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汉简看汉代奏议书写形态的法定性与视觉修辞

奏议起源于先秦的朝堂议政,是臣僚向君王谢恩、陈请、议政、进谏的文书。在汉代“以文御国”的背景下,出于行政需要,文质兼备的奏议章表应运勃兴。奏议文书往往“因事而发”,蕴含着非凡的政治智慧,具有政治实用性;其内容、格式、书写等具有固定的套语格式和鲜明的制度化特征。其文本对特定称谓和程序化语言的运用,表明其书写形态的法定性。传世汉代奏议多出自史书载录,大多曾经史家“裁剪”,“过滤”了其书写形态运用视觉修辞的诸多“细节”,有碍于一窥奏议之“全豹”。借助西北汉简实物,可直观奏议文本特定称谓与程序化语言及其书写借助字体大小、隶草变化、笔划夸饰等书写视觉效果变化,突出奏议文本物化形态的视觉修辞策略,借以强调文本书写与礼制的内在联系。

《周易》与北宋治国理政思想——以《宋朝诸臣奏议》为中心的考察

北宋士大夫为复兴三代之治,重建王道政治秩序,主张以经术治天下,重视经学的经世功能。在探索王道的过程中,士大夫以《周易》为经世之大法而推崇备至,并注重运用《周易》义理指导现实的政治实践。他们通过在奏议中引用《周易》经义议论时政,为朝廷提出合乎圣人之道的治国之策以实现儒家通经致用的理想。在北宋奏议中,士大夫不仅以《周易》经义培育皇帝的政治道德,而且还从《周易》中厘定出内政治理原则施用于今,从修己、治人两方面充分展现了易学的经世指向。他们以《周易》经义作为评判现实政治得失的标准,批评并制止不合经义的政治行为,规正政治发展方向,从而使《周易》对北宋治国理政思想产生了深远影响。

宋朝诸臣对金朝的肯定性言论研究--以奏议为中心

宋朝文臣、士大夫形成了积极参与朝政,关心国事,发言盈庭的传统。宋朝诸臣向皇帝所上奏议(奏札、奏疏),除了利用传统的儒学经典、三代之治、祖宗之法、前朝故事等传统政治资源对皇帝提出意见和建议外,还有相当数量的奏议利用宋金对峙的局面,对金朝的政治、军事、人物给予肯定性的评价。这些肯定性评价有的来自个人亲历,有的来自风闻,其意不在于肯定金朝本身,而是针对宋朝现实存在的政治、军事、对外战略等问题。奏议作者主观上希望通过肯定金朝的个别事物,从而达到使宋朝皇帝看到本朝存在的一系列的问题,努力加以改进,从而兢兢业业,励精图治,实现上奏者理想的状态的目的。

论汉代奏议的经典化——以《史记》为例

汉代奏议是汉代散文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汉代文学的代表文体之一。在其经典化过程中,以《史记》为代表的汉代史传文学发挥了重要作用。《史记》依据四条标准对汉代奏议进行了最早的筛选,按照四种类型对汉代奏议进行保存,这是汉代奏议经典化的前提条件。《史记》“以文传人”的撰写方法,也有力推动了汉代奏议的传播。《史记》还包含了汉代奏议的最早注解与评价资料,不仅为后世研究提供了丰富可靠的第一手材料,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也是汉代奏议经典化的重要环节。在诸多因素的共同影响之下,汉代奏议的经典地位在汉代已得到初步确立。

苏轼两浙仕宦的治政策略与理念——以奏议为考察中心

苏轼一生三次仕宦两浙,知杭州期间频繁上书宋廷,奏请赈灾恤患、修缮官舍、减免赋税等事。在两浙治理策略上,苏轼采取了轻税薄赋以宽减民力、浚湖开河以恤吏便民、纠贪刺恶以礼刑平等的措施,表现出勤政务实的政治品格。苏轼两浙治策体现出民本、均平与豫立的治政理念。其勤政爱民的儒家人格与治政业绩,赢得两浙士民高度赞誉。

论“左雄奏议,台阁为式”

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评价说“左雄奏议,台阁为式”,阐述了左雄的奏议类文章在我国文学史上的特点和地位,这是建立在梳理古代奏议类文体从产生到发展的脉络基础上得出的精到表达。左雄的奏议文作为东汉奏议类文章的典型代表,对于研究其时及此后的同类文章创作,有着较为重要的参考价值。

