇具代表性,其宪政建言或被国内官员借鉴,或与国内官员提出的宪政建言遥相呼应,尤其是该折直接影响了考察团的考察行程以及考政大臣归国后的陈奏,如果研究者对奏折不仔细品读,极易将该折误认为考政大臣的论调。

明万历年间王府文官劣缺与宗室奏请

明万历年间的王府文官承续着前朝旧弊,旧顽新疾使王府文官缺官和庸劣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在这种王官劣缺的大势下,王府文官对行政职权多玩忽职守,其所掌宗室奏请之权首当其冲。宗室奏请混乱不堪,劣缺状态下的王府文官难辞其咎,而这种现象终又归因于制度的嬗变与行政能力的缺失。

明代职官奏请取问制度

明代职官奏请取问制度,是将职官犯罪情况奏报皇帝,由皇帝决定是否问罪。除了《大明律》"职官有犯"与"军官有犯"所规定的奏请取问之外,在各种典章制度中也有相关的规定。皇帝对奏请问罪的职官采取取问、不取问及便宜处置,既有制度上的依据,也有人为的因素,更有政治的需要,存在许多变数。职官奏请取问制度的设计与实施,既反映出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制度之君权至高无上的特点,也反映出官僚政治的特征,其中蕴涵的政治因素是值得关注的。

穿越时空的人才观——严修奏请开经济特科

欣喜查到一份资料,题为<戊戌履霜录>.书中有一纸<内外荐举表>,开列了时为仓场侍郎的李端,保举了16名维新派人士,其中有一个就是后来在贵州做学政的严修.严修,字范孙,天津人.他17岁中举,18岁成进士,任翰林院编修.……

宣统朝督抚奏请阁会评议

清宣统年间，作为封建统治基础的地方督抚与资产阶级立宪派的国会请愿运动互相呼应，迫使清廷作出了设立内阁和提前召集国会的决定。督抚奏请阁会的原因是多方面的：１．改革以图存，维护封建统治；２．拉拢士绅立宪派，稳固自己在地方的统治；３．对抗清廷的集权。就整体而言，督抚对阁会的态度有三种：坚持君主专制，反对设立内阁和国会的“反对派”；主张先设内阁，待机再开国会的“渐进派”；主张阁会同时成立的“并举派”。与立宪派的态度不同，督抚最终趋同于“主先立责任内阁，国会则暂署缓图。

欲令实惠及人,无如减放租税——元和四年白居易《奏请加德音中节目二件》奏议始末

元和四年江淮旱灾期间,白居易任左拾遗,写有《奏请加德音中节目二件》及《贺雨》等诗文,表达了他对朝局及百姓的深切忧虑。本文首先介绍旱灾情况,并通过对白居易《缘今时旱请减放江淮旱损州县百姓今年租税》《请拣放后宫内人》奏议的分析,阐述白居易对宪宗《亢旱抚恤百姓德音》的影响,并以白居易《贺雨》作结,分析白居易在元和四年亢旱期间奏议的态度。

剑河柳霁

清雍正时期,清廷在贵州东南开辟“新疆六厅”。其中就有雍正八年(1730年)在今剑河县柳川镇的清江厅。乾隆元年(1736年)十一月,张广泗奏请在柳霁(今剑河县南加镇柳基村)设分县。乾隆三年(1738年),柳霁建城(土城),后改建为石城。1936年(民国二十五年),撤柳霁分县。柳霁从分县城降格为山村。

读黄秀宝《过崖记》

剧本《过崖记》讲述的是古代南方某县,县狱因洪灾被淹,狱吏杜元平奉命迁囚,途遇女子落水,狱吏放囚犯刘青山救人,女子被救,刘青山却沉水失踪。县令马德成因杜失囚责任重大而暴怒。推断囚犯已溺亡,受被救者启发,杜元平提出“万民祭江泽德扬善”。希望以功抵过的县令亦觉此策甚妙,命杜呈文上报,竟获得知府的赞誉,并奏请朝廷加官进爵。不料刘青山劫后余生回衙续刑,破坏了县令的升官梦,且面临欺君之嫌。

