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行政主导到制度化协同推进——政府数字化转型推进机制构建的浙江实践与经验

数字革命需要政府从科层体制转变为全新的组织框架。政府数字化转型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表明,除了先进的技术支持外,实现数字化转型更需要通过推进机制去主动构建与信息技术应用相配套的组织制度、管理机制、组织架构、组织文化及组织人员。在数字化转型相对成功的背后,浙江构建了较为完善的数字政府建设推进机制。这一推进机制的发展脉络是逐渐由行政主导转变为制度化协同推进,形成了涵盖法制保障、领导体制、管理体制、跨部门在线协同机制、考核机制等方面的一整套较为成熟和定型的正式制度与管理机制,从而使立法部门与行政部门以及行政部门内部各层级各部门在推进政府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中紧密协同,为数字化转型提供了稳定的动力结构。

量刑建议“检察主导”的逻辑解构与制度重塑

针对认罪认罚案件,量刑建议制度采用“检察主导”模式。“检察权决定”和“检察权裁判”分别主导量刑建议的生成与采纳。“检察主导”的形成既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本质属性与功能定位有关,也与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中的职权行使原则和角色定位相关。“检察主导”不仅契合我国刑事诉讼职权主义传统和“层控式”结构,而且可以保证控辩合意的兑现、激励被追诉人认罪认罚以及提升诉讼效率。但是,当前“检察主导”也存在无法切实保障被追诉人对量刑建议的“有效同意”、容易僭越司法最终裁决原则等弊端。对此,检察机关应通过开示主要证据、实行有限抗诉、强化释法说理等,重塑“检察主导”下的控辩、控审关系,避免“检察主导”的失范化。

行政契约适用民事合同相关制度缘由、标准及方式研究

行政契约作为公法上意思一致的产物,与民事合同具有天然的相似性。在行政实践中,行政契约适用民事合同相关制度主要有三个方面原因:行政契约理论与制度的发展相对具有滞后性、行政契约实践层面的必然要求以及契约共通性质的必然体现。上述原因使得行政契约适用民事合同相关制度的标准体现在合法性标准、公益优先标准、行政行为行政性标准以及权利性质相似性标准。此外,行政契约适用民事合同相关制度的方式主要有直接适用与类推适用。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重罪案件中的适用分析——以检察机关的主导责任为视角

检察机关作为侦查质量的评价者、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适用者、司法资源的调控者、犯罪嫌疑人诉讼权利的保障者,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适用过程中承担主导责任。受合法性义务和客观性义务制约,检察机关应当恪守客观中立的立场,进一步强化履职能力,加强与辩护人的沟通协商,提高量刑建议水平,保障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顺利运行。

行政主导式制度建构的内在机理——广州番禺新农合的制度经济学解析

为防范医院的道德风险,番禺新农合建立了一套多层次的监控与制约制度。从制度的设置与运作过程来看,该制度最鲜明的特征就是依托于行政权威,行政主导贯穿整个过程。番禺新农合中的行政主导,源于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是制度惯性的体现。同时,依托于行政权力,能够成功动员行政体系的支持,也有利于新制度的有效运转。

论香港立法会选举制度对行政主导制的影响及出路

香港立法会选举制度是一种混合选举制度。地区直选制度导致行政与立法关系的紧张;功能界别选举制度有利行政主导制的运行。功能界别选举制度也存在缺陷,但要讨论的不是其存废的问题,而是如何完善的问题。香港立法会选举制度要进一步完善:首先,地区直选制度要设定法定的当选门槛功能。其次,界别选举应进一步民主化以适应普选,一是将功能界别选举变成一种提名程序;二是取消公司和团体票,只由个人投票。

政府主导型职业体育制度的创新约束机制研究

依托制度经济学的基本理论,从意识形态资本的反向拉动、制度创新供给的成本约束、制度创新有效需求不足和我国职业体育的制度变迁模式的规定性约束四个方面论述了政府主导型职业体育制度创新的难度。旨在从理论上进一步说明目前产生职业体育制度调整阻力的原因,试图为我国的职业体育制度创新与发展提供理论依据。

行政契约的诉讼制度架构探微

行政契约在行政与合意两方面的混合特性决定了必须要有与之相适应的解纷规则。行政诉讼是解决行政契约争议的最佳渠道,然而我国现行的行政诉讼制度尚缺乏有效解决此类争议的能力。针对行政契约案件,现行行政诉讼制度迫切需要在受案范围、审查原则、举证责任以及法院审理程序与判决等方面有新的建构或改进,在行政赔偿与补偿规则上也需要有相应的突破。

以科研为主导的导师负责制和资助制的制度困境及其对策

以科研为主导的导师负责制和资助制在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中被寄予厚望,但该制度自身面临着需要支付直接成本、间接成本以及会引发机会主义行为等诸多制度困境。只有坦然接受不可避免的直接成本,通过完善相关政策措施减少间接成本和相关机会主义行为,以科研为主导的导师负责制和资助制的预期才有实现的可能。

