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清宫内务府汉文奏销档看织染局种种

文章基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内务府汉文奏销档中关于织染局的七份档案,通过梳理乾隆和嘉庆年间内织染局设置及所辖人、财、物变更等重要事项,分析了清朝中期织染局的沿革历史、人员构成和分工、所用物料、织造品类和使用去向等种种问题,阐明了织染局作为清代官营织造机构之一的特殊性质和使命,以及与江南三织造的联系和区别。织染局作为清代唯一一处位于京内的官营织造机构,其用丝主要来自江南三织造的供应,在匠役的来源上也与江南地区有着密切联系。由于地理条件及生产规模所限,织染局所产丝织原料质量、生产规模和产品类别均不能与三织造相比。但是作为随传随办的织造机构,织染局能够灵活应变,满足上用和内用的临时需求,因此在清代官营织造机构中具有特殊地位。而且,自乾隆十七年(公元1752年)织染局迁入万寿山演化为耕织图后,不仅通过精简人员和技艺优化来扩大生产品类和提高产品质量,更与皇帝倡导农桑的政策紧密结合,逐渐形成兼具实际生产意义和政策示范性的场所,同时也满足了皇帝对江南田园生活的向往,成为承载官营生产织造和皇帝人文思想的理想机构。

乾隆朝北京内城官房价格研究——以《内务府奏销档》为例

清代北京城以“旗民分居”为原则,内城主要由旗人居住,而房产最初由官方统一分配。然而,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房产逐渐进入市场流转,既有民间自己买卖者,也有通过官方统一出售者。本文根据《内务府奏销档》乾隆朝的九件内务府官房出售和店铺租赁档案,以“入官房产”售卖作为切入点,以期厘清乾隆朝中叶至后期北京城的房产价格,地域差异,购买程序,房款支付原则,以及购房者身份等问题,从而反映出乾隆朝北京城房价总体趋势,从一个新角度反映出18世纪中叶经济发展情况和旗人的购房策略。

清代的抄家档案和抄家案件

在清王朝中央的档案中,保藏有为数不少的“抄家”档案。其中包括清代历朝皇帝关于宣布某一官僚贵族的罪行,决定对其治罪抄家的谕旨;奉派前去执行查抄任务的大臣或地方官对查抄经过的奏报;详细无遗的财产清单以及对这些财产的不同处置;等等。这些档案分散在《上谕档》、《内务府奏销档》、《军机处硃批奏折.内政职官类》和《法律类》,以及吏科和刑科的《史书》中间,将之集中起来进行分析研究,颇能说明清史中的若干问题。抄家,是中国封建社会长期以来就存在着的刑罚。大体说来,历代王朝对于一般人民的刑事犯罪,可以在判处笞、杖、徙、流、死刑以外再附带处以一定的罚金,这些罚金可以作为给受害人的物质赔偿(如常见的烧埋费、汤药费等),

档案托裱严防内容失真

在修复明清档案的过程中,常见档案有贴补、挖补、涂改、重描以及加宁等情况。根据上谕档的调查,嘉庆二十二年十二月份上谕档编号942(二)共有档案146张,其中50张经过贴补计91处。道光六年十月份上谕档编号943(二)共有档案150张,贴补45张计76处。道光七年九月份上谕档共有档案157张,贴补53张计74处。以上三册档案共453张,贴补148张计241处。每处一至数字不等,所贴补的张数,将近占了总张数的三分之一。其它如奏销档、宫中档等也有不同程度的类似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