妙论亲疏

唐朝大将军郭子仪驻守分州时,奏请朝廷任命一名州内的县官,但皇上却迟迟不作答复。他的下属们都很不服气,议论道:“凭着郭将军的功绩,奏请任命区区一个小小的属官竟然不批,皇上怎么这样不识大体!”郭子仪听了大家的抱怨,对大家说:“自从兴兵平定叛贼以来,各方藩镇武官大多飞扬跋扈,但凡他们有什么要求,皇上常常委曲求全,顺从他们。他这么做没有别的意思,只是对这些人不放心啊。现在我奏请的这件事,皇上认为不能办而搁置下来,这表明他不把我看得同一般武官一样,而是亲近厚待我。你们应该恭喜我才对!”

清未内蒙古中西部垦务档案: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见证

清政府对蒙厉行封禁政策,禁止各盟旗相互往来,同时以长城为界,严禁两地人民相互往来。清末局势动荡,内忧外患不断,清政府不得不改变传统的治蒙政策,遂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开始,对蒙古地区推行“移民实边”政策,并批准岑春煊的奏请,委派兵部侍郎谷为督办蒙旗垦务大臣,开始在内蒙古中西部地区放垦。共同的命运把内地和边疆各族人民更加紧密联系起来,也标志着长期存在的内地与边疆地区经济文化交往提高到了官方政策的层面,极大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天启四年朝鲜使臣的北京之行——以洪翼汉《华浦先生朝天航海录》为中心

天启四年,朝鲜国王李倧再次派使臣前往北京,奏请明廷尽快派诏使完成对其即位的封典。对此,《明实录》和《李朝实录》等中外文献缺乏记载,而随团出使的书状官洪翼汉的《华浦先生朝天航海录》以日记的形式详细记录了朝鲜使臣这次出使的路线以及围绕李倧的封典所展开的外交活动。

试论明代官吏对宗室犯罪的影响

明代的宗室犯罪原因复杂,笼统地说,它与落后的分封制度的推行是分不开的,具体而论,宗室犯罪则有着各自不同的原因,或因为辅导官的失职,或由于王府下人的诱导,也有亲郡王管理的问题,但礼部、地方布政司、府、州、县等衙门的官吏以及奉差至王府的官员,他们在参与处理宗藩事务过程中,对宗室利益的损害,也是导致宗室犯罪的重要因素。

清代贵阳书院管窥

书院之名起于唐代,当时只是校刊和收藏经籍的场所。自北宋以后,逐渐成为聚徒讲学的一种重要教育形式。书院在宋、明各朝都有过兴盛发达时期。清廷对书院采取先抑制后扶植的政策。清初入关,为了巩固其统治,思想上采取民族牢狱政策,并辅以高压手段。

《湖北官书局版刻图录》前言

晚清谕示各省设局刻书,虽然朝廷是从维护自身统治地位出发而作出的决策,但在客观上却起到了传承古代文明、弘扬民族文化、保护古代典籍的作用。由各官书局刻印的＂局本＂,成为民族文化遗产中一笔不容忽视的财富。不说别的,仅举由经学大师、浙江省局总办俞樾倡议,两江总督李鸿章奏请,湖广总督李瀚章联络,金陵、淮南、湖北（崇文）、浙江、江苏五局合刻并由湖北官书局汇印成《二十四史》一例,便称得上功德无量,足以彪炳千秋。

道光皇帝的“俭”与“奢”

道光皇帝旻宁在位30年,在为政治国方面亮点不多,只能算是中庸守成之君,但在历代君王中崇尚节俭这一点上恐怕是举世公认的。清代笔记中对道光皇帝的节俭佚事多有记载。据说道光皇帝还是皇子的时候,就极其节俭,甚至晚上只买五个烧饼,他和福晋各吃两个,其余一个给大阿哥奕讳吃。贵为天璜贵胄。

略论明成祖的用人策略

建文3年(1402),朱元璋第四子燕王朱棣进入南京,历时3年的靖难之役结束,全国传檄而定。他随即登上帝位,这就是历史上的明成祖,也就是史称的永乐大帝。明成祖在位22年,以他的雄才大略使明王朝进入了鼎盛时期。明成祖的夺位成功与永乐年间出现了许多能臣和名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