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藏黑水城TK326号写本与《契丹藏》的关系考辨

黑水城出土的TK326号写本抄录了《佛说菩萨本行经》、《贤愚经》和《佛说护净经》。此前学者们关注较少,尚无专门的研究。笔者从千字文帙号以及《契丹藏》校勘记两个方面,阐明TK326号写本抄录的三种佛经与《契丹藏》紧密相关,它所依据的底本应为《契丹藏》或依据《契丹藏》刊刻的单刻经。此前学者们大多是从西夏文献中体现的与辽代佛教思想相近的内容来说明辽与西夏的紧密联系,本文试图揭示西夏和辽之间佛教典籍的交流情况。

房山石经与《随函录》·《契丹藏》·《开元录》的关系之探讨

半个多世纪以来，中、日佛教学者对房山云居寺辽、金两代刻有《千字文》编号的石经和辽代《契丹藏》进行了初步的研究，并已取得很多成果。但是其中关于《契丹藏》和辽、金刻石经之本藏部分（第1－480帙）的编目问题，以及辽、金对经之本藏部分所据底本的问题，仍有深入探讨的必要。学者们曾经提出过一些看法，如《契丹藏》是据五代石晋时可洪的《新集藏经音义随函录》进行编目；“辽刻房山石经是以《契丹藏》为底本的复刻本”，但是近十年来，我们经过《中华大藏经》的编辑、校勘，对上述看法发生质疑，认为上述的观点有不正确和不准确的地方，值得商榷。

与《契丹藏》有关的一件石刻——读辽咸雍四年刊《新赎大藏经建立香幢记》

《契丹藏》是一部卷帙浩繁的佛教文化典籍,它的刊印与流布是辽代中晚期社会文化与宗教活动中的一件大事。涿州歧沟关天王院遗址出土的《新赎大藏经建立香幢记》刻石的题记文字,透露了有关刊印大藏经的一些信息,为研究辽代燕京地区的历史和寺院经济提供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

论辽代汉人与《契丹藏》的雕印

《契丹藏》的刊印与流布是辽代佛教史乃至中国佛教史上的一件大事,综合山西应县木塔、河北丰润天宫寺塔的《契丹藏》实物资料与辽代的文献、石刻资料,可证《契丹藏》的雕印是官方行为,主要由辽朝政府出资,其刻经机构组织缜密,总领《契丹藏》雕印者多为燕京名刹大寺的汉人高僧,如诠明、觉苑、琼煦等,并在燕京设有专门机构"印经院",设"判官"一职,总体负责佛经雕印事宜,担任此职者多为汉人,印经院又下辖各个寺院,由各寺僧人承担提点、校勘、雕印等各项具体事务。《契丹藏》雕印过程中,官方力量是主流,而民间力量也积极辅助,如众多佛教信徒以无偿施助、"有偿"赎买的方式给予资金支持,各种刻经组织和刻印经文的手工业作坊则提供相应技术支持。正是辽朝政府与燕京寺院、民间的鼎力合作,保证了《契丹藏》雕造质量精良。辽朝诸帝均不遗余力地推崇佛教,是因为佛教对于消除汉人与契丹统治民族间的对立与隔阂大有裨益,汉人为辽朝佛教事业发展的主要引领者,符合辽朝长治久安的需要。

有关《契丹藏》的几个问题

《应县木塔辽代秘藏》(以下简称《秘藏》)一书的出版,使我们得睹此项珍贵藏品的全貌,欣喜之至。经反复披览,发现有些问题仍值得商榷,现记于下,以供同好进一步研讨。

《契丹藏》与《开宝藏》之差异

《开宝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雕印版佛教大藏经,历来受到尊崇。《契丹藏》是第二部雕印版大藏经,仅晚于《开宝藏》几十年,也一向为世所重,但因无印本传世,被称为"神秘的大藏经"。直到1974年,山西应县木塔佛像内发现《契丹藏》部分原卷之后,学术界才有可能对它进行深入研究。近10年来,学者们分别对《契丹藏》和《赵城金藏》进行了比较细致的考索,揭示出不少前所未知的史实,使我们能够对《开宝藏》和《契丹藏》的差异、短长等问题进行初步的比较。这一问题在汉文佛经史上关系较大。

山西应县佛宫寺释迦塔发现的《契丹藏》和辽代刻经

山西应县佛宫寺释迦塔,建于辽清宁二年(1056年)。塔系木结构,遂以"应县木塔"闻名于世,是我国现存最高最古之木塔。1974年7月于四层主像——释迦牟尼腹内,发现了一批极其珍贵的辽代文物,其中以十二卷《契丹藏》和其它三十五卷辽代刻经数量最大,内容也最丰富。本文仅对此略作介绍和探讨。

再谈《契丹藏》的雕印年代

《契丹藏》有两种版本《文物》1982年第6期刊载有关《契丹藏》(亦称《辽藏》)的报告及论文,断定《契丹藏》是在辽圣宗统和年间雕印的,因而称之为"统和藏"。笔者对此持不同意见,曾撰《【契丹藏】的雕印年代》一文(载《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第5期),认为:《契丹藏》的雕印始自辽兴宗重熙年间,终于辽道宗咸雍四年(1068年)。1986年,《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第9期发表了《论辽朝大藏经的雕印》一文(以下简称《论辽藏》),作者经过多方面考证,再次断定:《契丹藏》雕印于辽圣宗时期。

