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身份”到“契约”：当代中国农民公民身份的缺失与重构

公民是国家的基本因子,公民身份或公民资格是民主政治和现代国家治理的本质性内在规定。中国农民作为国家共同体的重要构成要素,农民获得平等公民权利和养成基本公民精神是民主国家建构的基本要求。当代中国农民不仅因国家的"政治屏蔽"面临着公民基本权利的制度性消解,而且也因农民公民意识的薄弱,农民身份面临着"自我锁定",这二者共同构成了当代中国农民公民身份缺失的两大根源。我国农村社会的现代化转型,其首要表现为农民的"公民化",即"从身份到契约"的转变,既需要农民公民精神的养成教育,也需要农民公民资格的国家认可和承认。中国农民现代公民身份的建构与重塑是保障农民权利、推动乡村治理、巩固民主基础的重要路径和必然选择。

现代学校道德教育与两种社会形态

情感型社会形态和契约型社会形态是认识我国社会的状况和性质的一个社会学视角。这两种社会形态在我国社会中是一种共时性存在。在道德教育实践中 ,忽视这两种社会形态是学校道德教育缺乏针对性和实效性的重要原因。因此 ,学校道德教育实践应辩证地区分这两种社会形态 ,这实质上是正确处理学校道德教育与社会的互动关系 ,以此为起点 。

试析公民社会充分发挥作用的条件

从共时和历时的角度,分析公民社会充分发挥作用的条件。认为公民社会充分发挥作用既是生产力不断发展,社会分化、分层加剧、社会自主力量增加、权力不断让位于权利的历史过程;同时,公民资格的获得、一定量的非政府组织、法律至上、认同规则的契约型社会、民主的政治环境,也是公民社会发展、并充分发挥作用的共时条件。

比较哲学视野下的传统农业社会与海洋社会

中国和西方具有不同的哲学传统。从孔子推崇"亲亲相隐"和苏格拉底支持"告父杀人"可以看出,中国重视道德理性,西方重视知识理性。在不同传统的支配下,中西形成了不同的社会形态,即农业社会与海洋社会。本文从结构模式、形成原因和精神特质三个维度对这两种社会形态进行了初步比较。

公民道德教育与社会形态分析

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中人们的生活方式、人际关系、价值观念、道德风尚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产生着激烈的冲突。从情感型社会形态和契约型社会形态的视角分析当前公民道德教育问题具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法律与民间习惯社会共治之现实可能性--结构功能主义的视角

法律与民间习惯的多元共治应当是社会规则治理的必选项。在结构功能主义看来,法律抑或民间习惯与政治或经济子系统形成功能耦合的前提是,其存在条件由自身或社会结构的政治或经济子系统所提供。法律从单向度的价值法走向契约型的实证法,国家强制力不是构成要素而是实施保障。法律以形式上的理性化和适用上的普遍化为主要特征,内生于契约型社会;民间习惯具有原生性、特殊性和圆融性,内嵌于范围狭小的合作型社会,以价值认同与舆论压力为实施保障。当代中国社会既不是单一契约型社会也不是单一合作型社会,而是契约型因素和合作型因素兼有的混合体,中国社会规则治理应当转向法律与民间习惯的二元共治。

中国与西方法治本土资源的比较

目前国内学界对西方法治文化中具体的法学流派、思想制度以及产生的历史背景分析较多,而对孕育这些先进法律思想、制度的"本土资源"却少有涉及,"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法治本土资源的重要性毋庸置疑,正如英国法学家梅因所说,"所有进步社会的运动,到此处为止,都是一个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而传统的中国社会恰恰是一个讲求等级和身份"伦理型"社会,而非近代西方意义上的"契约型"社会,文中尝试比较中西方文明从诞生起在经济基础、人文精神、社会结构等方面产生的诸多差异,以让读者更清楚认识到在构建社会秩序的方向上——法治本土资源究竟产生了怎样根本性的影响,希望在当今法学界大多数学者都在追求如何有效进行法律移植的学术氛围中,让更多的人能关注到更深层次的法治人文精神层面改造的重要性。