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刀如笔——骨签书法契刻中的笔意追求

西汉契刻书法系统包括金文、陶文、刻石、骨签和印章等。在纸张尚未普及的情况下,契刻是文字表现的主要手段。韩骨签书法中没有发现毛笔书写的痕迹,笔画都是一刀而成,绝大部分骨签中未发现补刻现象。由于骨签书法的字径非常小,近乎“微刻”,通过骨签书法的刀刻痕迹推测先书后契的方法并不实用。因此,骨签书法的契刻方式为“书刻”,即直接契刻。这种直接契刻的方式与甲骨文中的小字具有相同之处,说明实践经验和实用需求对契刻手法具有直接的影响。直接契刻也促使骨签书法更具“刀笔意味”,这也正是骨签书法“书写性”特点形成的原因之一。

肥筆字與細體字的契刻特徵對比分析

甲骨文字中有部分筆畫較粗的文字和筆畫纖細的文字,筆畫較粗的文字被稱爲肥筆字,筆畫較細的文字本文姑且稱之爲細體字。由於體量和筆畫的粗細不同,肥筆字與細體字之間的契刻方法也必然有所區别,這種區别體現在文字筆畫上則是契刻特徵的不同。本文利用顯微設備對中國社會科學院古代史研究所藏部分保存狀況較好的肥筆字和細體字的契刻特徵進行分析。結果顯示:肥筆字大都經過兩刀契刻成形,而細體字一般都是一刀契刻成形。肥筆字的筆畫横截面較多出現不規則的情況,而細體字的筆畫横截面大多呈現規則的形狀。肥筆字和細體字都有多次契刻而成的筆畫,但是這種筆畫的數量並不多。

商代契刻卜辞于甲骨的动因

商代已有发达的笔墨书,比契刻更方便记录。商人契刻卜辞于甲骨,主要原因是占卜同时具有卜求和决策两个功能,卜求又包含决疑和祈请两部分,决疑只是卜问吉凶,祈请则是要通过与神灵进行反复的沟通和博弈以达成预期的结果,这需要把占卜所取得的兆象和占断向神灵汇报和展示;占卜过程本身也是决策过程,需要通过展示占卜的原状以证明决策取得神灵的支持具有正确性和神圣性。所以,商人把卜辞契刻在甲骨上面。

甲骨文中贞人不是卜辞契刻人——以契刻贞人字体不同为例

甲骨文是商代(约公元前17世纪-公元前11世纪)中晚期的文化遗存,是我国现存最古老的历史纪实,有着三千多年的历史。但关于甲骨文中贞人是不是卜辞契刻人的问题时至今日还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本文以契刻贞人字体不同为例,指出:甲骨文中的"贞人",就是卜问问龟的史官,而不是契刻甲骨文字的契刻者。而契刻甲骨文字还需有另外一批人。

从契刻到书写:甲骨文书法的技巧转换

契刻是殷商甲骨文书法主要表现技巧,而书写则是现代甲骨文书法的表现技巧。熟练的技巧是建立在对材质特点的悉心把握与对工具的熟练运用基础之上的。从技巧的角度来观照,我们可以发现从殷商甲骨文书法到现代甲骨文书法的两个极具个性色彩的转换:一是材质转换——从甲骨到纸张;一是工具转换——由刻刀到毛笔。这两个相互关联的转换,对于甲骨文书法的技巧转换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作用。从契刻到书写,两种不同的表现技巧造就了殷商甲骨文书法与现代甲骨文书法的艺术趣味与形态的差异。

从契刻记事到数字驱动——媒介进化视域下汉字字体的演变

伴随着媒介载体、书写工具等因素的不断发展,汉字经历“汉字七字”的演变并逐步走向规范。承载汉字的媒介经历了契刻记事、技术革新、数字驱动等诸方面的变革。汉字字体是在客观存在的技术条件下,通过特定的媒介载体辅助产生的,汉字字体与载体器物、书写工具和工艺技术等相关因素构成了一个紧密的有机整体,在共同作用之下,汉字字体从最初的雏形走向成熟。近年来,数字媒体的迅速兴起为汉字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提供了新的发展契机,汉字字体继续朝“人性化趋势”的方向发展演变。

甲骨文字契刻方法的初步顯微分析

甲骨文字是迄今爲止所發現的最早具有嚴密系統的中國文字,因爲它涉及文字起源,其内容亦極爲重要,故而一直是學術界研究的焦點之一。自甲骨文字被發現至今,學術界對甲骨文字的研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其中不乏對甲骨文字契刻方法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幾個方面:1.書與契的關係。董作賓先生是較早討論這個問題的學者之一,也是少數支持'先寫後刻'的代表,他認爲書與契是分工的。

契刻在上古至汉代时期文字演进中的作用探析

契刻自身或解散创构或饰形塑形的特性,成为上古至汉代中国文字演进的重要参与因素。单刀契刻体系的发展,从文字之初甲骨文因单刀契刻引起的“契刻式简化”,到西周甲骨文的自由草率、春秋战国刻款金文简约便捷的主流,再到秦汉文字结构上的“隶变”等,皆受到单刀契刻“构型”“解散”“草化”等作用的直接影响。双刀契刻体系的发展,得益于双刀、复刀契刻的“饰形性”和“塑形性”,不仅与殷商甲骨文、金文的原始仿形弧线与肥笔塑造相关,而且在西周金文大篆“篆引”风格的生成、春秋战国“鸟虫篆”等装饰美化大篆风格形成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并对秦小篆以及秦汉铸造金文中圆曲流美、典雅庄重风格的形成有着重要的影响。

賓組龜腹甲首刻卜辭契刻位置研究

釋讀和研究卜辭時,卜辭在甲骨上排列分布的先後次序,往往是我們首先要解决的問題。然而殷墟賓組甲骨卜辭不僅數量大,内容豐富,且龜骨並用,卜辭文例也十分複雜多變,尤其是一版多卜的龜腹甲上更是如此。在賓組龜腹甲上,同卜一事的卜辭,除常見的左右對稱外,還有上下對稱、斜向對稱、三角對稱等多種契刻方式.