张辅之《太仆奏议》版本述略

张辅之是明万历十四年(1586年)进士,历任行人司行人、礼科和工科给事中,兵科都给事中、南京工部尚书等职,《太仆奏议》是他任职期间的奏疏汇总。该书共四种刻本,最早的刻于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天启前期本刻于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七月至泰昌元年(1620年)十月,天启后期刻五卷本乃是后期补刻而成,乾隆刻本由张辅之六世孙张瞻淇、张瞻洛刊刻而成。《太仆奏议》从明刻本到清刻本的变化,是中国古代书籍出版文化与政治互动的一个缩影。

丁未周爰诹奏折事件研究——以留学事务为中心

光绪三十三年(丁未)六月三十日(1907年8月8日),翰林院侍读学士周爰诹上奏清廷整顿学务一折两片,奏请将留学东西洋之官费、自费学生尽行撤回,悉令归国,其以前毕业回国者一律毋得录用为乡官,并停止开设女学堂。奏折消息迅速传出,即刻引起朝野关注。在极短的时间内,各报章纷纷报道评论,反对周爰诹的各项主张,留学政策的走向成为舆论焦点。张之洞执掌学部后,学部对周爰诹奏折达成统一意见。九月十六日(10月22日)内阁会议政务处和学部议覆周爰诹奏折,强调派遣留学生的必要性,反对撤回留学生和停止游学毕业生考试,强调留学生仍是预备立宪新政所依赖的人才,留学政策得以保持稳定。会议政务处和学部议覆周爰诹奏折也成为报刊舆论关注的中心。

奏议在古代书目中的归类变迁

作为君臣之间交流的媒介,奏议在汉代以档案文书的形式被保存到史传中,一些奏议草稿则被编入私家著述中,成为子书的重要文献来源。魏晋时期尤为看重奏议文的审美特性,奏议集归属于集部;私家著述中的一些奏议性质的言论也被编入个人文集中,这即是“子书入集”现象。唐宋时期奏议集编纂的兴盛和奏议在集部中的单独立目,本质上是奏议政治和史学价值再次提高的表现,属于文学的史化现象。逮至明代,奏议开始在史部中独立,并在清代集大成的目录学专著《四库全书总目》中最终确立了在史部中的独立地位。奏议在古代书目中的归类变迁反映了不同历史时期奏议文学性和政治实用性的博弈,也可管窥奏议观念的时代变迁。

宋代政务处理中奏议留中的非制度性现象——以宋仁宗时期为中心

皇帝通常对既定政治制度不能随意兴废,但可在政治运行过程中使非制度性政治行为常态化。宋仁宗时期,政务处理空间后移,官员奏议多呈送禁中,待君主以文书裁定。在这一过程中,仁宗有意扩大了留中奏议的范围,使得奏议留中成为奏议处理的常态化手段。当皇帝留中奏议,欲以己意下发诏令时,若两制官员以缴还词头的方式阻滞政令下达,皇帝则会以熟状或内降的形式下发政令,从而绕开两制官员。官员对奏议留中的异议多针对政事本身,并不针对将留中作为奏议的处理方式。非制度性奏议留中这类政务处理方式有效弥补了正式制度的缺陷,使得君主的政务处理方式更加多元且富有弹性。

明代《包孝肃奏议》版本源流考释

《包孝肃奏议》在明代产生了多种版本。这些版本依据其刊刻地和刊刻者的不同,可分江西刊本系列、庐州刊本系列、开封刊本系列、端州刊本系列和其他刊本5大类。其中,明正统元年(1436)刻本是现存最早的版本,其他刊本对正统本多有借鉴。明版《包孝肃奏议》的传世,既与该书在传世中出现的“故刊不存”和“读者病之”的状况相关,也受到了明代“致用”学风和该书“以文化人”作用的影响。

北京市考古研究院藏宋本《国朝诸臣奏议》文献价值初探

北京市考古研究院藏《国朝诸臣奏议》,属于宋刻元明递修本系统,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其一,可订补《中华再造善本》影印上海图书馆藏宋本《国朝诸臣奏议》的序跋、目录缺失;其二,据书中所载目录及钤盖的纸坊印记,可推定《国朝诸臣奏议》编刻过程的细节,及《国朝诸臣奏议》书版刷印时间的下限;其三,通过与其他传本典籍所载宋人奏议的比勘,宋本《国朝诸臣奏议》有值得重视的校勘与辑佚价值。

明清时期《包孝肃奏议》版本源流考

清版《包孝肃奏议》版本多,刊刻原因复杂,与明版《包孝肃奏议》之间的关系密切。明版《包孝肃奏议》在传世途中,形成了不同刊刻思维和演变线。清人在刊刻《包孝肃奏议》时,参考了明庐州刊本体系和明端州刊本体系,从而形成了“明刊本系列”。同时,清人打破明人的思维定式,新刊刻成了“元版《包孝肃奏议》系列”和“张纯修本系列”的《包孝肃奏议》,并使《包孝肃奏议》刊刻事业在清代迎来了繁荣期。