日本“政府主导型”经济制度的缺陷

日本在实现工业化过程中,政府对经济的指导和干预政策促进了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使日本经济发挥“后发优势”,在短期内“追赶”上西方发达国家。然而,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经济正是在政府对经济的判断错误及政策的失灵下才一步步走向长期萧条。面对日本政府对经济形势的判断错误及政策的失灵,人们又开始反思“政府主导型”制度安排的弊病。本文认为,以政府主导为特色的强制性制度安排的积极效果必须以制度代理人正确地判断经济发展形势,并采取相应的政策和措施为前提,否则,将会出现“政府主导型”制度的缺陷。

法国金融制度:由非典型的银行主导型向市场主导型演进

本文首先从量性分析角度通过对近二三十年来法国非金融企业融资结构和美国、英国、德国与日本的比较,发现了其演变趋势和特征,然后结合对企业同银行与金融市场的关系变化的质性研究,展示了法国金融制度从非典型的银行主导型向市场主导型演进的趋势和脉络,并试图探索这种正在进行的渐进式金融制度变迁的原因。

基于国家主导的科研评价模式的制度逻辑

伴随着巨额科研经费的投入,人们迫切要求提高科研质量,并且对科研经费的分配和使用问责。为此,世界各国建立了周期性的国家主导的科研评价制度。目前国际上较有影响的国家主导的科研评价制度主要有国家评级模式、与科研经费分配挂钩模式以及混合评价模式,这些模式的构建都是以公平、问责、激励为基础。借鉴国外的经验和做法,构建我国国家主导的科研评价制度需遵循学术优异导向、评价机制公开透明、学科分类评价、"质""量"兼顾等原则,并设计包括工作机构、工作程序及评价标准等在内的一整套科研评价制度。

政府主导建立国家基本药物制度机制研究

基本药物制度是我国药物政策的基础,也是保证我国居民,尤其是边远地区居民药品可及性与安全性的重要基础。党的十七大和新医改方案分别对国家基本药物制度的重要性进行了阐述,并将其作为近期5个医改重点之一。文章从政府主导、实现政府与市场良性互动的角度,对政府主导建立国家基本药物制度进行了阐述。

制度创新与法治:政府主导型改革的法律规制

我国改革遵循着由易到难,由经济领域到社会领域和行政领域,最后政治领域的逻辑次序,政府主导型改革是其根本路径。而改革中诸多问题的存在,保障和促进公民权利的客观需要,使对政府主导型改革进行法律规制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时代要求。政府主导型改革的法律规制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从改革方式、民众参与等多层次进行法律制度保障。

论建立学术权力主导的现代大学制度

学术性是大学的本质特征。我国大学制度创新必须遵循大学的学术性本质,坚持以学术为主导,逐步建立学术权力主导的现代大学制度。实现这一目标面临诸多障碍,其可供选择的一条路径为:宏观上,落实和扩大大学自主权,彰显大学的学术性特征;微观上,以构建教授委员会制内部管理体制为突破口,重构大学内部权力配置模式,逐步建立"二元权力分离—学术权力主导"的大学内部权力运行模式。

中国政府主导型制度变迁的逻辑及障碍分析

通过对诺斯的工具理性主义制度变迁理论和哈耶克的演进理性主义制度变迁理论的梳理,阐述了中国市场化改革对两种制度变迁理论的检验,分析了政府主导型制度变迁的逻辑及障碍。

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变迁中政府主导逻辑的困境与超越

新中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变迁是一个由政府主导的制度变迁过程,政府主导逻辑内含于以需求诱致因素为基础的供给主导型制度变迁方式之中。本文尝试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对这一制度变迁进行研究,分析了政府主导逻辑的具体表现形式和特点,对制度变迁中政府主导逻辑面临的困境进行了剖析,对如何超越困境进行了探讨。

论中国“一元主导与多样共存”制度结构的逻辑依据和历史根源

"一元主导与多样共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结构。"一元主导"是指坚持社会主义因素的一元化主导地位,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统领全局;"多样共存"是指允许和鼓励多种非社会主义因素与社会主义因素多样共存、健康互动、共同发展,使社会更加富于活力。这一格局的出现,既有一般的理论根源,又有特殊的历史原因。

试论完善我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的主导原则与基本思路

土地制度是农村、农民、农业问题的关键。现行的家庭承包制在取得巨大成功的同时也暴露了其不足的地方 ,即在满足人人享有土地的基础上无法实现资源使用效率的最大化。以公平与效率的关系为基点 ,分析了我国农地产权制度的一系列改革试验 。

国有独资企业外部董事、外派监事会制度:一种政府供给主导型的制度安排

国家决定在国有独资企业中建立外部董事制度和外派监事会制度,这一制度无论从起源、发起过程,还是从其建立的社会基础看,都具有典型的政府主导型制度变迁的特点,因此,这一制度从本质上是一种政府供给主导型的制度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