房山石经与《契丹藏》

一、石经之肇始我国之有石经,始于汉灵帝熹平年间,在辟雍里安置石碑,把儒家几种重要经典镌刻于上,作为定本,使读书人可以传抄;如文字有出入,亦以此为正。当时所刻被称为“熹平石经”,计有《周易》、《尚书》、《鲁诗》、《仪礼》、《春秋》、《公羊传》和《论语》七部。后至曹魏又有“正始石经”之刻。儒家刻经也影响到佛教徒。在北齐时代,山西太原风峪刻了《华严经》,山东泰山经石峪刻了《金刚经》,徂徕山刻了《般若经》,河北武安北响堂山刻了《维摩诘经》。

吐鲁番博物馆所藏《契丹藏》佛经残片考释——从《囉嚩拏说救疗小儿疾病经》看《契丹藏》传入高昌回鹘的时间

吐鲁番博物馆藏汉文印本佛典主要刊布在《吐鲁番柏孜克里克石窟出土汉文佛教典籍》一书中,通过对这些印本的考察,从已定名及未定名印本佛典中又比对出几件《契丹藏》佛经残片。对其中新发现的《囉嚩拏救疗小儿疾病经》残片进行了考释,认为吐鲁番《契丹藏》传入时间上限应在11世纪末至12世纪初,其下限应在12世纪末,这些残片的发现表明了古代高昌地区佛教文化来源的多样性。

《契丹藏》的雕印年代

1974年在山西应县木塔修缮工程中,于四层主佛塑像腹内发现了一批辽代珍贵文物。 1979年在国家文物局主持下,由山西省文物部门与中国历史博物馆组成"应县木塔文物整理组"负责整理研究工作。经过三年的整理加工,已由荣宝斋修复完毕。重要文物有契丹藏、刻经、写经杂抄、刻书、绘画、木版彩印佛像等,总计一百六十件。这批辽代文物的发现填补了我国印刷史的空白,其中的契丹藏是首次发现,尤为珍贵。这批辽文物对于探讨辽代历史、文化具有重要意义。《文物》1982年第6期发表了有关简报和部分研究文章。1982年7月,整理组曾选出一部分有代表性的文物邀请有关领导、专家参观,征求意见。现将部分专家对木塔文物的学术见解在本刊作为笔谈发表。

辽刻《契丹藏》发微

1974年在山西应县木塔修缮工程中,于四层主佛塑像腹内发现了一批辽代珍贵文物。 1979年在国家文物局主持下,由山西省文物部门与中国历史博物馆组成"应县木塔文物整理组"负责整理研究工作。经过三年的整理加工,已由荣宝斋修复完毕。重要文物有契丹藏、刻经、写经杂抄、刻书、绘画、木版彩印佛像等,总计一百六十件。这批辽代文物的发现填补了我国印刷史的空白,其中的契丹藏是首次发现,尤为珍贵。这批辽文物对于探讨辽代历史、文化具有重要意义。《文物》1982年第6期发表了有关简报和部分研究文章。1982年7月,整理组曾选出一部分有代表性的文物邀请有关领导、专家参观,征求意见。现将部分专家对木塔文物的学术见解在本刊作为笔谈发表。

北京古代出版的兴起——从房山云居寺石经到《契丹藏》

北京最早的出版活动始于隋唐时期高僧静琬整理和雕刻石经,以辽代《契丹藏》的雕刻为标志,北京地区的出版正式兴起。本文结合文献记载,阐述了从南北朝几次灭佛运动带来的北京房山石经山石刻经版的源起、发展与雕刻佛经的传播,对后来的辽代雕版佛教经卷《契丹藏》的影响以及辽南京活跃图书贸易和辽南京书肆的经营,体现出辽南京城南北文化交流中心地带的历史地位,描画出了北京出版的初步发展。并且从同时期出土的文献与文物,可以看到,北京地区出版发展的起步及其发展水平与中原政权控制地域的图书出版起步基本保持相近的水准。

10-14世纪中国与朝鲜半岛的汉文大藏经交流

汉文大藏经是中国与朝鲜半岛间佛教交流和图书出版交流的重大项目,有着典型意义。10—14世纪,中国刻本汉文大藏经流播朝鲜半岛前后分19次,传去20几藏,或由赐送,或为购买,是当时"贡赐贸易"的生动反映。朝鲜半岛与中国的佛教、出版交流,不是简单的接受,而是在中国的基础上,精益求精,不断发展,《高丽藏》的三次雕印,就是很好的例证。而且这种交流不是单一的、孤立的只是中国向朝鲜半岛的单向输出,而是双向的互动,循环往复、各擅其能、相互促进。

契丹人的宗教信仰与佛教的传播

契丹为我国北方古老的少数民族之一,曾经在我国的北方和西北地区活跃了近三百年。在建立政权和维护其统治的过程中,意识形态方面亦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即在宗教的信仰上,和其他的北方古代民族一样,也曾经过了自然崇拜、图腾崇拜和祖先崇拜这三个阶段。而且,在后来的发展中,儒教、佛教、道教等都对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特别是佛教的影响更为深刻。

“高丽大藏经”简述

一"大藏经"是汉文佛教经典的总称,它也具体指汇辑汉文佛教典籍而编成的一套大丛书.这是它的初始涵义.后来发展到泛指一切文种的佛典所编成的大丛书,如我国又有西夏文、藏文、满文、蒙文等大藏经,国外有巴利文、日文等大藏经,等等.可是最早的、流传有绪的,在世界文化史上影响最大的,还得数汉文"大藏经".它的内容,

赵城金藏考

藏经即佛经。分经、律、论三藏。据《开元释教录》所载,佛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早在汉朝就传入中国,距今已有一千七百多年。经历代翻译和中国佛教徒著述,到唐代开元年间,已有一千多部,五千多卷大藏经。其后有所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