《文心雕龙》奏议类文章文体观探微

刘勰的《文心雕龙》探讨了奏议类文章的起源和概念,选取了历代典范奏议文,概括了奏议的文体特点与写作规范,表现出刘勰鲜明的奏议文体观。刘勰认为,奏议文发源于《尚书》,作为臣僚向帝王上书进言的一类文章,可以陈说政事、讲解典范礼仪、请示紧急事件、检举弹劾不法,呈现出典雅、深峭的风格。

刘锦棠奏议的思想内容与艺术特色

晚清著名将领、新疆首任巡抚刘锦棠为新疆的建设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其政治观点和思想主要体现在著作《刘襄勤公奏稿》中。本文以《刘襄勤公奏稿》为主,分析和论述刘锦棠奏议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

21世纪以来宋代奏议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21世纪以来,宋代奏议文献逐渐进入历史学、政治学、文学等领域学者的研究视野,成为研究的新热点。回顾二十多年来学界的研究成果,宋代奏议的研究无论在研究视角的广度还是理论探索的深度上都有了较大的发展,积累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但以往研究的重心主要在史学、文学领域,而对于奏议文献本身思想内容的挖掘略显薄弱。作为士大夫言政议政的重要载体,治国理政思想才是奏议最核心的价值。在当前将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国家治理过程的新形势下,从宏观角度把握两宋奏议中的治国理政思想理应成为未来研究宋代奏议的重要方向。

从《石渠议奏》看石渠阁会议

西汉宣帝时期召开的经学会议——石渠阁会议对后世影响深远。汉宣帝亲自参与此次会议并进行最终的裁定,最后增立了诸多博士学官。通过对石渠阁会议召开后流传下来的《石渠议奏》进行分析,不难发现汉宣帝召开石渠阁会议虽是论五经异同,但实质是为了将经学与政治进行融合,消除原有经义中对统治不利的观点,重新确立一套能稳固自身统治的经学体系。石渠阁会议后,经学虽有所统一,但在西汉后期直至东汉造成了章句之学日渐繁琐、经学谶纬化,甚至是今古文经学对立的局面。

万历二十五年的石星、沈惟敬案——以萧大亨《刑部奏议》为中心

丰臣秀吉侵略朝鲜战争期间(1592-1598),明朝方面的主和派在万历二十四年(1596)九月册封丰臣秀吉活动中遭遇失败,其代表人物兵部尚书石星、册封副使沈惟敬于次年下狱论死。关于石星、沈惟敬之论罪,当时史籍大多语焉不详,或出传闻,难足采信。根据新近发现的海外孤本刑部尚书萧大亨《刑部奏议》中的相关审判记录来看,石星、沈惟敬案背后涉及到明朝对外战略决策转向与明朝军政大臣的内部政治斗争。明朝在册封"失败"以后对日开始采取强硬手段回应,追究石星、沈惟敬等讲和派的责任是国内国际政治形势发展的必然需要,而主和派的失势和明朝军政大臣的内部矛盾,也是促使石星、沈惟敬二人被治罪的重要原因。

晚清筹边改省奏议与治边政策概论

近代以来 ,随着清帝国的衰败和西方列强的入侵 ,中国边疆地区普遍出现危机 ,边疆问题越来越引起国人的关注。从近代早期的龚自珍、魏源等著名士人到后来的左宗棠、岑春煊、赵尔巽、张荫棠、徐世昌等廷臣疆吏 ,在不同的时期和不同的背景下 ,提出了筹边改制的种种设想和主张 ,对清朝政府改变传统治边政策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各方人士关于筹边改制的具体意见虽不尽相同 ,但有一个共同的观点 ,即主张废除边疆地区“因俗而治”的多元化管理体制 ,通过建立行省 ,使边疆与内地“联为一体”。

行文得体理切气劲--包拯《上殿札子》赏析

上殿札子是宋代群臣上殿陈事所用的上奏公文,多用于奏请事宜、建言献策及谢恩等。官员上殿时,携带写有奏事内容的文书,奏事完毕后呈递君主,此文书便被称为“上殿札子”,又称为“殿札”“奏札”等。[1]宋人文集中收录了不少题为《上殿札子》的文章,名臣包拯所作这道奏札是比较知名的一篇,颇受后世推崇,先后收录于南宋赵汝愚《宋朝诸臣奏议》(题目改为《上仁宗论旱灾得雨》)、明朝杨士奇所编《历代名臣奏议》等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