甲骨契刻研究綜述

甲骨文字大多出土於河南省安陽市殷墟遺址,是契刻或書寫在甲骨上的文字,其載體主要是龜甲和牛肩胛骨,另有少量其它動物的骨骼。甲骨文字是迄今爲止中國所發現的最早的具有嚴密系統的成熟文字,它出自殷商王朝特殊人群之手,包括商王、貴婦、王室成員、卜官、貴族、各方巫師、地方要員等。甲骨文字"内容豐富,問題繁複,殘文斷句片羽吉光,無一不是商代的直接史料。"

浅论殷墟甲骨契刻——以故宫博物院藏甲骨为例

本文以马衡、谢伯殳旧藏甲骨为主要研究对象,从刻辞线条类型与刻写方式、刻辞的笔顺、刻辞中特殊的书刻风格三个方面讨论殷墟甲骨契刻问题,指出起刀多平圆的刻写方式较多,但不意味着在绝对数量上占优势,而刻手的笔顺及字形写法具有个人习惯特点,同时刻辞有时会使用复刀以呈现与书辞相似的书风特点。

试论刻画符号与文字起源——从舞阳贾湖契刻原始文字谈起

一贾湖遗址契刻符号的发现、分类与时代(一)贾湖契刻符号的载体计有龟甲、骨器、石器、陶器等,其中龟甲上的刻符九个个体,骨器上的刻符三个个体,石器刻符有两例,一例为一个单符,另一例为一组符号,至少有四个个体,陶器上有三例三个个体,共计二十个个体的符号。另外,契刻骨板和骨笛上的单画刻记未计算在内。

关于商代文字书写与契刻的几个问题

本文讨论商代文字的书写与契刻问题,可以小结如下:第一,有些学者根据甲骨文推测,商人的书写工具是刻刀,书写材料是龟甲和兽骨。其实,这是一种误解。实际上,商人的书写工具主要是毛笔,书写材料主要是简册。第二,甲骨文虽然绝大多数是占卜记录,但也有少量篇幅较长的记事刻辞。由此可知,商人已经能撰写长篇的叙事文字。第三,商代记事刻辞有骨牍,这应该是模仿商代木牍而制作的;商代记事刻辞的行与行之间画有一道道竖线,这应该是受了简册的影响。

“契刻-书写”的观念:华夏文字印窥源

自日人新关钦哉创华夏印章西来说已降,关于华夏印章起源的讨论成一极为重要的问题。近年,在中华文化复兴的大背景下,对这一问题的关注可谓如火如荼,因之乃有2016年在杭州西泠印社召开的国际印学研讨会,这表明在华夏印章起源的讨论上达到崭新的高度。会后结集为《篆物铭形：图形印与非汉字系统印章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此书在印学界以视野之开阔、讨论问题之前锋而影响甚巨。

试论契刻书法理论体系的构建

契，即刻，在这个意义上古作“巢”。王力《古代汉语》解释曰：“用刀刻。诗经大雅绵：‘爰契我龟’。”我们不妨把与契刻有关的书法统称之为契刻书法。

略说东夷契刻

文化史的新视野 中国书法以汉字为根基，书法文化的生成也就与汉字的发源相伴相生。在古东夷地区，远古文化遗址密集，从莒县大汶口文化到邹平丁公龙山文化，再到桓台史家遗址、高青陈家遗址等，东夷契刻一陶文、兽骨契刻一不断出土面世，昭示出了汉字书法的筚路蓝缕之功与远古文明的灵光闪烁。

晚商至武王克商前周地甲骨刻迹的契刻特征

周地甲骨刻迹指西周遗址出土的甲骨刻迹。由于周原甲骨族属将周地甲骨刻迹分为武王克商前和武王克商后两部分并分别论述其书法风格。武王克商前的甲骨文书风,带有殷晚期遗风,和书写习惯。此类甲骨片卜辞内容相对较多,字形较小大多随体而施,多刻于牛肩胛骨之上。笔者选出晚商至武王克商前的典型甲骨片并对其甲骨用笔、结构、章法作主要分析。

东夷契刻:中国书法的原生态——直插中华汉字根底基因的哲理对话

一、东夷契刻：学术史与书法史的新视野 1926年夏，王国维在清华国学院讲演《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见之学问》时指出：“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见。”[1]其中提到的甲骨文字、流沙坠简、敦煌藏经与内阁档案，在20世纪无一例外都成为了国内外学术界关注的“显学”。迄今为止，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了诸多学科不仅自身已经形成了完备的历史与可观的规模，而且随着学术研究的新方法与新趋势的引进，纷纷产生了重要的跨学科影响。

礼仪文化视野中的汉字契刻

儒学背景下的汉字契刻,通常崇“正”尚“古”。在实际的使用中会出现“尊者”用“正”,“卑者”用“俗”和以“古”为“尊”,以“今”为“卑”的现象。“正”即通常所说的正体,属官方认可并通行于正式书写场合的字体,也可称为官方字体。与正体相对应的称为俗体,即民间使用的字体,通常用作不太正式的书写需要。书法的正、俗两体各有分工,但并非固定不变,而是随着社会文化的发展需要,俗体可以转变为正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